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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發展的新趨勢初探
    2021年07月09日 16:52 來源:《南亞研究季刊》2021年第1期 作者:梁甲瑞 馬翠紅 字號
    2021年07月09日 16:52
    來源:《南亞研究季刊》2021年第1期 作者:梁甲瑞 馬翠紅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新冠疫情暴發之后,印度同歐盟都遭受巨大的影響,雙方都在努力尋求新的合作方向。后疫情時代,印歐戰略伙伴關系迎來新機遇,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成為新焦點;第二,繼續加強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方面的合作;第三,強化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合作;第四,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合作成為新關切。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不僅是一種雙邊關系的演進,而且折射出了國際格局的動態變化。當下,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都在增加。如何破解外部不利的戰略態勢,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關鍵詞:后疫情時代;印度;歐盟;戰略伙伴關系

      作者簡介:梁甲瑞,聊城大學太平洋島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副教授;馬翠紅,聊城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印度與歐盟(以下簡稱“印歐”)的關系源遠流長。自2004年印歐確立戰略伙伴關系之后,雖然雙方的關系步入了新階段,但總體發展進程較為緩慢。新冠疫情暴發之后,印歐都遭受巨大的影響,雙方都在努力尋求新的合作方向。后疫情時代,印歐戰略伙伴關系迎來新機遇。早在2018年,歐盟發布了名為《歐盟對印度戰略的要素》的官方文件,指出多年來,印歐之間的共同點不斷增長。雙方都代表“多樣性的聯盟”,并且在彼此的繁榮與可持續發展中獲益。進入2020年以后,印歐在雙邊會晤中不斷釋放強化戰略伙伴關系的信號。20207月,印歐舉行了第十五屆峰會。雙方導人決定以民主、自由、法治和尊重人權的共同原則和價值觀為基礎,加強印歐戰略伙伴關系,旨在為雙方人民帶來具體利益。202010月,印歐重新審閱了雙方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合作,目的是強化雙方在后疫情時代的戰略伙伴關系。 

      當下,國內外關于印歐關系的研究不僅少,而且研究時間節點都集中在新冠疫情暴發之前。國內研究方面,戰略關系層面上,王明進探討了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及影響因素。林民旺基于印度的視角,探討了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動力及發展前景。經貿關系層面上,劉小雪分析了印歐經貿關系的發展及對我國的影響。張軍探討了印歐自貿區組建對中歐貿易的影響。國外研究方面,印度學者的研究較多,但也集中在新冠疫情之前。比如,尼赫魯大學歐洲研究中心的烏姆·薩爾瑪·巴伐(Ummu Salma Bava)從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緣起及演變的視角,探討了印歐關系,并認為印美日益密切的關系將會影響印歐關系。印度班加羅爾管理學院的魯帕·昌達(Rupa Chanda)運用訪談法,探討了印歐在健康領域合作的前景和挑戰。尼古拉·卡薩里尼(Nicola Casarini)、斯特凡尼婭·貝納利亞(Stefania Benaglia)等人編寫了關于推動印歐安全對話意義的論文集。 基于既有的研究基礎,本文根據《面向2020年的歐盟-印度行動議程》(EU-India Agenda for Action-2020)和《印歐戰略伙伴關系:通往2025年的路線圖》(Indi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Roadmap to 2025)兩份印歐官方文件的對比,并結合相關學術界以及智庫的研究成果,采用比較研究方法,擬探究后疫情時代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新趨勢及對中國的影響。 

        、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成為新焦點

        新冠肺炎疫情給印歐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直接推動了雙方對于以新冠疫情為代表的全球公共衛生安全的重視。印歐正采取有力舉措,共同應對疫情。這符合雙方共同的利益。新冠疫情之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合作尚未成為印歐合作的重要議題。第13屆印歐峰會通過的《面向2020年的歐盟-印度行動議程》框定了印歐從2016年至2020年的合作議題,涉及外交政策與安全合作、貿易投資與經濟、人文交流、全球問題與政策協作等,但沒有涉及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新冠疫情之后,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成為雙方重要關切。新冠疫情為雙方在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的合作提供了契機。在意識到新冠疫情的巨大破壞作用之后,印歐希望強化雙方在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領域的合作。這一點明顯地體現在了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新框架之中。第15屆印歐峰會通過了《印歐戰略伙伴關系:通往2025年的路線圖》,以此作為指導雙方共同行動并進一步加強未來五年內戰略伙伴關系的路線圖。其中,強化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成為印歐的主要議題。具體而言,雙方將推動抗菌素耐藥性方面的合作,共同致力于衛生安全和流行病的防范和應對,尤其是與新冠疫情相關的公共衛生安全。同時,印歐領導人在此次峰會上一致認為全球合作與團結對于保護生命和減輕新冠疫情的影響至關重要。印歐必須加強重要醫療用品的生產,并強化合作以確保這些醫療用品、原材料及其他商品的跨界流通。雙方領導人指出他們在藥品和疫苗生產、醫療保健研究與開發、診斷和治療方面擁有共同能力以及優勢,并呼吁讓新冠病毒疫苗成為全球公共產品。重要的是,雙方強調要加強公共衛生安全的準備和應對能力,以自由、公開的方式共享信息,提高包括通過相關國際組織在內的全球應對能力,從當前新冠疫情的應對中吸取教訓。歐盟高級代表何塞普·博雷爾(Josep Borrell)認為新冠病毒的影響不僅涉及歐洲,還涉及整個全球社區。只有采取全球協調和跨界方針,才能擊敗這個共同的敵人。為此,歐盟啟動了“團隊歐洲”(Team Europe)計劃,以支持伙伴國家抗擊新冠病毒。歐盟及其成員國和金融機構已經聯合起來,在持續的新冠疫情中給予印度支持。歐洲投資銀行正同印度政府密切合作,重點放在新冠疫情控制以及中長期投資方面,目的是完善公共衛生系統,確保及早預防、發現和控制未來的流行病。此外,歐盟還與印度民間社會組織和當地社區合作,為印度弱勢群體提供及時服務。作為全球應對新冠疫情舉措的一部分,歐盟還將在國家層面調整其援助舉措,協助印度努力應對新冠疫情。就全球公共衛生而言,歐盟在《歐盟對印度戰略的要素》文件中認為其應在建立監督機制方面同印度積極接觸,對接全球標準。 

        二、繼續加強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方面的合作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由溫室氣體排放而導致的全球變暖問題逐漸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氣候變化加劇了傳染病發生與傳播的風險“氣候變化從病原體的產生及其傳播源傳播途徑和人體自身免疫系統等方面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傳染病的發病和傳播趨勢,從而造成對人類健康的巨大威脅。歐洲科學院咨詢委員會在《氣候變化與歐洲傳染病》的報告中指出,“氣候變化對人類和動物傳染病的出現都具有直接和間接影響。它可能是全球21世紀健康問題的最大威脅。世界動物組織大會強調氣候變化也將對動物傳染病的出現產生重大影響。”刊發于Nature的一篇論文指出,氣候變化正在改變生態系統。空中交通的迅速擴展、人們的跨界流動以及政治動蕩和沖突意味著新的病原體可以輕松地傳播到世界各地。科學研究表明,氣溫屢創歷史新高,溫室氣體濃度不斷增加,海平面正在上升,自然災害變得愈發嚴重,人們正面臨萬分危急的形勢。 

      作為全球氣候治理中的積極行為體,印歐都將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上升到了官方略層面。疫情之前,印歐對于氣候變化合作就頗為重視。《面向2020年的歐盟-印度行動議程》決定印歐在《巴黎協定》的執行方面展開合作,包括在國家自主貢獻計劃(INDC)實施方面的合作,努力建立定期的印歐氣候變化對話,并通過圓桌會議,加強在廣泛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疫情暴發之后,印歐意識到了氣候變化對于全球公共衛生的嚴重危害性,決定繼續強化減緩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合作。《印歐戰略伙伴關系:通往2025年的路線圖》框定了印歐在氣候變化領域合作的方向。“雙方將就充分執行《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法律文書和國家自主貢獻進行合作,并制定長期低溫氣體排放發展戰略,強化雙方在2016年首腦會議上確立的清潔能源和氣候伙伴關系,并制定和實施新的工作計劃。印歐清潔能源和氣候伙伴關系應著重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合作,增強可持續能源的獲取和適應能力。舉行印度-歐盟氣候變化對話例會,加強在所有氣候變化政策方面的合作,包括在國際論壇上進行協調。”由此可見,新冠疫情加速了印歐在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步伐,推動了雙方氣候變化合作承諾的落實。在歐盟看來,氣候變化合作是印歐承諾在全球挑戰問題上更為緊密合作的應有之義。雙方充分致力于執行《巴黎協定》,提升在全球多邊舞臺上的合作水平。 

        三、強化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合作

        后疫情時代,印歐強化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合作,既有印太地區自身因素,也有雙方的內部戰略考量。同時,雙方這種新趨勢的一個很重要特點是制衡中國在印太地區日益明顯的影響力。《面向2020年的歐盟-印度行動議程》雖然提到了印歐要強化安全領域的合作,比如要深化現有的合作,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維護海洋航行自由,聯合打擊跨國犯罪等,卻沒有提及印太地區。與之相反,《印歐戰略伙伴關系:通往2025年的路線路則將強化在印太地區的合作列為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焦點議題。雙方將完全依據國際法,通過確保自由、開放、包容性的路徑,共同維護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安全與保障。此外,雙方將在制定海洋倡議上共同努力,加強在印太地區的互利合作,具體目標是促進可持續發展、保護海洋生態、消除海洋廢棄物和垃圾等。 

      (一) 自身因素:后疫情時代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日益顯著 

      主要大國在印太地區展開了新一輪戰略博弈。正如彼得·卡贊斯坦所言,當今世界是地區構成的世界。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的研究員普拉加·潘迪(Pragya Pandey)認為自印歐確立戰略伙伴關系以來,安全防務一直不是雙方的重點合作內容。但在雙方意識到印太地區戰略價值的重要性,并重新評估它們在該地區的作用之后,印度將成為歐盟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合作伙伴。強化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合作是后疫情時代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一個顯著趨勢。這同印太地區日益重要的地緣戰略價值密切相關。很多印太地區的域內外國家紛紛提出了各自的印太戰略。除了美日印澳之外,法國、英國等歐盟國家也都提出了印太戰略或構想。印太已經成為21世紀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關鍵詞。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印太在權力范式轉換的大背景之下,逐漸演變成為一項戰略。印太戰略成為地緣戰略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自由、開放成為印太戰略的基本屬性。2013年以來,很多國家都發布了關于印太的戰略文件或聯合聲明。后疫情時代,關于印太的戰略文件有增無減。維護印太地區海洋安全成為各國共識。新冠疫情客觀上加劇了全球地緣政治格局的變化,使得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價值更為突出。澳大利亞在新發布的《2020年國防戰略更新》官方文件中指出印太地區處于更大的戰略競爭中心,這使得該地區更加充滿戰略競爭和憂慮。這些趨勢仍在繼續,并可能因新冠疫情而加劇。《外交學者》撰文稱新冠疫情將在短期和長期內對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安全產生影響。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的莫妮卡·詹索利亞(Monika Chansoria)認為新冠疫情正在重塑印太地區的地緣戰略格局,并產生重大后果。 

      重要的是,印太地區擁有大量關鍵的海上戰略通道,這是印歐的一個重要關注點。印太地區是關鍵的海上戰略通道的所在區域,并且在全球貿易、商品進出口方面,是全球貿易的中心。具體而言,印太地區海上戰略通道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關鍵的海峽分布較廣,主要有馬六甲海峽、龍目海峽、望加錫海峽、臺灣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蘇伊士運河等;二是主要的海上航線較多,主要有遠東-北美西海岸,遠東-加勒比海、北美東海岸,波斯灣-好望角-西歐、北美線,波斯灣-馬六甲海峽-日本線等;三是不可忽略的戰略島嶼眾多。印太地區的戰略島嶼早已為外界所認知。南太平洋地區、南印度洋地區以及南海的戰略島嶼為很多相關國家所青睞。比如,法國在其印太戰略中對于太平洋島國和印度洋島國都極為重視。然而,跨國犯罪、海盜、毒品走私等時刻威脅著這些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重視。確保印太地區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因此,歐盟在《歐盟對印度戰略的要素》指出印歐在印太地區海洋安全合作的戰略考量之一是印歐的貿易絕大部分依賴海上交通,因此,確保這些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對它們至關重要。雙方需要加強對維護海洋安全活動的參與,討論非傳統安全挑戰,比如海盜、持械搶劫等。2020年的瑞辛納對話(Raisina Dialogue)上,德國國務大臣安南在歡迎印度外交大臣維杰·高卡勒(Vijay Gokhale)的致辭中指出,歐洲盡管在地理上不屬于印太地區,但歐洲同亞洲貿易的很大一部分卻要經過印太地區的關鍵咽喉。任何對重要海上戰略通道和戰略咽喉的威脅,以及印太地區的任何沖突,都在挑戰歐洲的能源和商業流通,將直接影響歐洲的繁榮與安全。確保海上航線和戰略通道的暢通符合歐洲的利益。比如,蘇伊士運河是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海上門戶。不管基于何種考量,蘇伊士運河的關閉都將導致海上交通轉移到好望角附近,從而加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運輸時間和成本。基于這些利害關系,歐洲許多決策者開始承認歐盟是印太地區的主要利益攸關方。對印度而言,它在《確保安全的海洋:印度海洋安全戰略》官方文件中認為其能源安全、深海礦區的發展以及對南極科研的支持,都取決于海上戰略通道。印度海洋前景的主要驅動之一是確保海上戰略通道的安全。  

      (二) 外部因素:印歐印太戰略匯合 

      除了內部因素以外,印歐都有著自身的印太戰略,并且出現了重合現象,這進一步推動了雙方在印太地區的海洋安全合作。歐洲國家層面上,一些大國制定了自身的印太戰略框架。201853日,法國總統馬克龍首次把“印太”概念納入國家外交政策之中。馬克龍在加登島(Garden Island)的講話中首次闡述法國的印太戰略時,著重強調了調和三個動機的必要性:限制中國崛起對法國利益的損害,保持法美兩國關系的發展,盡可能擺脫中美之間的競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費雷德里克·格瑞爾(Frederic Grare)認為法國是印太地區的一個常駐大國(resident power)20195月,法國更新了《印太地區的法國與安全》戰略文件,制定了完整的印太戰略框架。該文件強調了法國的印太地區國家身份以及所面臨的挑戰,并認為海外武裝部隊和軍事基地可以使其履行印太地區常駐大國的責任。202092日,德國政府發布了名為《印太地區政策準則》的官方文件,首次正式認可“印太”概念。該文件受到印度、日本等亞洲伙伴的歡迎,也受到了法國的歡迎。作為國際活躍的貿易國和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擁護者,德國對亞洲經濟的增長機制、參與塑造印太地區及維護全球利益,抱有極大的興趣。2016年起,英國首相就開始頻繁使用“印太”概念。“印太”概念的使用使得英國政策制定者開始適應區域地緣政治的現實。英國在2018年發布了《國家安全能力審閱》官方文件,開始了戰略視角的轉變,將印太地區視為全球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三大重心之一。英國必須在這些地區之間維持并建立牢固的關系。202011月,荷蘭也制定了關于印太地區的官方戰略,將目光聚焦到這一地區;歐洲地區層面上,歐盟雖然尚未出臺專門針對印太地區的官方戰略文件,但印太地區在歐盟的戰略設計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歐盟及其成員國在以團結一致的方式更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歐盟2018年的《歐亞連通戰略》體現了其對于印太地區的強烈興趣。某種程度上看,歐盟是其成員國在利益關切地區外交政策的“放大器”(amplifier),而印太地區則是其中一個焦點地區。 

      對印度而言,印太地區是其“東向行動”(Act East Action)政策的必然涉及區域。印度的“向東看”轉變成“東向行動”政策,意在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參與,重點是經濟和海洋安全領域。近年來,印度的印太戰略日益明顯。“向南看”(印度洋)及“向東看”(太平洋)是印度印太戰略的內在邏輯,也是印度戰略利益框架所要延伸的區域。如表1所示,印度總理莫迪在2018年的香格里拉對話上概述了印度的印太愿景。在莫迪看來,印度對印太地區的構想是積極的,包括很多要素。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參與具有包容性。從哲學上看,印度是韋丹塔(Vedanta)哲學的繼承者,而韋丹塔哲學相信所有人在本質上具有統一性,并在多樣性中尋求團結。同時,莫迪認為印太地區的海上戰略通道將成為印度通往和平與繁榮走廊的途徑。從實踐上看,在“東向行動”政策的推動下,印度不斷在雙邊層面和多邊層面上構建同亞太地區國家的合作伙伴關系,提升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影響力。雙邊層面上,印度構筑了同越南、印尼、澳大利亞、日本等國家的合作關系。在南太平洋地區,印度致力于發展同太平洋島國的外交關系,建立了同太平洋島國穩固的高層會晤機制。多邊層面上,印度加入了美日印澳四邊合作。2007年,在地緣政治利益融合的驅使下,美日印澳在東盟地區論壇間隙進行了非正式會晤。在過去的十年中,印度一直在穩步轉變成為印太地區的“網絡安全提供商”,強化參與美日印澳多邊對話。 

        四、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合作成為新關切 

       《面向2020年的歐盟-印度行動議程》提及了印歐在動海洋安全、維護海洋航行自由等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但缺乏海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全球海洋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除了傳統安全領域的維護之外,還有包括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漁業資源保護等諸多非傳統安全領域。后疫情時代,海洋健康將同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更為密切相關。人類健康同海洋健康之間的聯系更加明顯。加強全球海洋治理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對于印歐來說,全球海洋治理被提上合作議程。在此情況下,《印歐戰略伙伴關系:通往2025年的路線圖制定了印歐關于全球海洋治理合作的框架。印歐要在雙邊、區域及多邊層面加強漁業合作,以確保可持續治理和利用海洋生物資源。雙方支持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制定的一切法律規范,保護國家管轄范圍以外的海洋生物多樣性。 

      基于戰略伙伴關系,印歐在全球海洋治理領域的合作具備了良好的前期基礎。盡管當時的歐共體尚未參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談判,但第三屆國際海洋法會議是印歐海洋治理合作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由于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印度和歐共體國家引入了影響現代海洋安全的關鍵法規,因此它們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條款產生了重大影響。印度和歐共體成功地為維護海洋航行自由,保護沿岸國家及海洋環境權利的新構架做出了貢獻,并積極參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起草、可持續發展項目和全球海洋的安全。它們各自引入了這些項目,成為21世紀全球海洋治理的領導者。 2016年,歐盟在《全球海洋治理:一項我們海洋未來的議程》中就指出了海洋所面臨的全球挑戰及優先事項。歐盟將在全球范圍內同雙邊、區域以及多邊伙伴進行合作,并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視為主要的“合法驅動器”(legal driver)。它同主要的國際參與者和合作伙伴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并同各種新興大國密切合作。 

        結語

        當今世界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是不僅是一種雙邊關系的演進,而且折射出了國際格局的動態變化。種種跡象表明,后疫情時代,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的發展正在穩步地向前推進。雙方關系所呈現的新趨勢不僅體現了新冠疫情的影響,還體現了對中國的影響。 

      第一,印歐關系的新趨勢體現了新冠疫情的全面、深刻影響。印歐雖然地理上距離遙遠,但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雙方趨向在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氣候變化、海洋安全以及全球海洋治理領域合作,試圖共同戰勝新冠疫情的挑戰。在全球化時代,一國內部的個人和公共衛生事務日益成為全球性的公共事務,加劇了國際社會在公共衛生安全方面的共同脆弱性。全球化的深入已經使得全球公共衛生治理呈現出多行為體治理的特征而具有了全球政治、經濟、安全的維度。同時,新冠疫情也使人類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人與海洋的關系。某種程度上看,新冠疫情的爆發昭示著生態系統的嚴重失衡。人類應當考慮自然,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共存。 

      第二,印歐關系的新趨勢體現了遏制中國的特性。在印太戰略框架下,印歐強化印太地區海洋安全合作的一個主要戰略考量是遏制中國近年來在該地區不斷提升的影響力。官方和學術界都不同程度地表達了這個觀點。在普拉加·潘迪看來,印太地區地緣政治動蕩關鍵因素之一是中國在該地區的崛起,引發了印歐對此的關注。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開展的項目具有不透明性和不可持續性以及在印太地區“足跡”的不斷擴大,引起了該地區國家的擔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埃里克·布拉特貝格(Erik Brattberg)和布魯斯金學會的菲利普·陸克(Philippe Le Corre)認為歐洲政策制定者越來越認識到中國崛起對歐洲鄰國和印太地區國家帶來的安全挑戰。中國同其鄰國及美國日益緊張的局勢,正在破壞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并損害歐洲經濟賴以生存的海上戰略通道。歐盟在2019年發布的《歐盟與中國戰略前景》官方文件中將中國定位為“系統的競爭對手和經濟競爭者”,并認為中國在南海的海洋訴求及拒絕接受基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有約束力仲裁,影響了國際合法秩序,使緩解對歐洲經濟利益至關重要的海上戰略通道的緊張局勢變得更加困難。 

      當下,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都在增加。如何破解外部不利的戰略態勢,穩步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事關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第一,對中美關系進行“冷處理”。從根本上說,印太戰略的主要推動者是美國。美國積極踐行印太戰略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的崛起挑戰了其在印太地區及全球層面的霸權。自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出臺了一系列的印太戰略文件。《印太戰略報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方針》以及《海上優勢》三份官方文件都渲染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地緣威脅。基于此,美國在印太地區構筑了網絡型的安全結構,聚合了一些所謂志同道合的國家來共同遏制中國。后疫情時代,中美在印太地區的關系進一步惡化。中美關系正面臨前所有的考驗與挑戰。作為國際政治中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同國際格局的走向密切相關,影響著國際與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在中國迅速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國表現出了復雜、擔憂的心態。中美貿易戰、中美脫鉤等現象都是中美關系惡化的外在體現。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應冷靜處理同美國的關系,避免在全球層面和地區層面發生直接的沖突,或者在行動和話語上刺激美國。作為理性大國,中美關系終將會回歸到一個正常的軌道上。 

      第二,化挑戰為機遇,變被動為主動。在復雜多變的全球地緣環境下,中國面臨著全方位、立體化的挑戰。回避絕無可能,正確的做法只能是勇于面對現實,辯證看待現實,始終堅定信心,始終滿懷希望。美國的印太戰略既是挑戰,也是機遇。面對美國在全球層面和印太地區的瘋狂圍堵,中國應繼續扎實、低調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為沿線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為國際社會謀求最大的福利。如前所述,印歐未來的合作將著眼于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氣候變化等領域。美國特朗普政府在一些全球治理領域表現得較為消極,比如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導條約》、《開放天空條約》等,未能體現應有的大國擔當。相反,中國可以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世界和平與穩定貢獻中國方案。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有助于回應國際社會對當代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期盼或疑慮,表現出中國致力于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的原則立場。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中國始終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肩負大國擔當,支持全球抗擊新冠疫情,贏得了世界許多國家和人民的尊重,提升了在國際社會中的美譽度。 

      第三,充分了解印歐戰略伙伴關系發展的新趨勢,妥善地處理同印歐之間的關系。對中國而言,印歐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中國對外交往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印歐的合作趨向涉及傳統安全層面和非傳統安全層面。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就是它們在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內容及目標。因此,如何減少印太地區國家對中國的戰略誤解成為破局的關鍵。事實上,“一帶一路”倡議不可避免地同印歐的印太戰略發生了戰略重疊,并產生戰略誤解。同中美關系不同,中印以及中歐關系并沒有根本的利益沖突,總體上處于可控的狀態。從各類官方文件、學術界以及智庫的角度看,印歐戰略伙伴關系在印太地區并不排斥中國的存在。因此,中國應充分尊重印歐在印太地區的意愿,順勢而為,與印太地區國家共同構建和諧的秩序。 (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梁甲瑞 馬翠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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