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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時間與空間: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的思考
2021年06月28日 09:05 來源:《國外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作者:胡鍵 字號
2021年06月28日 09:05
來源:《國外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 作者:胡鍵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摘要:全球化是一個老話題,但在新冠肺炎病毒肆虐下,全球化又成為一個熱點話題。全球化本身發軔于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是一種客觀趨勢,但人類中心主義的邏輯和人類的貪欲,促使人類文明以不合適的方式嵌入“異類文明”。于是,全球化進程就變成了人類文明“攜帶”著“異類文明”向全球拓展的進程。加之資本、技術、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對全球化的賦能,全球化的時間軸和空間域都被這些因素嚴重扭曲。于是,全球化時代便成為一個充滿了全球風險的時代,風險的全球化使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是孤島,盡管抗疫促使各國不得不相互隔離,但全球合作的愿望和實際行動從來沒有停止。這恰恰表明以逐利為目的的全球化所遭遇的困境,促使人類進行必要的反思;而以擺脫疫情困境和促進人類文明發展合作為目的的全球化,則通過云端而演繹著全球的“同一個世界”。

    關鍵詞:全球化時間軸空間域新冠肺炎病毒風險社會

    作者簡介:胡鍵,上海社會科學院軟實力研究中心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全球化是一個老話題,但每一次世界出現重大事件的時候,全球化都會成為一個焦點性話題。從“西雅圖抗議”引發的反全球化現象以來,世界歷經了“9·11”、金融危機,以及美國“特朗普現象”等重大事件。學術界幾乎把每一次事件都與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全球化聯系在一起,認為事件改變了世界,尤其是對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和全球化都產生了巨大沖擊。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肆虐,也同樣引發了學術界的激辯:全球化是否全面停止?中美是否走向新冷戰?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充斥著世界各國的主流媒體和各種自媒體。全球化的未來究竟走向何處?我們不能僅僅以想象的知識和有限的感性認識來推導,而應該從歷史中去尋找啟示。歷史雖然不會重演,但歷史對現實乃至未來往往具有昭示作用。

    一、全球化在時間軸上的濫觴

    雖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揭示的全球化是濫觴于資本擴張的經濟全球化。但是,全球化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共產黨宣言》只是告訴人們全球化的客觀事實。當然,他們的確論及了全球化的原因是資本的對外擴張,也闡述了資本唯利是圖的本性是對外擴張的原動力。但是,全球化的內涵遠遠比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內容要豐富和復雜。

    中世紀中期(公元1000—1300年),是歐洲發展的關鍵時期,在主流歷史學家看來,中世紀是最黑暗的時代,然而美國學者本內特(Judith M· Bennett)和霍利斯特(Warren Hollister)指出,中世紀中期的歐洲,“人口逐漸增長,財富得以匯聚,城市得到發展,教育得到振興,疆域也在擴張”。塔納斯(Richard Tarnas)也認為,在人口增長、農業改善和貿易發展的前提下,歐洲“具有古老封建秩序固定不變的世界正讓位于一個新世界”。到14世紀初期,此前數個世紀的人口劇增終于達到了頂點,歐洲面臨著人口過剩的局面,而生產力卻在下降。因此,14世紀初歐洲的經濟面臨著這樣一種處境:有更多的人需要養活,有更多的地租,有更多新的賦稅,有更嚴重的資源稀缺。到了1315年終于爆發了大饑荒,一直延續到1322年,歐洲因饑荒死亡的人數達到了歐洲總人數的一成。此外,各種牲畜尤其是牛、羊等大規模死亡,歐洲到了舉步維艱的境地。14世紀前半葉,歐洲從大饑荒喘過氣來后,本可以有更大的發展,但1347年歐洲開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瘟疫即“黑死病”。有研究表明,病毒忽隱忽現地在歐洲飄蕩,一直到1721年才正式得到了控制。“黑死病”肆虐高峰期奪走了歐洲大約1/3人口的生命,在部分人口密集的城鎮,死亡率甚至超過了50%。

    無論那場“黑死病”爆發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饑荒與瘟疫確實促使歐洲人到遠方去尋找新的“流著奶和蜜的迦南地”,從而有了歐洲人的海上探險,實現了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并返回歐洲的環球航行。由于新航路的開辟和此前已經出現的商業結合,商業貿易的規模和對外輻射力都大大提升。加之一些革新技術的成果已經應用到生產實踐之中,歐洲不僅是在復蘇發展中走出中世紀的,而且是在從西歐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告別中世紀的。我們可以看到歐洲中世紀這樣一種歷史進程:人口過剩——饑荒與瘟疫——新航路開辟——經濟發展與人口增長。所以說饑荒和瘟疫不僅沒有使世界相互隔絕開來,反而正是饑荒和瘟疫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們尋找新的生存空間和創新生存技術。

    瘟疫促使歐洲人去思考:如何拯救人類自身?14世紀的“黑死病”促使人們尋找新的大陸,瘟疫蔓延到17世紀時則促使人們思考如何從技術上控制瘟疫。人們已經得知,新的大陸是有限的,但技術一旦突破則可以發揮長久的功效。當時技術的突破,一是體溫計的發明,意大利生理學家圣托里奧(Santorio)根據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的相關技術成果,設計了體溫計和一種比較米波快慢的脈動計。體溫計的發明對了解人體因外界原因包括病毒的影響而發生的變化具有重要作用。二是英國生理學家哈維(William Harvey)發現了血液循環,他應用活體解剖的實驗方法,直接觀察動物機體的活動;同時,他還精密地算出自左心室流入總動脈和自右心室流入肺動脈的血量。三是英國生理學家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意大利生物學家馬爾皮基(Marcello Malpighi)、荷蘭微生物學的開創者雷文胡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等發明了用于觀察微觀世界的顯微鏡。顯微鏡的發明使人類的認識第一次進入一個陌生的微觀世界。由此可見,科學革命遠早于工業革命。

    史學家都承認,工業革命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那時的英國已經是歐洲最發達的國家,是“世界工廠”。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對1750年的英國有過描述:“這是一個富裕的國家,主要因貿易和經營而致富;這是一個強大又可畏的國家,不過這種實力主要建立在那種商業性最強、貿易氣最重的武器——海軍之上;這是一個擁有非凡自由和寬容的國度,而這種自由和寬容又與貿易和中產階級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工業革命以蒸汽機、紡紗機為主從而導致經濟增長和社會轉型。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也認為,“18世紀50年代至19世紀30年代期間,英國紡紗的機械化,使單個生產力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國在總的世界制造業中所占的份額激增……隨著它使自己成為‘第一工業國’,其份額繼續增加”。在他們之前,恩格斯在1844年撰寫的《英國狀況》一文中就列舉了18世紀中期英國的一系列發明,“這些發明使社會的運動活躍起來。它們的最直接結果就是英國工業的興起,首先是紡織業的興起”。因此,作為“世界工廠”的英國就成為“農業世界的偉大的工業中心,是工業太陽,日益增多的生產谷物和棉花的衛星都圍繞著它運轉”。于是,馬克思、恩格斯認識到:“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

    工業革命似乎僅僅是生產工具意義上的革命,但實際上由于遭受一次又一次瘟疫的肆虐,在此之前的科學技術尤其是醫學及醫療技術的發明創造更早于生產技術的發明創造,甚至可以說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是工業革命的先導。當然,馬克思、恩格斯使用的是階級—資本邏輯分析方法,主要是為了揭示資本的本性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所以即便他們關注到科學技術包括醫療技術領域的發明創造,也因它們與他們所要分析的對象關系不大而被刻意回避了。同時,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全球化內涵主要是經濟意義上的全球化,是資本為了滿足其唯利是圖的本性而對外擴張的全球化。然而,回溯歐洲中世紀中后期的歷史,我們發現全球化的內涵似乎遠遠超過經濟的含義,饑荒與瘟疫促使歐洲人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個過程不僅開辟了新航路,而且也的確發現了新大陸,這為后來的商業資本進行商業擴張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見,歐洲走出中世紀固然與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有關,但同時與人文主義引發的技術創新也有關。由于技術創新,歐洲一方面在歷史的時間軸上走出了中世紀,另一方面也在空間上走出了歐洲。

    二、全球化在時間軸上的嬗變

    全球化客觀上是一個二律背反,但全球化的內涵在時間軸上是不斷變化的。首先,全球化從目的與動機來看是歐洲人為擺脫饑荒、瘟疫以求生存而走出歐洲大陸的過程,并逐漸轉變為在全球追求利潤的過程。大饑荒的悲劇以及隨后的瘟疫促使人們努力尋找新的生路,但求生存的欲望與早期商業資本的發展而引起的騷動于心的欲望,從一開始就結合在一起了。只是生存的威脅暫時掩蓋了資本的欲望而已,但資本的欲望從來就沒有被抑制,始終有一種向外擴張的沖動。早期商業并不存在資本過剩即“利潤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潤量的增加來抵消的那種資本——新形成的資本嫩芽總是這樣——的過剩,或者是指那種自己不能獨立行動而以信用形式交給大經營部門的指揮者去支配的資本的過剩”。后來隨著經濟形勢的復蘇和發展,資本集中壟斷的情形也越來越嚴重,資本過剩的情況也就日益突出。在這種情形下,解決利潤率下降的唯一手段就是資本輸往國外,“因為它在國外能夠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這就是資本擴張的過程。而在1400年以后,借助于造船技術、航海技術和海軍裝備技術的進步,資本對外擴張就更加便利了,而且資本也超出了經濟的職能逐漸具有了政治的職能。資本擴張不僅有“劍”而且還附上了基督教的“靈魂”。因此,資本逐利的對外擴張過程也是一個西方文化擴張的行為。

    其次,全球化在文化上是一個分為“基督教世界”與“非基督教世界”的過程。有一種說法,資本的對外擴張源于基督教的擴張主義,而且“為了使異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會總是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但究竟是基督教的擴張促使了歐洲資本的擴張,還是資本的擴張附加了基督教傳播“福音”的內容,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并無可靠的證據。不過,基督教會的確在11—13世紀的近200年里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宗教軍事行動即十字軍東征,目的就是要“收復被阿拉伯穆斯林入侵占領的土地”,尤其是“圣城”耶路撒冷。十字軍東征被史學家認為“聚合了當時三大時代熱潮:宗教、戰爭和貪欲。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沒有基督教的理想主義,那就不會有十字軍了;然而,從異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使其重新對基督教朝圣者安全開放的夢想,若沒有新土地上滾滾財富的誘惑,也不會如此誘人”。也就是說,基督教的戰爭擴張不僅始終是與財富、貪欲聯系在一起的,而且其矛頭主要就是針對“非基督教世界”。不過,全球化開啟以后,始終伴隨著兩個過程:一是歐洲化過程,二是基督教改造過程。這兩個過程不是分開的,而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歐洲化的過程是指歐洲內部的同質化過程,所謂文化同質化就是要求歐洲人皈依基督教,所謂基督教化則是歐洲人在資本殖民擴張的過程中也必須用基督教“教化”東方“野蠻民族”。歐洲內部的歐洲化是非常成功的,幾乎所有歐洲邊緣民族最終都皈依了基督教。但是,基督教化過程并不順利,尤其是在東方中國,鴉片戰爭之前,歐洲傳教士先于資本來到中國,最初也許是傳播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科學知識以及“上帝的福音”,以便對“非基督教世界”進行“基督教化”改造,這種情況在鴉片戰爭以后就更加突出。各種西方科學知識,諸如天體理論和與此相關的歷法知識很受當時中國士人的歡迎,而“天”“天主”“天堂”等的天主教思想則因為與中國佛教、道教、儒教的思想有著直接的沖突而受到拒斥。

    再次,全球化在地域上是一個將世界分割為“東方與西方”的過程。全球化是西方向東方擴張的過程,東方進入近代的一個重要標志是東方民族意識覺醒。中國的民族意識覺醒正是因為鴉片戰爭,此前只有“華夏”與“蠻夷”,而無民族主義之說,如果存在著民族意識,那也是在“夷夏”觀念的框架之下的對視,而不是現代政治框架中的民族主義。于是,在東西方對視與比較之下,東方才知道自己的落后,特別是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曾經的泱泱大國內部一些士大夫意識到向西方學習的重要性,從而有了林則徐的“放眼看世界”、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等主張。這些主張為中國的現代化點燃了星星之火,它歷經了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等,也歷經了器物文化—制度的變革向觀念層面變革的轉化和突進,但它并沒有在中國成為一種燎原之勢。五四運動之后,現代化的命題在文化走向的討論中成為時代的強音,但對于“現代化究竟是什么”卻長期存在著爭論,當時中國報刊上所討論的現代化就是“西化”與“歐化”。中國知識界的這種主張又恰恰與西方對東方的訴求是一致的,盡管最終的目標不一樣。中國知識界的目的無疑是民族復興,而西方的目的則恰恰相反,是要“使東方從屬于西方”;或者說,這個全球化進程最終“演變成一個沒有東方的全新的‘全球西方’,而它本來是必須面對東方來證明自身合法性的”。

    最后,全球化在人群上是一個區分“我們”與“他們”的過程。“東方與西方”“基督教世界與非基督教世界”等區別,最終要落到“我們”與“他們”的區別之上。中國因其獨特的文化和文明自然地成為西方眼里的“他們”,盡管利瑪竇也曾經冒宗教之大不韙而力圖證明基督教教義與儒家學說是相容的,包括在他后面來到中國的一些傳教士也有人試圖沿著利瑪竇的觀點繼續向前走,但耶穌教會對儒家學說的遷就,還是導致了它與天主教其他修會之間的矛盾與論爭,最后羅馬教廷裁決了耶穌教會的失敗。這看起來是基督教內部的爭論,但卻是因中國問題而起,最后的結果不只是耶穌教會的失敗,而是表明基督教世界對中國的態度,基督教建構起來的“中國”是作為一個“他者”即與基督教世界的“我們”不同的“他們”而存在的。如果聯系亨廷頓《我們是誰?》一書,我們便可以看出他在冷戰結束后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最終可以歸結在“我們”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白種人與“他們”非基督教世界的有色人種之間的沖突,因而表現為一種強烈的“盎格魯—撒克遜的種族民族主義”。這雖然是說美國內部的文化問題,難道不也正是關于全球化問題中“我們”與“他們”分割開來的一種情形嗎?

    三、全球化在空間域中的內涵

    全球化究竟是什么?學術界迄今也沒有達成共識。根據馬克思觀點,全球化與世界歷史是兩個并行不悖的過程,從特殊勞動向抽象勞動的轉變過程是勞動的異化過程,這個過程是生產使用價值的特殊勞動,是形成資本的過程;而生產交換價值的抽象勞動則是開拓世界歷史的過程。也就是說,馬克思思想中所包含的全球化意蘊主要是指一種資本對外擴張的現象。后來的大多數全球化論者也都持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全球化是市場的全球整合,是市場要素的全球性流動。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全球化……它的內容無論如何也不僅僅是,甚至不主要是關于經濟的相互依存,而是我們生活中時—空的巨變。”吉登斯在這本書中進一步從政治、經濟、社會、通信技術、民族國家權力、個人消費等方面闡釋了“時—空巨變”的具體內涵。赫爾德(David Held)等繼續沿用了“時空”觀念來解釋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這樣一種情形:“在經濟力量和技術力量的推動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個共享的社會空間;在全球一個地區的發展能夠對另一個地方的個人和社群的生活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可見,全球化的內涵的確包含資本的對外擴張,但全球化所覆蓋的領域大大超出我們的想象,顯然全球化的內涵被人為地且嚴重地窄化了。

    從全球化空間的角度來剖析全球化“空域”上的“要素”,首先,我們要重新理解“文明”這個概念的內涵。文明是長期沉淀下來的,有益增強人類對客觀世界的適應和認知、符合人類精神追求、能被絕大多數人認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發明創造以及公序良俗的總和。簡言之,文明與文化一樣,與人類結合在一起的才是文明,沒有人類活動痕跡的一切都不是文明。然而,從“文明”一詞的起源來看,它最初并非這種用法。根據《說文解字》:“文,錯畫也。象交文。”也就是說,“文”是象形文字,源于甲骨文的紋理縱橫交錯之形。“明,照也。從月從囧。凡明之屬皆從明。”《尚書·虞書·堯典》中有“欽明文思”四個字,唐代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對此進行了解釋:“臨照四方謂之明,經天緯地謂之文。”而“文”與“明”合在一起作為一個詞出現,最早見于《尚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這句話是用來形容舜:智慧深遠且文德輝耀,溫和恭敬的美德充滿于天地間。比《尚書》晚一些成書的《周易·文言》中也用了“文明”一詞,即“‘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意思就是“見龍在田”,天下萬物就得到光明普照而神采奕奕。以上表明,文明最初與人類的活動并沒有什么關系,而是一種自然狀態,后來人們借用這個詞來表達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的總和。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可以把自然界一切生物體的活動在地球所留下的痕跡——由于它標識著該生物體的進化、發展——稱為該類生物體的“文明”。當然,因為此類“文明”完全不同于人類文明,這里我們稱之為“異類文明”。

    我們不難發現,全球化的“空域”之中,不只存在人類不同民族、種族文明的全球拓展,而且存在“異類文明”的全球“蔓延”,各種病毒(半生物體)、病菌(微生物體)等作為“異類文明”存在于地球上的時間遠遠早于人類文明。人類史書關于病毒、病菌的記錄不會早于公元前2400年,大概是古代埃及紙書中的“Set”一詞,據推測極有可能是麻風。此后,關于疾病、瘟疫的記載就成為人類史書的常見內容。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病毒、病菌的“異類文明”就始于那時,而是人類對它們與人類文明交集的認識始于那個時候,在此之前,它們早就自然地存在于地球上。當然,病毒作為半生物體的“文明”現象存在,需要寄宿于生命體中,在人類出現在地球上之前,它們寄宿于其他動物身上。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人類文明與“異類文明”之間發生交集甚至是嵌入呢?

    一是戰爭。人類文明的全球擴展最初主要是基于戰爭。遠古的人類戰爭往往是人類早期全球化最重要的開拓手段,古代歐亞大陸上的民族遷移,都歷經了血與火的戰爭考驗。這種方式的全球化后來被定義為“地區間以及文明間的相遇”,“主要表現為軍事和文化強權的征服以及人口的遷移——特別是帝國的統治、世界宗教、游牧部落的入侵、農業的擴張,以及與它們相伴的人類疾病傳播”。戰爭也是擾亂人類文明與“異類文明”關系的因素。戰爭把病菌從一個地方帶到了戰亂的地方,而戰爭的環境更進一步助長了病菌的繁殖與傳播。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就描述過,發生在雅典的瘟疫,“起源于埃及上方的埃塞俄比亞的一些地方,由那里傳播到埃及和利比亞,以及波斯王國的大部分領土的”。希波戰爭后,瘟疫也就成功地從北非進入希臘地區。同樣,14世紀中期的鼠疫也因戰爭而起,1346年金帳汗國的蒙古軍隊圍攻克里米亞地峽的加法城時,把寄宿于亞洲腹地的野生嚙齒類動物身上的病毒帶到了那里,從而導致瘟疫愈演愈烈,又被在加法城里僥幸活下來的意大利商人通過商船帶到了歐洲各地。

    二是經濟開發和貿易。人類的經濟活動既是人類欲望擴張的行為表現,更是人類利用自然資源追逐利益的開發行為。而在這種行為之中對利益的追逐是充滿了競爭甚至是沖突的,一些擁有能力稟賦的人會獲得相應的資源優勢,另外的人則會對自然資源進行破壞性開發。無論是對自然進行過度性開發還是破壞性利用,人類在利益面前都會沾沾自喜。人類的悲劇也正是從不善待自然開始的。恩格斯就警示過:“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人類不當且充滿了貪欲的經濟行為正是病毒蔓延肆虐全球的根源。正如人類打開了自然界的“潘多拉盒子”一樣,各類病菌從自己的“文明”空間中走了出來。與此同時,資本的對外擴張還有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對外貿易。雖然馬克思說過,“在整個18世紀期間,由印度流入英國的財富,主要不是通過比較次要的貿易弄到手的,而是通過對印度的直接搜刮,通過掠奪巨額財富然后轉運英國的辦法弄到手的”。但貿易的確是資本開啟現代全球化的重要手段,貿易又將走出“潘多拉盒子”的病菌通過各種交通工具帶到各個殖民地,或者從各個殖民地帶到歐洲。因此,人類的經濟開發和貿易活動使人類文明在全球拓展的同時,也開啟了人類之外的“異類文明”的全球化進程。

    三是食用,也就是人類把野生動物作為食物來食用。盡管所謂的上帝與人類立約:“凡活著的動物,都可以作為你們的食物,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如同蔬菜一樣。”但是,人類如果真的相信所謂的上帝,那么天堂就真的存在了。一些被愚弄的民族和對自然界無敬畏感的民族真的把一切都看作是“為人類準備的”。人類食用野生動物的行為就是人類文明以錯誤的方式嵌入“異類文明”的行為。于是,各類病毒從過去的宿主(各類野生動物)進入人體,把人類的個體作為新的宿主。結果,病菌的“異類文明”從被動地進入人類文明之中轉變為積極地嵌入人類文明之中,人類文明的全球拓展同時也是病菌“異類文明”的全球化。

因此,從空間域上來看,以利益訴求為特征的人類文明的全球化因其失調而告一段落,但病菌等“異類文明”的全球化正狂飆突進,正如市場的發展往往忽略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和文化區別以及國與國之間的區別。“當前疫情的蔓延廣度和危害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一方面表現為對人類生命的威脅,另一方面表現為對世界民眾心理、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個領域造成的危害”;“異類文明”的全球化進程也同樣忽略了人類文明的個體、社會、文化等區別,也超越了主權國家的邊界,而“附著于”人類身上。換言之,“異類文明”對人類文明的全面嵌入,決定了人類不再以膚色、民族、國家等為壑,而是全面加強人類全球性的合作。否則,人類在一次又一次遭受“異類文明”的襲擊以后,卻一次又一次迅速將其忘卻。這就正如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說的那樣,“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么,也沒有依據歷史演繹出來的法則行事”。

    四、全球化在空間域中被賦能

    從時間軸上看,當“異類文明”嵌入人類文明之后,會導致人類個體的大規模死亡,但人類文明的全球化在人類自救的過程中不是停滯了反而加速了;從空間域上看,“異類文明”與人類文明的相互嵌入所帶來的災難,促使人類反思,尤其是對充滿了貪欲的戰爭、資源掠奪等行為進行反思和調適,也促使人類認識到,文明內部要加強合作以防范“異類文明”發動的新的攻襲。但不管怎樣,全球化內部的各種要素依然在以獨特的形式流動,同時全球化在當今已經不再是一個客觀的趨勢,也不再是一種在時間軸的具體時點上的空間分享,而是一個被人類現代性力量所扭曲且被賦能的過程。

    第一是資本的賦能。盡管資本在現代的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拓展作用,但那時候的資本也只是一種拓展全球化的工具而已,資本的規模及其流動方向都無法對全球化進程進行賦能。一方面,當時的資本規模小,沒有主動對全球化進程賦能的能力,實際上是因追逐利益而對全球化進程施加了一種歷史不自覺的功能。另一方面,那時候的資本流向是單向性的,即從西歐流向東方殖民地、附屬國地區,而全球化表面上看是西方向東方擴張的過程,但實際上最初意義上的全球化“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特征是歐亞大陸地區間和文明間的相遇”,是“地球上不同地區的各部族、各民族之間的人們要求相互交往”,是“東方和西方進一步融合”的過程。然而如今,一方面全球跨國資本的成長速度和成長規模超乎想象,幾乎是以指數級的速度成長為超大規模的全球資本。另一方面,當今資本的流動方向是多向性的,資本的流向特征相同使得全球化進程成為超大規模資本流動的“河床”,不同地區的資本規模大小、品質等構成了資本“位勢差”。這是資本流動的重要原因。反過來,由于不同資本的資源、能力、品質稟賦不同,成長的速度差異非常大,這決定了資本流動的“初速度”非常大。加之現代通信技術的巨大推動力,資本的多向性流動速度就更快。在這個層面上,資本對當今的全球化進行了主動賦能,大大促進了全球化進程。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資本逐利的本性沒有改變,資本在世界上幾乎沒有限制的流動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也會因信息技術的助推而在資本鏈上形成強大的傳導效應,并有可能導致資本鏈、利潤鏈的整體癱瘓,而資本則會因懾于崩潰而主動承擔全球經濟治理的責任。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全球化現象,甚至體現了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文明化趨勢”在當今全球化進程中的一種新現象。

    第二是現代傳媒技術的賦能。傳媒技術與全球化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種互動,印刷報紙出現在西方是在15世紀50年代。報道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消息的報紙產生于1493年,是羅馬第一張印制的報紙。19世紀30年代誕生的電報技術是為了給走向全球化的人類傳遞信息,但通信技術發展之迅速超乎人們的想象,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技術革命催生的互聯網技術,在大約30年的時間里就把人類社會帶入互聯網時代,全球化過去的一切范式如戰爭范式、文化范式、資本范式等,都迅速被互聯網信息技術范式所取代。最關鍵的是,互聯網以自己的信息技術范式對全球化的時間、空間進行轉化或者重組。一是使全球化在時間軸上表現為兩種形式,一種方式叫作“同時性”(simultaneity),另一種方式叫作“無時間的時間”(timeless time),也稱為“無時間性”(timelessness)。這兩種表現方式都是互聯網技術對時間進行“壓縮”(compress)處理的結果。二是使全球化在空間域上表現為空間的流動性(flusility)。這與時間上的“無時間的時間”有內在的經濟關系,因為信息的“無時間”共享,總是在空間的支持下,所以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空間是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之物質基礎”,“空間把在同一時間里并存的實踐聚合起來”。僅僅這樣認識空間的話,這個空間是傳統意義的空間,信息化社會的空間之所以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空間,就在于空間的流動性。由此可見,現代傳媒技術對全球化的賦能主要是通過技術對時間的“壓縮”和促進空間的流動來實現的,而全球化無論是時間軸還是空間域都被技術進行了重構,從而使全球化獲得了史無前例的“加速度”。

    第三是政府的賦能。從全球化的時間軸來考察,我們會發現,政府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是由強變弱的,即帝國的擴張推進全球化進程,全球化最初強化了帝國的力量,后來又瓦解了帝國,帝國走向主權國家;再后來是資本、技術及其所賦能的全球化。“它們提升了我們的生產力、文化創造力及傳播潛能。同時,它們也削弱了社會組織的權威。”這自然也包括削弱了主權國家政府的權威。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總是從維護主權國家利益的角度來重塑自身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合法性,其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試圖用國家的價值和意識形態來“訓導”(discipline)全球化。因此,在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化進程中,我們經常發現不同國家把本國的價值附加于全球化,試圖借助于全球化的力量,把本國的價值和意識形態變成一種普適性的價值和意識形態。由此可見,政治對全球化的賦能,往往是用某種價值去“訓導”全球化,從而也扭曲了全球化的進程。

    第四是跨國倡議網絡(transnational advocacy networks)的賦能。倡議網絡的行為主體是復雜的,包括諸如國際和國內的非政府組織、社會運動、基金會、媒體、教會、商會、消費者組織和知識分子等。不過,這些行為主體并非都能夠為全球化賦能,有的不僅不能賦能,而且是全球化堅定的反對者。因為,在反全球化的行為主體看來,全球化是“一種新的西方帝國主義模式”,甚至是“美國化”。跨國社會運動對全球化賦能的主要方式有:一是積極參與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具體實踐,包括影響與參與制定行業規范,與相關的跨國倡議網絡合作,共同制定生產經營活動中的人權保護協議,影響或操控某些國際公約,以及對一些國家進行游說,參與相應的國際協定以增進全球公益等;二是加強不同行為主體與政府之間關于全球化議題的對話,構成關于全球化的跨國倡議網絡;三是以實際行動來影響政府,推動政府承擔全球化的相應責任。例如,前不久有些中國學者、美國學者和政府前高官都致信美國政府要求加強中美合作,使全球化回歸正道。當然,跨國倡議網絡總體上對全球化的賦能是非常有限的,這與其手中所掌握的資源有直接關系。

    被賦能的全球化產生了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對全球化產生重要的加速作用。如果全球化依然是一種客觀趨勢的話,由于被資本、技術等強大力量賦能,這種客觀趨勢如虎添翼地席卷世界每一個角落。對全球化來說,在空間域上整個世界已經沒有任何處女地。另一種結果是全球化因政府、跨國倡議網絡的賦能而被政治與社會兩種力量掌控,因而這種意義上的全球化彰顯的是全球化主觀的趨勢。然而,這兩種結果都分別使全球化的時間軸和空間域產生了嚴重的扭曲,而扭力正是來自對全球化賦能的主體性因素。對全球化時間軸的扭曲,增加了全球化內部要素特別是技術、信息等要素對全球化的影響,而這些要素則因缺乏科學倫理的規訓而帶來全球化的重大風險。特別是在以人為中心的前提下,技術會在“服務人”的名義下助推資本改變人類文明與“異類文明”共處、共生的環境。因此,雅斯貝斯說:“人類技術給自然造成的面貌,以及這一技術過程又如何作用于人類,形成各條歷史線索中的一環,通過這種方式,人類的工作方式、工作組織和環境發展改變了人類自身。”對全球化空間域的扭曲,雖然增加了全球化的“質地”,使全球化變得更加“豐滿”,但也使全球化增加了不必要的“贅肉”,特別是某些國家政治價值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強加,全球化就很有可能滑向“不當”管理且僅僅代表少數人利益的全球政治(cosmocracy)進程。

    五、時空轉換中的全球化風險及人類的應對

    我們不僅看到了全球化時空扭曲的技術風險,也看到了全球化在時空轉換中“不當”管理的風險。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充滿風險的時代。盡管風險并非全球化的產物,但在技術對全球化賦能之后,社會風險更高了。尤其是隨著戰后核時代的到來,人們開始意識到核的使用過程所潛藏的巨大風險,人們的關注點也由原來的環境風險及社會承受風險的能力問題轉移到關注核問題產生的風險,并且風險分析開始滲透到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對技術產生的嚴重后果進行反思,貝克(Ulrich Beck)提出了風險社會的理論。貝克認為,工業社會為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造就了舒適安逸的生存環境,同時也帶來了生態環境危機、核危機等足以毀滅全人類的巨大風險。這些風險不同于工業化以前人類所遭遇的各種自然災害,因為那些自然災害并非人類的某些決策導致的,而工業社會的風險則源于人們的重大決策。

    被賦能的全球化,也意味著全球化是“被制造”的現象,因而全球風險社會也是“被制造”的全球風險,風險的真相也常常被掩蓋。在技術對全球化賦能的過程中,技術精英組織總會編織一大堆理由來證明技術賦能的全球化將為人類構造一個美好未來。然而,當人類擺脫了時間、空間的束縛而在瞬間獲得技術帶來的信息“福祉”的時候,人們卻再也擺脫不了個人隱私在全球的傳播所帶來的煩惱。而技術精英明知道這些煩惱是存在的,可為了推進全球信息共享的技術,他們幾乎不會把真相曝出來。技術的“潘多拉魔盒”打開后,技術也同樣作為一種“異類文明”以其獨有的方式嵌入人類文明,甚至是顛覆人類文明的常規秩序,尤其是超級智能“會通過自我學習和自主創新,突破設計者預先設定的臨界點而走向‘失控’,反過來控制和統治人類,‘將人類關進動物園里’,甚至判定人類‘不完美’‘沒有用’,從而輕視人類,漫不經心地滅絕人類”。同時,信息時代的冷漠也被民主的溫和面紗所遮蓋,這層面紗的背后則是社會不平等的現實。在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現實下,被壓抑的社會中下層的種種政治反抗運動常常以亞政治(sub-politics)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而發帖、屏蔽、刪帖構成了一場場信息時代全球化了的信息“游擊戰”。

    被人為地賦能的全球化,其結果一定是不公平、不平衡,以及全球的分化。資本對全球化的賦能所導致的是全球范圍內的貧富分化,而技術對全球化的賦能則是在貧富分化的基礎上更增加了一道深深的數字鴻溝,進而給國際社會增加了更大的社會風險。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也認為,一方面西方工業社會正在向風險社會過渡,在這一過程中,風險在不斷被人們所感知,因而風險在不斷增加;另一方面,“財富—分配”社會的社會問題和沖突逐漸與“風險—分配”社會的相應因素結合起來,構成了新的分配原則——與財富分配原則相反的風險聚積,即財富在社會上層聚積,風險則在社會的下層聚積。也就是說,風險不是消除了階級社會的階層不平等,而是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平等。因而,在貝克看來,反思現代性就成為全球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種邏輯。在西方,相當長時期內,現代化進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對物質短缺的爭奪基礎之上的,因而人們在現代化的滾滾財富面前,往往對不斷增長的“有害副作用”的“玷污”視而不見。結果是,“當危險伴隨著政治無為而增長的時候,風險社會就包含著一個固有的成為替罪羊社會(scapegoat society)的傾向:突然間不是危險,而是那些指出危險的人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因此,風險就與反思現代性直接相關。

    面對風險的全球化或者說全球化的風險,人類到底有怎樣的應對之策呢?正文述及,面對“黑死病”之類的“異類文明”的攻擊,當時人類文明走出困境的路徑是技術創新即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人類文明絕對不是也不可能消滅“異類文明”,而是通過技術創新來增強人類文明的“免疫力”,遏制“異類文明”的攻擊力。從這兩方面來看,15—18世紀的科學革命和技術革命是非常成功的。在當今,人類文明應對各種“異類文明”的進攻和各種風險的挑戰,技術創新固然重要,而且也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創新和全球化理論創新。這兩方面的創新很顯然是以全球化從客觀趨勢(即“不能由于人類社會的某種狀況而受到贊揚或者指責的過程”)轉化為人類掌控下的人類文明擴展過程(即“在經濟力量和技術力量的推動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個共享的社會空間”的過程)為前提的。因此文明擴張需要建立在某種秩序之上,而制度與思想是秩序的維護力量,制度創新就是在思想的引導下維護全球化“善”的未來。

    與制度創新相比,當今特別需要全球化的思想理論創新。事實上,當全球化被人為賦能以后,它就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一個“技術性”問題了。如何解決這個“技術性”問題或許不能僅僅依靠技術創新了,因為技術創新自工業革命以來就一直在進行著,盡管技術創新被兩次世界大戰所中斷,但戰爭迅速催生了先進的技術,在戰后成為新科技革命的重要助推力,甚至可以說連大數據、人工智能等21世紀的最先進技術,也都是因這股助推力而產生的重要技術成果。相反,人類文明中最重要的思想創新除了在軸心時代有一次重要突破以外,以后幾乎再也沒有第二次“突破”,即便如雅斯貝斯所說的人類歷史的“第二軸心期”的“新普羅米修斯時代”,但似乎“仍十分遙遠,隱而不露”。盡管后來出現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之類的思想涌動,一些思想家曾經嘗試努力回溯到軸心時期的思想高度,但終究是人類在技術的助推之下將欲望全面釋放出來,“精神已被貶低到只是為使用功能而認識事實和進行訓練”,道德提升、思想修煉已經成為人類文明中的“奢侈品”,“夏洛克式”的貪婪徹底阻礙了思想理論的創新。因此,全球化在歷經資本、技術、政治價值等因素的時空扭曲以后,將會在未來進程中繼續遭受上述因素的扭曲,而上述因素再附上人類不加約束的欲望的話,全球化依然在不可逆轉中充滿風險。而克服風險最關鍵的是思想理論創新,用創新的思想理論來規訓技術,規訓資本,規訓政治和規訓人類的欲望。

作者簡介

姓名:胡鍵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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