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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 ——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
    2021年07月07日 10:34 來源:《外交評論》2021年第4期 作者:徐堅 字號
    2021年07月07日 10:34
    來源:《外交評論》2021年第4期 作者:徐堅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總結梳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成就,對于新時代推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范式創新,既要推陳出新,也要守正創新,注意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駕馭國際事務過程中形成的經典理論范式中汲取營養。推動新時代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科學分析歷史發展規律,深刻洞察歷史大勢,集中反映人類共同價值追求,彰顯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責任擔當,為新時代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指明了正確方向,樹立了崇高境界,提供了宏闊視野,昭示了新時代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范式。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習近平外交思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

      作者簡介:徐堅,外交學院院長、研究員。

     

      一、新時代呼喚國際關系理論的范式創新

      建黨百年之際,總結梳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成就,對于在世界百年大變局背景下推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建設具有非凡意義。世界關注和期待中國的聲音,歷史呼喚中國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需要加強對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引領。

      自近代以來,國際秩序大變革時代歷來都伴隨著國際關系理論的推陳出新。17的歐洲三十年戰爭催生了威斯特伐利亞原則和基于該原則的近代主權國家體系。法國大革命實現了“秩序的再造”,拿破侖戰爭“把國際事務變成一場全球范圍的意識形態較量”,并催生了以神圣同盟為核心的維也納體系。二戰后建立的雅爾塔體制則形成了以大國共治為基本導向的戰后國際體系。冷戰結束和蘇聯解體一度令西方產生“歷史終結”幻覺和“文明沖突”憂慮,揭開了冷戰后的國際關系理論爭鳴。進入21世紀,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入發展,不論是保守的思想還是激進的思潮,都變得更加活躍。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執政對世界形勢、西方國家間關系和美國內政造成嚴重沖擊,新冠疫情加劇了全球經濟政治動蕩,將國際社會各種思潮間的碰撞激蕩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其中特別發人深省的是,在應對世界變局諸多沖擊方面,西方的低效失序和中國的高效有序構成了強烈反差。

      一方面,對于如何駕馭世界大變局帶來的種種問題和挑戰,西方國家無論在理論分析還是在政策實踐上都顯得力不從心。作為西方的領頭羊,美式資本主義為回應其國內外出現的各種新趨勢、新動向、新問題所開出的藥方,不論是在思想理論層面的解構分析,還是在政策上的各種舉措,都令世人失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貧富分化、社會對立、政治撕裂已演化成為困擾美國的三大危機。特朗普所奉行的“美國優先”的極端功利主義哲學,使這些矛盾進一步加深,不僅成為“美國病”的三大痼疾,同時也加劇了世界的紛爭與動蕩。與此同時,歐洲則深受歐債危機和難民潮等問題困擾,在加強戰略自主性道路上蹣跚糾結,能夠投入世界其他事務的能力和精力有限。西方在應對世界百年大變局時充滿了困惑茫然和失序無措。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央,這對世界的影響是歷史性的。中國的發展正在打破西方主導下的世界力量格局;中國所走出的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動搖了近代以來西方發展模式的中心地位;中國在國際事務和全球治理中所提出的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方案,沖擊著西方世界習以為常的游戲規則;在應對包括新冠疫情在內的種種國際挑戰時,中國的沉穩自信、理性高效與西方的偏執極端、混亂低效形成鮮明對比。

      中國的發展不僅使美國在國力對比上面臨被趕超的壓力,而且也令美國逐漸失去其精神上的優越感。中國的發展成就使世人看到了一種新的可能,這種不同于西方的發展道路承載著中國的治國理政經驗以及中國人的處世之道,其所反映的獨特文化積淀不僅獨具魅力和成效,而且對西方近代以來所建構的價值霸權與話語霸權體系構成強烈沖擊,西方在思想領域、治國理政和國際事務上獨領風騷的時代一去不復返。西方學界對這種歷史性變化也直言不諱。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與美國外交學會高級研究員查爾斯·庫普錢日前在美國《外交事務》上撰文稱:“國際體系正處于歷史拐點。隨著亞洲繼續其經濟崛起,兩個世紀以來西方對世界的主宰——先是在英國治下的和平,然后是在美國治下的和平——即將結束。西方不僅正在失去物質方面的主導地位,而且正在失去意識形態方面的影響力。”他們認為,由于“二戰后形成的西方領導的自由秩序無法支撐21世紀的全球穩定”,拜登政府“無法阻止一個多極和意識形態多樣化的世界到來”。

      在現今意識形態多樣化的世界上,歷史的演進再度呼喚理論的創新。而在21世紀新一輪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醞釀過程中,中國被時代推到了風口浪尖。這同國際社會對中國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相關,也同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中國發展日益不安與焦慮有關。不論出自哪一種心態,中國都被視為影響當今世界發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如何處理自身和世界的關系,如何把握同世界其他大國尤其是同美國的關系,已不僅僅是中國人自己的問題,而是全世界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關注從未像如今這樣迫切和深刻,關注的領域也從未像今天這樣寬闊,已經涉及中國內政外交各個方面,這其中也包括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如何解讀和引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

      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必須從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范式入手,因為“沒有學科范式,就不會有嚴格意義上的學術進步和積累”。托馬斯·庫恩在其經典科學哲學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展示了思想和科學的進步是如何通過新范式代替舊范式即“范式轉換”來實現的——如果舊的范式變得日益不能解釋新的或新發現的事實,而新的范式能以更令人滿意的方式來說明時,新范式就取代了舊范式。一種理論要想被接受為一個范式,必須看上去強于其競爭對手,能夠在科學共同體或學術共同體內吸引足夠多的擁護者,但一種范式不必要解釋、事實上也從來沒有解釋所有它可能遇到的問題。作為一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大國,中國所提出的國際關系理論要在全球形成與中國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影響力,必須能夠有效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能夠合理解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給世人帶來的諸多困惑,要能夠引導國際社會正確把握世界面臨的各種挑戰和機遇。實際上,這些目標為當代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預設了前提和要求:國際關系學的中國范式必須反映人類共同價值追求,還需要超越不同文化特別是東西方文化差異,超越意識形態差異,提出的主張有可能為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社會所理解和接受,引領全球治理朝著正確方向發展,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和人類共同進步。

      幸運的是,參照上述標準構建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中國并不是從零開始。只要突破某些認識誤區,就能為發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找到堅實基礎。中國國際關系學界長期以來存在一個認識誤區,即在高度評價新中國各個時期外交成就的同時,常常低估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在國際關系理論建設上的成就。學界幾乎普遍默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只有外交理論而沒有形成權威的國際關系理論體系。這種認識誤區深刻影響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理論研究,是這個時期中國學術界盛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原因之一。托馬斯·庫恩為好的科學理論——能夠形成范式的理論——設立的五項標準,有助于反思上述認識誤區:理論應當能正確地研判形勢,應當是自洽的,應當有廣泛的覆蓋面, 應當能以有序、一致的方式呈現現象,應當能有效地預測現象或現象之間的關系。參照上述標準,我們發現,國際關系理論發展至今并非僅僅是西方人的專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時期先后形成了一系列既有中國特色又能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國際關系學說與規范體系,對于分析特定時期國際形勢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可以稱這些成就為國際關系理論或國際關系學說的中國范式。  

      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必須走出上述認識誤區,既要推陳出新,也要守正創新。推陳出新是指,要跳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窠臼,提出反映時代發展大勢的理論框架和認識范式。近代以來國際關系理論流行范式多源自西方,如信奉強權政治的現實主義范式或新現實主義范式、基于意識形態對立的冷戰思維、基于錯誤歷史觀的歷史終結論、基于文化差異的文明沖突論,等等。在過去四十年,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雖然進行過一些有益探討,但成就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要么始終跳不出西方范式的窠臼,要么試圖簡單地將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元素移植到現代國際關系理論中來。事實證明,這兩種方法都不是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正確途徑。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不可能源自西方舶來品,也不會從中國古人的故紙堆中自發生成。當前,鑒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尤其是美式國際關系理論在解釋當代世界政治經濟和國際關系的許多新趨勢、新動向時越來越困難,超越西方理論范式就成為發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必須特別重視的問題。守正創新是指,要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成果中汲取營養,梳理辨析中國特色國際關系學說的理論特征與共性邏輯,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領,理論聯系實際,加強反映當代歷史潮流與世界發展大勢的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創新。

      二、國際關系學說的經典中國范式

      (一)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長期以來被視為中國外交理論的核心內容。但國內國際關系學界鮮有人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一種范式去進行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情——按照理論范式的有關學術標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是經典的外交理論,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范式。簡單回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產生過程有助于說明這一點。

      1953年12月31日晚,周恩來在接見中印雙方政府代表團的全體成員時說:“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這是周恩來首次系統地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四個月后,周恩來總理應邀訪問印度和緬甸,分別與兩國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各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基本原則,并倡議將其作為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進而形成和平與安全的堅固基礎。在中印、中緬兩個聯合聲明中,最初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惠”被修改成“平等互利”。1954年10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聯合宣言》指出,兩國政府將在與亞太國家和其他國家的關系中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把最初提出的第一條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修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至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表述最終定型。1955年4月,亞非29個國家的政府首腦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舉行會議。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吸收中國代表團的建議,形成了和平共處、友好合作的十項原則,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體現和引申。此后,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國際會議及國際文件不斷引進或重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和精神。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歷經半個多世紀國際風云變幻的考驗,在國際社會深入人心。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認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對聯合國憲章的發揚光大:“這五項原則除了最后一項都不是新的。它們已被包括在聯合國憲章內。”而且,正是由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重新確認聯合國憲章精神并將其付諸實踐,才使“因冷戰而陷于癱瘓的聯合國”被賦予新的活力。加利進而列舉下述實例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世界范圍內的成功:“1955年4月的萬隆會議接受了五項原則”,“亞非拉國家認為五項原則既可保護它們免受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干涉,又是各國間良好國際行為的準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和平共處政策取代了冷戰,并幫助不結盟國家避免卷入冷戰,從而成為不結盟政策的主要目標”,“1956年的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采納了和平共處原則,并將其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普遍原則。”

      加利的上述觀點說明,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僅僅作為新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石來解釋,對于分析這五項原則的重大意義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樣做未能充分體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于重振聯合國憲章精神的重大作用,對于引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要意義,對降低冷戰風險的重要貢獻,以及在上述意義基礎上對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重大貢獻。正如中國領導人指出的那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所以歷久彌堅,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它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符合國際關系發展的本質要求,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五項原則的精髓,就是國家主權平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于弘揚聯合國憲章精神,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不僅具有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實踐意義,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論價值,是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重大成果: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反映了國際關系的本質特征,在理論上維護了主權平等這一國際關系最根本的法理基礎,在實踐中順應了歷史進步潮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超越了文化和意識形態的界限,對于處理國際關系具有很強的普適性,是反對霸權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也為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各國之間處理好相互關系提供了正確引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經濟領域倡導互利共贏,有利于正確引導經濟全球化,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二) 關于“中間地帶”的論斷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

      毛澤東關于“中間地帶”的論斷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又一經典范式。毛澤東關于“中間地帶”的看法最早萌生于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1946年8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這被公認為毛澤東萌生并首次公開提出有關“中間地帶”的思想。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針對國際形勢的新變化和新特征,毛澤東有關“中間地帶”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發展,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看法。1963年9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1964年1月5日,在同日本共產黨人士談話時,毛澤東進一步闡述了對兩個中間地帶的看法:“講到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對蘇聯控制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世界多極化趨勢初步顯現:美國為擺脫越南戰爭困局而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西歐國家一體化合作進一步加強;日本則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東歐各國對蘇聯霸權主義行徑強烈不滿;中國國際戰略地位進一步提高。針對世界形勢的新變化,毛澤東在“中間地帶”的基礎上形成“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等人時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他還說:“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這是毛澤東首次正式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同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對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形成了有關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

      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既是反映中國外交原則與對外政策走向的戰略思想,也是剖析世界格局與國際形勢變化的國際政治理論,是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又一經典范式,具有重大的實踐意義與理論價值。就其理論價值而言,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當時世界范圍內階級斗爭客觀現實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以反霸為核心目標,以國際正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為價值追求,不再簡單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劃分國際陣營,同時又超越了國家利益同質競爭的價值虛無主義,為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認識國際格局提供了新框架、新理論,是一種超越制度形態和意識形態的新思維、新視野。

      (三) 關于和平與發展是兩大時代主題的論斷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關于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論斷,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形成的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范式。1984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說:“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鄧小平這一重要論斷,既是對當代國際大勢提出的重大判斷,也是對列寧主義關于時代特征的理論范疇的繼承和發展。時代特征是列寧主義國家學說和國際關系學說特有的理論范疇,這個理論范疇突出地反映在列寧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高潮時期出版的《帝國主義論》中。在這部經典著作里,列寧對發展到壟斷階段的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提出了著名論斷——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戰爭與革命就是帝國主義的時代特征。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兩次世界大戰的浩劫、二戰后中國革命的勝利、亞非拉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和西方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無不證明列寧有關帝國主義時代特征的論斷是正確的。列寧關于時代特征的理論范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然而,由于20世紀70年代以后世界范圍的民族解放運動浪潮進入尾聲,同時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推廣社會福利政策等手段緩和了內部的階級矛盾,進入80年代,世界形勢發生新的深刻變化。中國共產黨人敏銳洞察到了這種變化。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指出:“我們多年來一直強調戰爭的危險。后來我們的觀點有點變化。我們感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戰爭。歐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戰爭。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希望自己發展起來,而戰爭對他們毫無好處。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國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發展的重要因素。”“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鄧小平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時代觀和方法論,通過深入分析當時世界發展趨勢,提出了反映中國人獨立戰略思考與判斷能力的有關時代特征的新論斷。鄧小平關于世界兩大主題的論斷對于指導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

      三、中國特色國際關系學說的深層邏輯與共性特征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間地帶”與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論斷,是中國共產黨人在不同歷史時期提出的國際關系學說的經典理論范式。這些成果雖然生成的歷史背景有別,具體內涵也不相同,但它們有著一以貫之的深層邏輯,體現了國際關系學說的中國范式的共性特征,總結這些特征可以更好地了解什么是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

      (一)鮮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間地帶”思想和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兩大主題等重大理論成果,作為認識工具,在判斷世界發展大勢、揭示國際關系發展規律等方面都具有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洞察力與敏銳。這種能力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共產黨人正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判斷世界形勢的結果。

      毛澤東關于“中間地帶”的論述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將階級分析方法以及國際統一戰線學說運用于分析世界形勢,形成了一種既有中國特色又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的國際關系理論范式。它在哲學高度上超越了西方國際關系學地緣戰略、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結構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等流派的基本分析模型,為世界提供了著眼于反對霸權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框架和基于公平正義理念的國際政治經濟合作范式。毛澤東提出的關乎中國乃至人類發展的深遠哲學體系和戰略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寶貴精神財富。

      鄧小平有關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的論斷,同樣閃耀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光輝。時代主題和時代特征是列寧主義分析世界大勢、洞察歷史規律特有的一個理論范疇,也是共產黨人觀察世界形勢和分析國際問題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對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給世界歷史進程帶來的深刻影響進行了系統論證,對帝國主義的時代特征進行了精辟概括——戰爭與革命。列寧提出的時代特征的理論范疇和“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判斷經受住了歷史的檢驗,對后世國際形勢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針對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盛極而衰、冷戰趨于緩和的大背景,鄧小平提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兩大主題的重大判斷。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運用時代特征這個列寧主義理論范疇分析世界形勢、重新審視時代特征所取得的重大理論成果。這一重大判斷同樣經受住了此后三十多年歷史的檢驗,對不斷推進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義。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中國與印度共同努力而形成的理論成果,也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分析把握國際問題的理論創新能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雖然主要源于聯合國憲章,但其特殊意義不在于提出它們是否具有原創性,而在于提出的時機和選擇標準。聯合國憲章有那么多內容,之所以專選這五條內容置于特別突出的位置加以強調,是有特別深意的。其一是反對強權政治,強調國家不分大小強弱一律平等。這對于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二是超越了冷戰意識形態,為解決冷戰時期以意識形態劃線給兩大陣營之間的國家關系和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國家間關系造成的諸多理論和政策困境帶來了突破。不僅如此,正如聯合國前秘書長加利所指出的那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還在法理上為幫助不結盟國家避免卷入冷戰,為亞非拉國家規避或減少冷戰帶來的沖擊提供了支撐和保護。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思想運用于對外政策和國際事務的經典成功范例。因此,鄧小平多次強調,“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團政治方式’,‘勢力范圍方式’,都會帶來矛盾,激化國際局勢。總結國際關系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二)強烈深厚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政治倫理特色

      中國傳統文化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以鮮明的政治倫理而傳世。春秋以降,尤其是西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中國文化的政治倫理色彩愈益濃厚,愈發注重對人世的探討,把注意力集中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表現出政治倫理哲學異常發達的理論形態。宋明理學更將儒學推至中國政治倫理哲學之巔。此種趨向導致中國文化特別重視“仁義禮智信”等人倫價值引領。這種傳統已內化為一種深層民族心理特質,體現在中國歷代思想學派與社會行為規范的流變之中。二是中國人對客觀世界的思考,無論在過去還是當下,并不特別強調邏輯嚴整的理性分析,而常常更重視領悟,通過對外在世界規律性的領悟,來調整自己與外在世界的關系。而西方哲學則有注重邏輯推理的傳統,甚至把哲學看成理性的專利。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兩種形式的思考都是重要的,因為人類面對客觀世界的哲學思考,并非完全以理性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常常采取領悟的形式。“中國哲學對客觀世界的思考,自古以來,便體現為一種悟性,因而在對這種思考表達中,并不刻意追求那種與嚴密的邏輯推理相伴的思辨體系,在其深邃的思考中更加注重以客觀世界的規律印證實踐目的的形象領悟。” 

      中國傳統文化的這兩個特征在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范式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無論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還是有關時代主題的論斷,都重視辨析歷史潮流演進方向、注重用人類共同利益與共同價值引領國際關系,都體現出強烈的政治倫理色彩,充滿人文關懷。這與西方某些國際關系理論范式自我標榜價值中立,或將國際關系理論的科學性與價值取向對立起來的做法,形成鮮明反差。在理論形態上,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經典范式一方面把馬克思主義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于形勢分析,另一方面不是以西方式的純粹邏輯推演進行敘事,而是用“中間地帶”、“三個世界”、“和平與發展”甚至“東西南北”等形象而明快的概念直奔主題,將深邃的洞察體現于生動的比喻與淺顯的道理中,向世界展現中國智慧、中國精神、中國方案的獨特魅力與風采。

      (三)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同時展現包容與開放的品格

      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基本特征,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與重視知性或理性的西方文化相比,重視領悟的中國傳統文化素有重視實踐的傳統。所謂“君子訥于言而敏于行”,“聽其言,觀其行”,“知行合一”,都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中國人對實踐的高度重視。西方哲學輕視實踐的傾向從馬克思開始才發生根本轉變,哲學關注的焦點才從宇宙本體轉向人類世界。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重視實踐性方面,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高度契合,都強調通過實踐活動“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這種品格被中國共產黨人傳承和發揚光大。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傳統同樣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國際關系理論經典范式中。這些范式沒有一個是脫離實踐的空泛理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提出后迅速贏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不僅為萬隆會議提出的十項原則所吸納,而且為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所采納,將其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普遍原則。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用于指導國際反霸斗爭實踐,則產生了“一條線”和“一大片”的效果,對于形成包括美國在內的抵制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國際統一戰線發揮了重大作用。而關于和平與發展是時代兩大主題的論斷,至今對中國判斷國際形勢、引導國際關系發展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包容性與開放精神也是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經典范式展現的重要品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主要源自聯合國憲章,而且由中印、中緬聯合提出,其內涵和產生的方式都體現了包容開放的精神。有關“中間地帶”的思想發展成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既體現了與時俱進的精神,也反映了毛澤東在借鑒國際流行的第三世界概念時的創造性運用。鄧小平有關兩大時代主題的論斷,提倡加強“東西南北”對話與合作,更是體現了中國領導人看待和處理國際問題的開闊視野與寬廣胸懷。

      中國國際關系學說上述帶有共性的理論品格,并不局限于以上提到的幾個經典范式,而是普遍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對國際關系的理論分析與思考當中。中共十六大關于21世紀頭二十年是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體現了我黨基于科學研判國際國內環境而形成的深邃歷史洞察力;關于建設“和諧世界”的主張,則反映了中國對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維護文明多樣性、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的不懈追求與價值引領。總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建設注定不能走價值中立或價值空洞化的純邏輯推演之路,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樹立鮮明的價值導向,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四、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新時代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創新

      顯而易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駕馭國際事務過程中形成的豐富實踐經驗和理論積淀,為中國加強國際關系理論建設提供了豐富營養和重要啟迪。在新時代,繼承這筆寶貴精神財富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習近平外交思想特別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體系建設與創新。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對于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傳承和發揚新中國外交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方面是集大成者,具有多重優秀的理論品格,對于在新時代構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范式具有重要引領作用。

      (一) 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洞察世界發展大勢的典范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深刻洞察當今世界發展大勢的理論結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際合作目標,而是在科學分析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新動向與新趨勢的基礎上,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提出的頂層設計,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代表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其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運用馬克思“兩個必然”思想與“兩個決不會”思想辯證分析世界形勢的深邃認識。習近平指出:“《共產黨宣言》提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這就是‘兩個必然’,是就人類歷史總的發展趨勢而言的,是歷史規律的必然指向。這里還要說到馬克思提出的‘兩個決不會’,馬克思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的這一重要論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為什么資本主義至今沒有完全消亡,為什么社會主義還會出現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那樣的曲折,為什么馬克思主義預見的共產主義還需要經過很長的歷史發展才能實現。學懂了這一認識和研究社會歷史發展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就能堅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壓艙石,保持強大的戰略定力。”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基于對歷史發展規律的堅定自信,在歷史哲學這一思想境界上提出的理論命題。“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證明,無論會遇到什么樣的曲折,歷史都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向前發展,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

      其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中國對全球化的創新認識,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洞見全球化趨勢及其影響的思想家。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由于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可以長期共存,而且注定要在同一個全球體系內長期和平共存,馬克思特別看重他那個時代的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擴張的關系,強調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屬性。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參與和資本主義自身的變革改良,全球化在21世紀出現重要變化,資本主義屬性趨于弱化,全球公共需求屬性趨于強化。針對這種變化,習近平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歷史的思想,重點從國際社會公共需求出發闡釋全球化趨勢和全球治理的積極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說:‘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這個預言,現在已經成為現實,歷史和現實日益證明這個預言的科學價值。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系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其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關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頂層設計。基于兩種社會制度將長期和平共存的歷史判斷,鑒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大趨勢,而且全球化的公共屬性日益增強,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要求一體化的頂層設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因應這種歷史呼喚而生。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旨演講時說:“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是整個世界都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將到哪里去?”在回顧了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后,習近平指出:“這100多年全人類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與發展。”針對世界對和平與發展的期待, “中國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各國人民應該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這一切都表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從人類解放事業出發,為促進世界和平與人類發展提出的頂層設計理念。

      (二) 在寬廣的領域匯聚人類共同價值追求,形成鮮明的價值導向

      從價值導向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最大的特色是倡導人類共同價值追求,而不是某一個或者少數國家的價值追求。習近平認為, “從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平等和主權原則,到150多年前日內瓦公約確立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從70多年前聯合國憲章明確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到60多年前萬隆會議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國際關系演變積累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這些原則應該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

      從內涵構成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視野寬廣、內涵豐富。在上述國際公認的原則基礎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針對國際政治、安全、經濟、文化、生態等五個領域的問題提出了系統價值導向與政策主張,其核心是“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由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在指導思想上以數百年來國際關系領域積累的公認原則為基礎,而且在上述五個領域進一步將人類社會共同價值追求集中提煉出來,“匯聚了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約數”。

      立基于公認國際準則和人類共同價值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閃耀著真理的光芒,是深刻體現歷史大趨勢的時代先聲,是引領世界大變局的共贏方案,是攜手建設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

      (三) 體現包容精神, 在多方面具有引導世界向著積極方向發展的實踐意義

      首先,基于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基于集團政治、帝國觀念的狹隘共同體意識有著本質不同,對于防止世界陷入集團政治陷阱具有重大意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僅為人類社會的長遠奮斗目標提出了頂層設計,而且從人類社會共同價值追求出發,對當今國際體系與國際秩序提出了明確主張。當今世界只有一個體系、一種秩序,那就是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不是少數國家主張的所謂體系和秩序;只有一套規則,那就是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而不是少數國家制定的所謂規則;只有一種多邊主義,那就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宗旨和原則、國際法為基礎,平等相待、合作共贏、真正的多邊主義,而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集團政治”的偽多邊主義,更不能以多邊之名行單邊之實。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尊重主權是實現人權的前提,《聯合國憲章》《世界人權宣言》都確認了這一原則。這些主張對于引導國際關系的健康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冷戰思維,也超越了文明沖突論,對中美關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和冷戰陷阱,沿著正確方向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種種跡象表明,受多重因素影響,美國某些勢力正試圖策劃一場對華新冷戰,包括對華推行全面的結構性壓制戰略,試圖聯合其在七國集團、北約、印太伙伴關系等框架下的盟友與合作伙伴對華實施“群毆”,通過修改規則或另起爐灶構建針對中國的國際秩序,以及提議召開所謂“全球民主峰會”,組建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聯盟”。雖然對華制造新冷戰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拜登政府內政外交的某些需要,但從世界發展趨勢和中美關系發展大勢看,搞新冷戰違背歷史潮流,與世界多極化趨勢、經濟全球化趨勢、中美共同利益發展趨勢等歷史發展大勢背道而馳。超越中美冷戰陷阱,符合中美兩國的長遠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無論在道義上還是在戰略策略上,都是戰勝新冷戰圖謀、引導中美關系健康發展的有力武器。事實上,受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取向的影響與感召,美國對華挑起新冷戰的圖謀一開始就在國際上屢屢受挫。2021年6月在英國舉行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上,歐洲領導人在對華問題上不愿被美國綁架,與美國發生爭執,會議現場因此一度斷網。美國媒體報道稱,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此次會議前夕警告華盛頓,歐洲沒有追隨拜登“回到冷戰”邏輯的意愿,即將中國視為西方的新敵人。馬克龍表示,在與中國建立關系的問題上,歐洲將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既不成為中國的附庸,也不在這個問題上與美國結盟。”

      第三,在世界百年未有大變局、世紀疫情肆虐全球的復雜背景下,面對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風潮與民粹主義思潮,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推動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各種嚴峻挑戰和困難不斷注入動力,彰顯積極向上的樂觀主義精神,有助于世界超越“金德爾伯格陷阱”。受保護主義思潮特別是美國遏華新冷戰思潮的沖擊,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產品供需缺口擴大。一方面,世界為應對新冠疫情需要同舟共濟,加強合作與協調;另一方面,美國在新冠病毒溯源、疫情防控、疫苗效果等問題上大肆無理抹黑中國,企圖煽動國際社會討伐中國。所謂“金德爾伯格陷阱”風險上升,即在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大幅提升的同時,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卻受制于地緣政治競爭等因素而越來越短缺,全球治理能力跟不上全球化發展的矛盾更加突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在疫情防控和其他全球治理問題上堅守國際主義道義,用實踐和理論向世界表明,“不管全球治理體系如何變革,我們都要積極參與,發揮建設性作用,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世界和平穩定提供制度保障。”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呼喚每一個國家為國際社會展現一份擔當和責任,堅信“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引導世界健康發展不斷注入啟蒙精神和理性因素,對冷戰思維等歷史逆流提出強烈批評,指出“要跟上時代前進步伐,就不能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過去,停留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里,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老框框內。”

      五、結論

      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成就為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建設提供了堅實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分析世界形勢的科學方法,對歷史趨勢深邃的洞察力,對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鮮明立場,對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的擔當精神,為新時代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指明了正確方向,樹立了崇高境界,提供了宏闊視野,昭示了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范式。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推動新時代中國國際關系學的理論創新,必能彰顯符合中國國際地位與國際期待的中國氣派、中國精神和中國智慧。

     

     

    作者簡介

    姓名:徐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陳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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