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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亞南:惟有實踐是最可靠的檢驗
2021年06月15日 08: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興祥 字號
2021年06月15日 08:0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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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王亞南(1901—1969),原名際主、直淮,字漁邨,湖北黃岡人。1922年就讀于武昌中華大學教育系。1926年畢業,任教于武昌成城中學。次年參加北伐戰爭,任軍官教導團政治教官。1928年與郭大力一起翻譯《資本論》。次年赴日本研究政治經濟學。1931年回國,任上海國立暨南大學教授。1933年任福建人民政府文教委員兼人民日報社社長。后赴德國、日本從事研究。1935年底回國,繼續翻譯《資本論》。1937年任中國著作者抗日會執行委員。1940年任國立中山大學經濟系教授、主任兼法學院院長,講授高等經濟學、中國經濟史、經濟思想史等課程。1944年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1945年任廈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1950年至1969年任廈門大學校長。主張“廈門大學應當面向海洋,面向東南亞與華僑,為千百萬華僑服務”,扶持東南亞研究與海洋研究成為特色學科;反對重理輕文,強調文理兩科協調發展;倡導“自己學習自己研究”“博專精”;支持陳景潤的數學研究。曾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常委,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協副主席。譯有《資本論》《國富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著有《經濟學史》《德國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中國社會經濟史綱》《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社會科學新論》《政治經濟學史大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官僚政治與官僚資本》《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與中國人口問題》《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資本論研究》《政治經濟學說史》等教科書和著作。

 

  王亞南(1901—1969),湖北黃岡人,中共黨員,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重要傳播者,“中國經濟學”的首倡者,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卓越的人民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后,王亞南先生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為廈門大學校長,執掌廈大19年,在任時間為歷任校長之最。他與同時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先生并稱“南王北馬”,因二者在經濟學方面均有突出的理論建樹。作為蜚聲學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先生以《資本論》為基礎,研究領域涵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學說史、經濟史及其他領域,是一位學識淵博、博古通今、學貫中西的思想巨擘。他的學術著作體現了“中國的、實踐的、批判的”三大特色。習近平總書記評價說:“王亞南先生不但是翻譯家、教育家,還是經濟學家,對《資本論》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譯《資本論》,王亞南先生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舊中國經濟形態進行了深刻剖析,發表過一系列很有影響的著作,包括《中國經濟原論》《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讀過。”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里程碑

  《資本論》是馬克思傾其畢生心血寫成的一部科學巨著,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著作之一,也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之作,被譽為“工人階級的圣經”。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共產黨宣言》手稿和《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自注本納入《世界記憶名錄》。1930年之前,中國非但沒有《資本論》的中文全譯本,就連個別篇章的中譯本也沒有。中國學者翻譯《資本論》,是從1930年開始的。陳啟修、潘冬舟、王慎明(王思華、右銘)和侯外廬(玉樞)、吳半農等,陸續翻譯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分冊,并正式出版。不過,直到1937年,國內仍沒有《資本論》全譯本問世。完成這項驚世之作的任務,落到了兩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郭大力先生和王亞南先生身上。

  1928年,王亞南先生與郭大力先生邂逅于杭州大佛寺,兩人一見如故,共同確立了合譯《資本論》一書的宏愿。由于《資本論》涉及大量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和范疇,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準確地翻譯,他們做了充分準備,先從翻譯西方古典經濟學經典著作、經濟史名著入手。王亞南先生曾先后東渡日本、游學歐洲。寓居東京時,除了翻譯、寫作、學習日文和德文,他還潛心鉆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深受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想家河上肇的影響。在留德期間,王亞南先生接觸德國的工人階級,真切地了解德國的歷史、現狀及風土人情,獲得了豐富的感性認識。在馬克思的故鄉特里爾和《資本論》的誕生地英國,他廣泛收集西方經濟學資料,深入考察西歐資本主義制度,關注西方經濟學發展動向。在此期間,他獨立翻譯、合譯了9部譯著,這些譯著成為向中國學界系統介紹西方古典經濟學名著的典范之作。其中,郭大力與王亞南合譯的《國富論》,被視為迄今為止引用率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權威譯本。

  “磨刀不誤砍柴工”,歷經10年艱辛,郭大力和王亞南兩位先生翻譯的《資本論》三大卷終于在1938年由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了,這是當時中國最完整的譯本。他們的翻譯工作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為中國人民翻身求解放乃至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

  自《資本論》三大卷問世以來,幾代中國人深受其影響,不斷從中汲取智慧和思想。1938年,毛澤東拿到郭王翻譯的《資本論》譯本后,就開始認真研讀,對第一卷第1章至第12章大部分內容(包括部分注釋)用鉛筆進行了圈畫和標注,用鉛筆、藍鉛筆對第三卷的第13章至第20章、第37章至第39章的一些段落進行了圈畫,還糾正了原書中的錯字,改正了原書中不妥當的標點符號,將漏字一個一個添加上去。這套有毛澤東親筆更正、批注的書,現保存于中南海,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文物。習近平總書記在陜北梁家河當知青時,特別推崇郭王的《資本論》譯本,他通讀過三遍《資本論》,并記了很多本筆記。

  為了使《資本論》中譯本更加完善,王亞南先生和郭大力先生一起,于1952—1953年、1963—1965年,先后兩次對《資本論》舊譯本作了修訂。正因為在翻譯上精益求精,郭王的《資本論》譯本文字洗練,是公認的善本。1955年,中央編譯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著手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即中文第1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歷時30年,到1985年出齊全部50卷53冊,其中第23—25卷為《資本論》第1—3卷。中央編譯局在翻譯《資本論》第1卷時,曾逐句對照郭王譯本,而在譯校《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時,則直接在郭王譯本的基礎上進行校訂。

  王亞南先生翻譯《資本論》,目的是傳播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社會。1932年,左翼作家聯盟領導的“中國著作者抗日會”在上海成立,推舉17人為執行委員,1937年王亞南先生成為執行委員之一。當時生活條件極差,王亞南先生又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和胃潰瘍,但他仍以極大的毅力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堅持翻譯和宣傳工作。1940年9月,王亞南先生到中山大學執教,在中共地下黨的影響下,團結了許多進步教授。1944年,他應邀來到戰時福建省會永安,任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不僅把研究所變成學術研究高地,而且成為特殊條件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抗戰的前沿陣地。1945年秋,王亞南先生任廈門大學法學院院長兼經濟系主任,聘請包括郭大力先生在內的一批進步教授到廈大任教,大大加強了馬克思主義在廈大的傳播,廈大也因此成為“東南民主堡壘”。

  馬克思在《資本論》法文本的序與跋中寫了這么一段話:“在科學上面是沒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在崎嶇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勞苦的人,才有希望到達光輝的頂點。”王亞南先生也是這句名言的踐行者,終其一生,他都在追求真理、傳播真理,并在實踐中成長為一位堅定的革命理論家。

  中國式《資本論》

  1939年,毛澤東首次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概念,次年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其理論成果是毛澤東思想。受毛澤東思想影響,王亞南先生提出了“以中國人的資格來研究政治經濟學”等富于創造性的重大理論問題,首倡“中國經濟學”并付諸實踐。

  在《致中山大學經濟學系同學一封公開信》中,王亞南先生自述其治學路徑時說道:“我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文句、自己的寫作方法,建立自己的經濟理論體系,并依據這個體系,把它伸展延拓到一切社會科學領域。”可見,在翻譯《資本論》的過程中,王亞南先生就已逐漸將其“內化”,不僅以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為指導,構建了屬于自己的理論體系,而且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將其拓展到政治、哲學、歷史、文化等諸多社會科學領域。他運用當時最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來分析、研究中國問題,致力于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構建中國經濟學體系,特別是結合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社會形態和歷史文化傳統進行理論創新。他強調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特殊性的統一,努力將《資本論》的原理和方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其代表作《中國經濟原論》充分體現了這種結合。該書遵循《資本論》范式,考察并分析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一個典范,被譽為“中國式《資本論》”。

  《中國經濟原論》堪稱中國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對宣傳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新中國成立后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來源。1955年,《中國經濟原論》由日本中國經濟研究會翻譯并出版。1957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時,改名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形態研究》。1958年,莫斯科社會經濟文獻出版社以人民出版社重印的書名出版了俄文版。1998年,該書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是唯一入選的在新中國成立前出版的經濟學著作。在紀念王亞南誕辰100周年大會暨學術研討會上,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陶大鏞教授評價說,王亞南先生的《中國經濟原論》是運用《資本論》科學體系、基本范疇和規律來研究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一個大膽而成功的嘗試,在我國尚屬首屈一指。它是亞南先生留給后世的一份珍貴的精神財富。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全國綜合大學《資本論》研究會名譽會長、復旦大學洪遠朋教授認為:“王亞南不僅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宗師,而且是主張中國經濟學的先驅者和實踐家。他的代表作《中國經濟原論》靈活運用《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全面分析舊中國經濟的來龍去脈、運行規律、長期停滯的根源以及必然轉變的前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兩位學界前輩對該書的學術價值都作了高度的評價。

  解放戰爭期間,當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行將崩潰之時,王亞南先生又與時俱進,及時將研究視角轉向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和新民主主義經濟形態的研究。他運用《資本論》的基本原理,大膽地進行理論創新,出版了《中國社會經濟改造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改造思想研究》等著作,提出許多富有遠見的論點,這些研究對中國特殊的經濟發展道路和經濟制度做了有益的探討。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他致力于《資本論》的研究,發表系列文章,對《資本論》的對象、體系、結構做了深入的剖析,見解獨樹一幟,形成了學界公認的“王派”理論。除了《資本論》研究,他在“廣義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方法論領域也勤于耕耘,并有成果問世。可以說,在科學研究方面,王亞南先生做到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真正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融會貫通。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開山之作

  1943年夏,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著名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訪問廣東坪石,在當地一家旅館中與時任中山大學經濟系教授的王亞南先生兩度促膝長談。臨到分別時,李約瑟提出“中國官僚政治”話題,希望后者能從歷史與社會方面予以解釋。王亞南先生被這個平素不太留意的問題窘住了,就托詞道:對此“沒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來奉告”。此后,有關“中國官僚政治”的問題一直如影相隨纏繞著他,逼著他去解答,這便是他撰寫《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的緣起。

  我們知道,李約瑟提這個話題并非空穴來風。1954年,他在其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第1卷)序言中,首次提出這樣的疑問:在第1—15世紀,中國的科學發明和發現遙遙領先于同時代的歐洲,可是,中國的科學為什么持續停留在經驗階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論?歐洲在16世紀以后就誕生了近代科學,這種科學已被證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國文明卻未能在亞洲產生相似的近代科學,其阻礙因素是什么?李約瑟提出的上述疑問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反響,被譽為“李約瑟之問”或“李約瑟難題”。1950年以后,《中國科學技術史》第7卷的部分內容曾以論文形式提前發表。李約瑟關于中國“亞細亞官僚制度”的形成及其缺陷,關于儒家學派在官僚政治上的地位及作用,關于商人階級遭到歧視和壓制、商業利潤和創業精神受到持續不斷的抑制,從而導致中國與近代科學失之交臂等問題,都做了概括性的論述。顯然,在李約瑟看來,研究中國官僚政治是解開上述謎團的關鍵環節。

  王亞南先生經過近5年的醞釀積累,首篇《論所謂官僚政治》刊于1947年9月的《時與文》第2卷第1期。之后一發而不可收,至1948年6月止,他在《時與文》雜志上陸續刊發了17篇專論。1948年10月,他將系列專論匯集成書,以《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為名,由上海時代文化出版社刊行。王亞南先生謙稱自己在中國官僚政治領域的研究,只是“關于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副產物”,而且是“對于非所專習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從來的寫作,沒有像這次‘研究’這樣受到普遍的注意”。20世紀40年代,官僚資本猖獗橫行,為禍甚烈,曾引起學界的熱烈討論。王亞南先生以理性的目光,敏銳地洞察到官僚資本與官僚政治之間的密切關系,并努力探尋二者的歷史淵源,挖掘其流弊及病根之所在,該書也因此成為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的開山之作,并且成為王亞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該書中,王亞南以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手法,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由抽象及具體,由局部到全貌,對中國自秦漢迄于民國的官僚政治形態做了深刻的系統分析。王亞南先生指出:“中國社會的長期停滯問題,事實上,無非是中國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組織的長期存續問題;又因為中國特殊的封建組織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專制的官僚的形態,于是,我們那種特殊封建社會體制的長期存續問題,自始就與專制官僚政治形態保有極其密切的聯系。”這是該書極為精辟的論點之一。

  從五四運動至20世紀40年代末,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史方面的專題論文多達600篇,專著近40部,數量不可謂不多,但內容仍以官制研究為主,基本上按照歷史學研究對象及方法的規范,以史實的考證、綜述、評價等方式,闡明各項典章制度的起源與演化,絕少從政治學的角度考察歷代政治制度的形態、實質、機制與得失。王亞南先生得益于《資本論》的翻譯和研究工作,在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方法論時,顯然游刃有余。他不僅以經濟結構為切入點,同時延伸到社會科學的諸多領域,特別是社會史領域,并把它們作為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加以系統全面考察,是融會貫通政治史、經濟史和文化史的一次嘗試。

  王亞南先生把中國官僚政治當作一個特定的形態或體制加以論述,通過比較研究,從“技術”和“社會”兩個方面,揭示中國官僚政治產生的基礎、特點、演化及官僚主義的作風與流弊。同時,他的研究比較貼近政治學的規范,所以被譽為“這一時期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中,理論色彩最強的、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是“‘對30年代以來討論’的小結”。

  該書在初版30多年后,再版和重印不下20次。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它不斷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學人,是一份值得珍視的學術遺產。

  馬克思主義經濟史的開拓者

  王亞南先生的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經濟史思想之中,其特點是把經濟史作為理解社會發展史的鑰匙。他完整提出著名的“地方經濟論”,建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理論,科學分析中國封建經濟的“停滯發展論”,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史的開拓者。

  20世紀30年代,國內學界掀起了一場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王亞南先生自然沒有置身事外。1936年,他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綱》一書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主要討論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以及中國是否存在奴隸制問題,是他參與這次論戰的成果集成。王亞南先生認為,中國缺乏典型的奴隸制,封建社會不但分為領主經濟和地主經濟兩個階段,與歐洲相比時間還特別長,揭示出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他反對一些學者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五階段論”的形而上學史觀。除了參與“中國社會性質論戰”外,他還先后在《社會科學》《文史哲》《學術論壇》發表了多篇史學文章。

  王亞南先生還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的杰出理論家。1954年,他的另一部代表作《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由上海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著重分析中國封建經濟的實質、運動規律和超經濟剝削的特點,率先提出中國地主經濟體制具有彈性的理論,開創了中國經濟史的一個學派。他從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入手,不但揭示了中國兩階段發展的封建社會特點,還將鴉片戰爭失敗后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歸到中國封建社會地主經濟的一個特殊階段,而不是將其歸入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

  除經濟史外,王亞南先生又深耕經濟學說史,其研究涵蓋“西方經濟學說史”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兩大領域,發表了大量論文,并有《現代世界經濟概論》《政治經濟學史大綱》《王亞南經濟思想史論文集》等專著或論文集問世。新中國成立后,他積極從事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研究,計劃編寫《毛澤東經濟思想》和一部從馬克思到毛澤東的《經濟學說史》(大學教材),臨終前還念念不忘要完成這兩部著作。

  綜上所述,王亞南先生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以開創性的研究,成為獨步學林、影響深遠的學術大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早年游學日本、歐洲的經歷,以及在西方古典經濟學方面的學識積累,王亞南先生一開始就秉持一種開放性的世界眼光,用國際視野來分析中國問題,其兼容并包的治學思想超越了很多同時代的學者。他的學術思想始終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光輝,貫穿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對新時代的治國理政方略有著重要的啟迪作用和時代價值。

 

  (作者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經濟學年會制度與政治經濟學專業委員會委員)

 

作者簡介

姓名:張興祥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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