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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歷史意義探析
2019年10月31日 10:55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期 作者:李穎 字號
2019年10月31日 10:55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1期 作者:李穎
關鍵詞:大革命/中共四大/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

內容摘要:中共四大是黨的歷史上一次重要會議。本文從黨的奮斗史、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三個方面,考察了四大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關注到四大所作議決案中的三個“首次”:一是提出內涵較為豐富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思想,對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等作了新的闡述,在理論上提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幾個基礎觀點;二是將組織建設提升為黨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問題;三是開啟群眾性政黨的新階段,對黨的自身建設起到了開創性作用。

關鍵詞:大革命/中共四大/奮斗史/理論探索史/自身建設史

作者簡介:

  三、四大對黨的自身建設的開創性作用

  1924年6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五大從資本主義世界有可能出現暫時穩定這一情況出發,提出共產黨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的任務。半年后召開的中共四大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對于各種政策的決定。”(41)為了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政治任務的完成,四大對黨的自身發展等問題提出新要求,制定新舉措,在黨的建設史上發揮了開創性作用。

  (一)首次將組織建設提升為“吾黨生存和發展”“最重要的問題”

  四大通過的《對于組織問題之議決案》明確指出:“大會以為在現在的時候,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為什么到了四大,組織問題被作為黨生死存亡的“最重要的問題”提出來呢?

  顯然,共產國際五大提出的各支部“布爾什維克化”的任務是個起因。“布爾什維克化”首先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活動的一切方面體現布爾什維克原則,加強黨的組織工作。共產國際的要求固然不容忽視,但更重要的是中國革命運動和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自身發展的迫切需要。

  1924年5月,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召開。在會上,黨組織發展緩慢的問題被突出地提出來。以上海為例,“以前有黨員56人,但現在確數只有47人”,其中原因有三:一是“因同志現注意國民黨中的工作,所以對于一般人,都介紹他進國民黨去了”;二是“介紹為本黨同志,務在嚴極,故新黨員人數自然不易驟增”;三是“同志宣傳自亦有不曾用力的地方”,很多“都消沉濡滯得很”。由此,會議議決案明確提出:“在大產業的工人里擴大我們的黨,是現時的根本職任之一。”(42)會后執行情況如何呢?正如四大指出的:無論在中央還是在地方,“在同年八月之前多未實行”。其中,“除開客觀的原因,經濟與人力之缺乏,軍閥之壓迫,許多負責任的同志們之被捕”,更重要的原因是“各級負指導責任的同志們對于該議決案之實行多分忽略,各地方的黨員對之未有充分了解”。(43)

  為什么會出現上述情況呢?這與各級負責同志及各地黨員的認識水平有關,但也與該議決案本身理論上的不足有關。正如蔡和森所說:對于這些問題,“都沒民族革命的理論從各方面加以詳細的分析,和正確地訂出共產黨在民族革命過程中對于社會各階級的態度和關系”(44)。確實,五月擴大會議只強調黨必須加強在產業工人中的工作,但對黨的組織問題的全部內容及其重要地位并未作出明確而充分的闡述,這必然制約黨的組織工作的開展。

  事實上,黨成立之后,組織發展一直不快。全國黨員人數一大時50余名,二大時195名,三大時420名,到四大時也不過994名(45)。從三大到四大一年半時間,黨員人數僅增加一倍多一點。與此同時,國民黨黨員人數的發展卻突飛猛進。國共合作之初國民黨僅有黨員5萬多人,到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時,已經發展成為擁有50萬黨員的大黨。所以,四大通過的篇幅不長的《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之議決案》,特別公開批評了組織工作中的“錯誤”。這時,由于黨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因而必須解決自身的組織建設問題,以強有力的組織工作來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取得和實現。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四大明確提出組織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決定從各個方面加強黨的組織工作,開創了黨的組織建設歷程中多個第一。一是第一次成立中央組織部。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組織部“內有黨員調查登記、工作分配、黨員訓練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調動,均由陳獨秀先生以組織部長的名義,提交有關的會議通過任命”。(46)四大成立中央組織部后,大大加強了中央對各地黨組織的領導。二是第一次確定支部為黨的基本組織形式。為了強固黨的基礎,并有利于擴大黨的力量,四大對黨章作了修改,將黨的基層組織由黨的小組改為黨的支部,并將原來章程中“有五人以上可組織一小組”,改為“有三人以上即可組織支部”。四大還規定了支部的設置原則、工作任務和職責、組織制度、活動方式。四大把支部確定為黨的基本組織,這在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中具有奠基性的作用。同時,對支部建設作出的具體規定,表明黨開始了對支部建設理論的積極探索。三是簡化入黨程序,積極吸收工人、貧農和一般革命分子入黨。四大要求各地改變吸收黨員必須經過“十人團”或社會主義青年團等“實與吾黨組織的原則相違背”的做法,使有階級覺悟的分子能夠“直接加入本黨”。四是提出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和建立黨的組織。四大決定,為著擴大黨的數量,除上海和廣東之外,應特別注意在湖南、湖北等地擴大黨的組織。在尚未建立黨組織的其他工業區及大都市,如東三省、河南等地,也應努力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特別是在工廠、路礦和農會中,將有階級覺悟的分子接收入黨,建立支部。五是第一次明確提出建立黨團。四大指出:“吾黨在國民黨及其他有政治性質的重要團體中,應組織黨團,從中支配該團體的活動。”(47)四大開始重視加強對群眾團體的政治領導和工作指導,這不僅進一步密切了同群眾的聯系,而且為今后黨更有效地實施對各群眾團體的統一領導作了有益的實踐和探索。

  (二)首次通過關于宣傳工作專項議決案

  思想理論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黨的宣傳工作,提高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提高工農群眾的階級覺悟,是擴大黨的隊伍、加快黨組織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黨的組織發展工作總是與黨的宣傳工作緊密相聯的。黨成立之初,以極大精力領導工農群眾實踐斗爭,相比之下,盡管做了一些宣傳普及工作,但思想理論建設還未系統化、規模化。從黨初創到三大召開,都未曾通過關于宣傳工作的專門決議。從1923年11月中共三屆一次中執委會《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到1924年5月中執委會擴大會議《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的制定,黨對宣傳工作日益重視。四大在黨代會歷史上首次通過關于宣傳工作議決案。

  大會肯定了幾年來黨的宣傳工作在革命運動中所起作用,同時指出,三大以后黨在宣傳工作中過分地著重資產階級的力量忘記自己階級的宣傳,滋長了右傾錯誤,同時也存在“左”傾觀念。大會批評了黨的宣傳工作中的缺點,即:1.黨中政治教育做得極少。2.過去在職工運動中常因太偏重機關式的組織工作,竟使黨的宣傳和階級教育“未得輸入工人群眾,以致基礎不固,完全經不得摧殘”。3.在群眾中的政治宣傳常常不能深入,尤其在知識分子中,很少注意共產主義理論的宣傳和引導。

  大會詳細規定了“重新整頓”宣傳工作的12項具體辦法,包括成立中央宣傳部;辦好《向導》《新青年》《中國工人》《黨報》等報刊;編譯關于列寧主義、國際政策、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工人常識的小冊子;各黨員對外發表之一切政治言論,尤其是在國民黨中發表的一切政治言論,完全應受各級執行機關的指揮和檢查;各地要利用每個群眾集會,實行我們廣大的宣傳和鼓動工作,在這種工作中傳單小冊子的內容、講演人的口號均宜十分切合群眾本身實際要求,等等。(48)

  四大在深刻分析以往宣傳工作中的缺點和不足的基礎上,制定的方針政策有很強的理論指導意義,同時注重范圍的廣泛性、措施的具體性和細節的生動性,特別貼近群眾、接地氣,對今天黨的宣傳工作仍具有借鑒意義。

  (三)開啟“群眾性政黨”新階段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根據列寧建黨學說建立起來的。1921年誕生時,全國只有黨員50多人,還不是一個群眾性的黨,黨的創始人當時還沒有建立一個群眾性政黨的意識。一大通過的黨綱就規定:“徹底斷絕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的一切聯系。”黨的第一個決議也指出:“只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1922年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綱領,改變了一大提出的不與知識分子和其他黨派聯系的政策。大會通過的《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能夠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的群眾黨”。這里“大的群眾黨”的內涵,不是針對黨本身的成分而言,而是指工作對象,即要“到群眾中去”,“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廣大的群眾里面去”。而對于黨本身的構成,更強調“共產黨是工人的先鋒,是工人的政黨”。(49)

  1922年底,共產國際四大通過《關于東方問題的總提綱》,并專門作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的決議作為對總提綱的補充。該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參加工人階級的自發斗爭,但是,“他們還未能貼近人民群眾”。決議要求:“為了在這場斗爭中能代表一種實際的力量,共產黨人應該將自己的主要注意力用于組織工人群眾、成立工會和建立堅強的群眾性共產黨方面。”(50)這里,共產國際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建立“群眾性共產黨”的建黨目標。但是,這一建黨目標,首先遭到了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馬林的堅決反對。1922年8月西湖會議后,馬林返回莫斯科,他在12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發言表示:“那些希望把我們的力量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群眾性共產黨的人,在我看來是完全不顧現實情況的。”(51)年底,馬林在與越飛共同擬定的《關于我們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國的工作問題》的提綱中提出:“為了幫助中國實現統一,必須立即著手把中國最大的、真正的政黨國民黨建設成為一個群眾性的政黨。”(52)1923年共產國際一月決議一方面同意馬林提出的國共實行黨內合作的提議,另一方面又不顧馬林的反對,強調在國共合作中,“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53)。這樣,在共產國際內部就產生了兩個建黨目標之爭。

  對于共產國際1923年一月決議,馬林只接受關于國共實行黨內合作的指示,而對“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仍然持反對意見。這樣,在馬林指導下召開的中共三大指出:“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另造一個比國民黨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并宣稱:“工人階級尚未強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強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群眾的黨。”(54)

  轉機發生在1924年初,共產國際指派維經斯基替換馬林為駐華代表。4月,維經斯基第二次來華。上年的5月,共產國際給中共三大的指示正是由維經斯基起草的。該指示指出:“鞏固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55)中共收到這份指示時,三大已經閉幕。而這封指示的起草者維經斯基參加了四大文件的起草工作,還在會前“審定了”大會的“基本材料、提綱等”(56),所以繼續貫徹共產國際給三大的指示精神則成為必然。同時,到四大召開時,中國革命的情形與以前大不相同。國共合作的形成,直接推動了大革命的進程,各種革命力量迅速發展起來,客觀上也要求黨加強對這些力量的宣傳、吸引和組織。由此,群眾性政黨的建黨目標應運而生。

  雖然四大通過的黨章和各種議決案中,并沒有出現“群眾性政黨”這一概念,但其思想卻體現在大會制定的加強黨的組織、宣傳等建設的各項政策之中。正如蔡和森指出的,以前是宣傳的時期,現在到了行動的時期,使黨走上領導群眾的路上去,且是走上廣大的道路。所以,四大“是形成群眾黨的開始的基礎,因此在黨的歷史上有很大的意義”。(57)彭述之也說:“在此次大會上的空氣極好,現出和衷一致的精神。”“現在可以說我黨自經此次大會之后,我黨已由小團體而轉入真正的黨的時期了。”(58)

  到1925年10月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召開時,黨員人數已由四大時994人發展到3000人(59)。到1927年五大時,更是發展到57967人(60),是四大時的58.3倍,成為黨的歷史上黨員人數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正如1925年10月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指出的:四大以來全國風起云涌的國民運動,“均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是這些運動實際指導的中心”,“我們的黨已由小團體逐漸走到成為群眾的大黨,這是擴大會議認為最滿意的。”(61)

  四大在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和與其密切相聯的工農聯盟問題上實現了重大突破,在黨的建設上也有諸多重大建樹。四大后,黨領導的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迅速發展。可以說,四大是中國大革命高潮的起點。

  同時,我們應當看到的是,四大對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仍有歷史局限性。比如,對如何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遇到的復雜問題,并沒有作出特別明確和具體的回答。四大不懂得除了發展自身組織外,掌握武裝和政權同樣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關鍵。再比如,在工農聯盟問題上,四大雖然對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已經有所認識,還提出“拒絕交納陋規及一切不法征收”“反對土豪劣紳”和“反對苛稅”(62)等主張,但并沒有從理論上明確闡述解決土地問題對發動農民的極端重要性,從而對從減租、反對苛捐雜稅到土地革命這一革命發展趨勢缺乏預見和認識。這些弱點和不足,是當時歷史條件決定的。四大召開時,畢竟黨成立才短短三年半。任何一個年輕的政黨,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認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作為后人也不應對其苛求。

  作為中國共產黨探索進程中重要一環,作為黨的歷史上一個重要節點,四大充分體現了黨的奮斗史、理論探索史和自身建設史三者的辯證統一關系。黨在革命實踐中遇到新情況新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創造新的科學理論,這些科學理論被黨掌握后,又反過來指導革命實踐向前發展。由此,周而復始,循環往復,黨不斷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帶領人民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參考文獻:

  ①在新中國成立前中共召開的7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迄今只有陳獨秀所作的四大政治報告未被發現。

  ②以“中共四大(1925)”為篇名,通過中國知網(http://www.cnki.net)檢索,結果顯示:截至2014年5月,僅有26篇專題論文,其中2005年中共四大召開80周年之前僅有4篇,最早一篇發表于1990年。

  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54頁。

  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10頁。

  ⑤安徽大學蘇聯問題研究所、四川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譯:《1919-1927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輯》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第72頁。

  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5、212—213頁。

  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61頁。

  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29頁。

  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63頁。

  ⑩轉引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121頁。

  (1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45、248、250—251頁。

  (1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23—225頁。

  (13)轉引自《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上冊,第128頁。

  (14)《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15)中共四大史料編纂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第308頁。

  (16)《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頁。

  (1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32—133頁。

  (1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76—277頁。

  (19)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2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399頁。

  (2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第470—471頁。

  (2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307頁。

  (2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185頁。

  (2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第76、79頁。

  (2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349頁。

  (26)鄭超麟:《懷舊集》,東方出版社(內部發行),1995年,第98頁。

  (2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5—222、213、244頁。

  (28)《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頁。

  (2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97、131、198、277頁。

  (3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頁。

  (31)《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頁。

  (32)《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第79、78頁。

  (3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39頁。

  (34)《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39—244頁。

  (35)《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8—1479頁。

  (36)《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33頁。

  (37)參見《關于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彭述之給中共旅莫支部全體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3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15頁。

  (3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22頁。

  (4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50頁。

  (4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08頁。

  (4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35、73頁。

  (43)《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58頁。

  (44)中央檔案館編:《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第60頁。

  (45)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第1卷上冊,第67、79、108、126頁。

  (4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2冊,東方出版社,1991年,第11頁。

  (4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60頁。

  (48)《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54—257頁。

  (4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1、6、162、154頁。

  (50)《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161、163頁。

  (51)《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182頁。

  (52)李玉貞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第100—101頁。

  (53)《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第76—77頁。

  (54)《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冊,第258—259頁。

  (55)《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1輯,第79頁。

  (56)《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卷,第561頁。

  (57)《中共黨史報告選編》,第64頁。

  (58)《關于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彭述之給中共旅莫支部全體同志的信》(1925年2月2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59)《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541頁。

  (60)《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7年4月29日),《中共黨史資料》1982年第3輯。

  (6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540頁。

  (62)《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冊,第2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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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穎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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