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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考古學百年成就
    2021年04月27日 10:06 來源:《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 作者:朱乃誠 字號
    2021年04月27日 10:06
    來源:《文物春秋》2021年第1期 作者:朱乃誠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中國考古學從1921年興起以來,至今已有百年的發展歷程。100年來,中國考古學在早期人類至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在揭示中華古代文化與文明以連續發展和傳承優秀文化傳統、“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與中華文明瑰寶”、豐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績卓著。尤其是在中國史前史和夏商歷史的研究領域中起著主導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約200萬年的中國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為廣為接受的認識,填補了商代歷史研究的空白,為重建中國上古史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關鍵詞:中國考古學;100周年;成就

      基金資助:“河南省特色骨干學科群信陽師范學院炎黃學學科群招標課題”成果,編號:YHXXKQ-202001

     

      中國考古學從1921年興起以來,至今已有百年的發展歷程。

      100年來,中國考古學在早期人類至宋元明清各個時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中國史前史和夏商歷史的研究領域起著主導作用,初步建立起夏王朝以前約200萬年的中國史前史,探索的夏文化成為廣為接受的認識,填補了商代歷史研究的空白,為重建中國上古史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在兩周歷史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一批都城與地方城市及10余萬座陵墓的發掘,大量簡牘、帛書、墓志及其它文物的出土,極大地豐富了秦漢以降各個歷史時期的研究,從內容、方法等方面都獲得了重大發展,開拓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

      一、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

      舊石器時代考古,以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的研究工作最為充分,在全國各個省區開展的直立人、早期智人與晚期智人及其文化遺存的探索,填補了地域與時代空白。在北方與南方都發現了接近200萬年的人類文化遺存,將人類在中國出現的歷史大大提前。認識到,早在舊石器時代,中國已形成南北兩個技術傳統,即南方的礫石石器傳統和北方的小石片石器傳統。形成的綜合性論著有《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及《裴文中科學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90)、《賈蘭坡舊石器時代考古論文選》(文物出版社,1984),以及《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與《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兩部書的舊石器時代部分,還有由吳汝康、吳新智、張森水主編的《中國遠古人類》(科學出版社,1989)等。這些成果在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中發揮著引領或是重要的作用。

      1.距今百萬年前后的人類文化遺存和人類起源的探索

      發現的距今100萬年前后的人類文化遺存的遺址,主要有陜西藍田公王嶺,河北陽原泥河灣盆地的小長梁、東谷坨、半山、岑家灣、馬圈溝等遺址,它們的地質年代屬早更新世。其中,1964年在藍田公王嶺發現的藍田直立人,年代為距今110萬—115萬年;1992—2018年對馬圈溝遺址群的多次發掘,已確認15個文化層,年代自距今176萬年至120萬年之間。發現的距今近200萬年的人類文化遺存,主要有1965年在云南元謀上那蚌一帶發現的元謀人的兩顆牙齒化石,經古地磁測定牙齒化石的地層年代為距今170萬年前后。1998年以來,在安徽繁昌癩痢山人字洞發現了距今200萬—240萬年的石制品等人類文化遺存,與非洲發現的最早的人類文化遺存的年代接近。這些材料對在亞洲地區探索人類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2.距今約70萬年以來的直立人及其文化研究

      發現的距今約70萬年以來的直立人文化遺存,除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外,約有150多處。其中,陜西藍田陳家窩發現的人類化石和文化遺存的年代約距今65萬年,河南洛陽欒川孫家洞發現動物化石、石制品、人牙化石等近2萬件,湖北鄖縣學堂梁子發現兩具直立人頭骨化石,陜西洛南東河村龍牙洞發現的距今約50萬年的文化遺存以及南鄭縣龍崗寺等秦巴山地的重大發現,表明這些區域是研究中國早期人類進化的重要地區。1980年在安徽和縣龍潭洞出土的一具距今約30萬年的直立人頭蓋骨和2015年在東至縣華龍洞發現的直立人化石,以及1990、1993年在南京湯山發現的距今約35萬年的直立人化石等資料,集中表明了長江下游地區也是直立人活動的重要地區。1993年以來在廣西百色盆地發現一批舊石器地點,年代在距今約80萬—19萬年,2014年在廣東郁南磨刀山發現的舊石器,顯示著嶺南地區是舊石器時代早期人類活動的又一重要區域。2014年以來在云南江川甘棠箐發現了一處年代最早的木柴向心堆積的用火遺存。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周口店遺址發掘、發現的包括北京猿人頭蓋骨在內的40個個體的北京人化石及其用火、打制石器等文化遺存仍然是直立人及其文化遺存的最重要的發現。1949年以來對周口店北京猿人遺址又進行了多次發掘,1978年后進行了包括九個課題的多學科綜合研究(《北京猿人遺址綜合研究》,科學出版社,1985),裴文中和張森水則系統研究了北京猿人遺址的石制品(《中國猿人石器研究》,科學出版社,1985)。研究表明,北京猿人洞穴中厚達40多米的文化堆積,大致形成于距今70萬—20萬年。

      3.早期智人和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的研究

      1950年以來開始對早期智人進行了重點探索。至今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及其文化遺存有30多處。其中,1954年發現的丁村人是中國最早發現的早期智人化石。1976—1979年發現的許家窯人化石有20件,代表10多個不同的個體,年齡從7歲到50歲,平均壽命為30歲。1978年發現的大荔人頭骨,保存相當完整,年齡約30歲。1984年發現的距今約23萬年的金牛山人除有較完整的頭骨外,還有許多體骨。1992年在貴州盤縣大洞發掘出古人類牙齒化石和石制品。這時期的文化更具多樣性。其中,在秦嶺以北,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續,兩湖、安徽、江西地區則繼承其祖先的礫石石器文化傳統,云貴高原自成特色。無論是北方還是南方,石球均較為常見,這可能反映了狩獵經濟有所提高,經濟生活較前一個時期有一定的改觀。

      4.距今4萬年以來至公元前1萬年的人類文化遺存

      1933、1934年發掘山頂洞遺址獲得的山頂洞人化石至少代表8個個體,包括3個完整頭骨及大量的文化遺存,是研究正在形成之中的蒙古人種及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最為重要的資料。目前發現的這一時期的人類文化遺存已遍及全國各個省區。經發掘的重要遺址,北方地區主要有:北京周口店田園洞,天津薊縣東營坊,河北陽原虎頭梁遺址群、玉田孟家泉、平泉化子洞,山西朔縣峙峪、沁水下川、榆次大發、吉縣柿子灘,內蒙古薩拉烏蘇、鄂爾多斯烏蘭木倫,遼寧海城小孤山,吉林榆樹周家油坊,黑龍江哈爾濱閻家崗、訥河多福村神泉、大興安嶺呼中北山洞、穆棱泉眼,河南安陽小南海、許昌靈井、新密李家溝、登封西施、鄭州老奶奶廟,陜西韓城禹門口、宜川龍王辿、南鄭疥疙洞,甘肅環縣劉家岔,寧夏靈武水洞溝、青銅峽鴿子山,新疆吉木乃薩吾爾山通天洞等遺址;南方地區主要有:湖北江陵雞公山上層,安徽懷寧臘樹,湖南石門燕兒洞、澧縣烏鴉山,廣東英德青塘,四川漢源富林、銅梁張二塘、資陽黃鱔溪,云南昆明大板橋、富源大河,貴州普定白巖腳洞、貴安牛坡洞,西藏申扎尼阿木底,廣西柳江通天巖、柳州白蓮洞下層,福建漳州蓮花池山、三明萬壽巖、漳平奇和洞,浙江安吉上馬坎、長興合溪洞及七里亭與銀錠崗,以及臺灣臺南左鎮菜寮溪、臺東長濱海雷洞等遺址。其中,周口店田園洞遺址發現的一具男性個體人骨化石,年代為距今2.5萬年左右,彌補了山頂洞人化石丟失的缺憾,被認為是目前發現的中國最早的現代人;大興安嶺呼中北山洞遺址舊石器時代晚期玉刮削器為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玉器。眾多遺址的發現和發掘研究表明,這時期人類的許多創造,使其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能力大大增強,生存活動的范圍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擴展。具有時代意義的細石器及其復合工具開始出現,石工具正向用途專門化方向發展。個別遺址還發現了箭鏃,表明對于狩獵活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弓箭大概在這一時期產生。引人注意的是,石器磨光技術與原始陶器在這一階段的末期產生。許多遺址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末期向新石器時代連續發展或過渡期的文化遺存。

      二、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

      中國境內從農作物栽培的出現至夏王朝誕生,這段約8000年的歷史,是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主要任務。

      已在全國各地發現了近2萬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經發掘或試掘的遺址有1500余處,一些重要聚落址和墓地進行了大面積或是全部揭露,累計發掘墓葬1萬多座,整理出版了180多部發掘報告。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對中國新石器文化作宏觀的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末夏鼐提倡的科學使用“考古學文化”的基礎上探索文化譜系問題受到了重視。1977年,夏鼐明確提出中國新石器文化的發展并非黃河流域一個中心的“多元說”。這之后形成的重要研究成果,主要有:安志敏《略論三十年來我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石興邦《關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的問題》(《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期)與《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體系及其有關問題》(《亞洲文明論叢》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蘇秉琦《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文物》1981年第5期)、佟柱臣《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三個接觸地帶論》(《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以及嚴文明《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文物》1987年第3期)等。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蘇秉琦的研究成果,對日后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并逐步形成了新石器文化按自然地理區域多中心發展的共識,由此努力建立起各地區的新石器文化發展序列,并探討各文化之間的交流關系。這是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的一大發展,極大地推動了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同時,還在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獲得突破,對中國史前時期的社會經濟與生存環境、生產技術與社會組織結構、意識觀念和文化傳統,以及農業的起源、中國文明起源的形式等重大學術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佟柱臣收集、研究磨制石器,出版了《中國新石器研究》(巴蜀書社,1998)。而由蘇秉琦主編,嚴文明、張忠培等執筆的《中國通史·遠古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進一步構建著中國史前史。以該書的編寫為標志,繼夏鼐、蘇秉琦、安志敏、石興邦之后,嚴文明、張忠培在引領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000年以來,重視開展區域考古調查,探索區域內的聚落形態,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帶動下,為尋找新石器時代晚期與末期的重要遺址進行了持續的大規模發掘,其中環境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在新石器時代考古的生存方式與經濟形態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出版了《中國動物考古學》(袁靖,文物出版社,2015)。

      1.新石器時代早期(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文化的探索

      我國對全新世之初的公元前10000—前7000年間的文化遺存,長期以來不甚明了,直至1987年發掘了河北徐水南莊頭遺址以后,研究工作才獲得突破性進展。迄今為止,發現并確認的屬于這一時期的遺存約有20多處,在中國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其中較為重要的有河北徐水南莊頭,北京懷柔轉年、門頭溝東胡林,河南新密李家溝,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湖南道縣玉蟾,廣西桂林甑皮巖、南寧邕寧頂螄山,廣東英德青塘等遺址。這一時期,在局部磨制石器的基礎上產生了磨光石器。許多遺址都發現有原始陶器的殘片,陶器的燒制溫度較低,約600—700℃,器型簡單,陶器開始成為生活中的主要炊具與食具。形制規范的土坑墓開始形成,如東胡林遺址發現的三座保存完好的屈肢葬墓葬,其中一座隨葬有石刃骨刀等,另一座隨葬有磨光石斧和多枚穿孔螺殼。發現的食物生產證據,主要有東胡林遺址發現的公元前8000年前后的14粒炭化粟粒;對南莊頭遺址的孢粉分析表明,公元前8000年前這一帶具有由潮濕轉干的湖沼演變的環境特點,具備了優越的食物生產的自然條件。表明栽培粟大致在公元前8000年前后率先發生于太行山東側及燕山南麓山谷平原地帶。在南方地區可能產生了栽培稻。這些為新石器時代中期形成的中國南稻北粟的農業分布格局奠定了基礎。

      2.新石器時代中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文化的研究

      目前在黃河流域、長江中游地區、華南及遼河流域發現的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文化遺存達300多處,分屬若干個考古學文化。其中,有分布于河南和河北南部的賈湖文化、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及冀中地區的北福地文化,分布于渭水流域及漢水上游地區的大地灣文化,分布于黃河下游地區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前段,分布于兩湖平原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及其后繼者皂市下層文化,分布于遼河流域的興隆洼文化,分布于嶺南的頂螄山文化和桂林甑皮巖遺存等。在錢塘江流域發現年代早至公元前7000年前的上山文化以及后續者跨湖橋文化。2019年在浙江余姚井頭山地下沙層下發現的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貝丘文化遺存,開辟了在沿海地區海相沉積環境下探索早期文化遺存的視野與新途徑。另外,2005年確認了分布于湘西山地、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的高廟文化,2010年以來在淮河下游新發現了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順山集文化,近年在內蒙古中南部東端的化德及河北西北角的康保發現了裕民文化,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再次發現并明確了距今8000年以前的玉文化遺存。

      這一時期的遺址,面積大的在3萬~5萬余平方米之間,最大的達到數十萬平方米。有的聚落址已初具規模,似經過規劃設計,表明當時處于基本固定的居住狀態。如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聚落址呈不規則圓形,由環壕圈圍,直徑約166~183米,聚落址內有半地穴房址近百座。河南新鄭唐戶遺址揭露面積近10000平方米,聚落址由房址、灰坑(窖穴)、溝、排水設施、壕溝等遺跡共同組成,發現裴李崗文化時期的單間式房址62座,雙間式房址3座,灰坑208個,墓葬2座。居住基址分為5個相對獨立的區域,每個區域獨立布局,又與其它區域相關聯,構成一個相當完整的聚落。房址外圍分布有較密集的灰坑和窖藏遺跡。房屋布局具有向心式和環壕布局的特征,是迄今發現的裴李崗文化保存最為完整的聚落之一。這時期的房屋主要是半地穴式,南方地區還出現了地面建筑。發現墓葬千余座。墓地通常位于聚落址的一側,或散布在居住址附近。其中對河南新鄭裴李崗、郟縣水泉、舞陽賈湖等遺址的墓地進行了全面揭露,發現墓葬數量分別達百余座至300余座,表明當時的聚落及其人口數量已發展到一定規模。

      這時期的農業經濟,在自然條件優越的地區,如中原地區和長江中游地區,得到了迅速發展。已發現了大量的農作物遺存。如1978年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發現一批儲存小米等食物的地窖式糧倉,1996年在湖南澧縣八十當遺址發現上萬粒稻谷。1993年以來,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也發現了炭化稻米等遺存,表明當時淮河流域已是水稻的播種區域。2004年以來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發現的稻作遺存為探索稻作農業向杭州灣地區及太湖地區傳播提供了重要證據。2003年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聚落遺址發現大量人工栽培的炭化黍粒等植物遺存,證實了早先提出的興隆洼文化存在農業的認識,并顯示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繼華北地區之后粟(黍)作農業開始在遼西地區得到發展。南稻北粟的農業經濟類型基本形成。

      這時期的家畜殘骸發現有豬、狗,當時可能還飼養了牛和羊。其中豬除了作為當時肉食來源之一,還作為財富的象征。發現的重要的手工業遺存,主要有燒制陶器的橫式陶窯,以及彩陶、白陶、玉器、竹木器等精心制作品。引人注意的是,賈湖墓葬中出土的利用骨管制作的骨笛和契刻有符號的龜甲,以及7件象牙雕板和1200余粒綠松石及其串飾,表明中原地區在公元前6500年以前就具有較高的手工制作水平和豐富而有特色的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興隆洼文化精美玉玦等玉飾品顯示了遼西地區在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玉文化特征和高超的制作工藝,而江蘇泗洪順山集遺址出土的玉器則顯示公元前6000年以前的玉器可能存在多中心起源。發現于內蒙古林西白音長汗遺址房址灶坑旁的石雕女性人像,河南郟縣水泉遺址出土的兩件陶祖,以及磁山遺址眾多的器物組合坑等,表明這一時期存在著祖先崇拜、男性生殖崇拜和自然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

      3.新石器時代晚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文化及社會形態的研究

      公元前5000—前3000年,是中國新石器文化及氏族社會發展的繁榮時期。這時期原始文化的發展,基本上形成了以中原地區、海岱地區、黃河上游、遼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區、長江中游、太湖地區、珠江流域等地區為中心的格局。各地區在文化面貌方面表現出濃郁的地域特征,五彩繽紛,構成了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其中對仰韶文化研究最為充分,又被分為半坡、廟底溝、西王村、下王崗、大河村、后崗、大司空等幾個類型,或是作為幾種考古學文化來認識。這一時期各地區的文化發展程度很不平衡,其中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發展較快。

      對這一時期社會形態的研究,以黃河流域的較為充分。主要是通過全面揭露當時的聚落址或墓地,展示當時的聚落形態和生活情景。經大規模揭露的聚落址主要有:陜西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潼姜寨、華縣泉護村、高陵楊官寨,河南陜縣廟底溝、洛陽王灣、鄭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崗、鄧州八里崗,甘肅秦安大地灣等。全面揭露的墓地主要有:陜西華陰橫陣村、華縣元君廟、渭南史家、臨潼姜寨、高陵楊官寨,山東泰安大汶口、兗州王因,江蘇邳州大墩子和劉林等。對這些遺址和墓地的研究表明,公元前5000—前3000年社會形態的發展,大致以公元前4000年為界,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公元前5000—前4000年,大體處于平等、穩定的氏族社會發展時期,仰韶文化半坡類型是這一時期的代表性遺存。其中,1972—1979年對姜寨遺址的發掘,揭示了公元前4000年前年代跨度在數百年范圍內的聚落布局。通過對橫陣村、元君廟、龍崗寺、姜寨聚落廣場等保存完整的墓地的揭露和研究,進一步了解到當時社會的基層組織大概存在著兩種形式:一種是以若干個小型家族組成的氏族為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即兩級制組織,其人口約在五六十人至近百人;另一種可能是以包括數個小型家族的若干個氏族組成的胞族為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即三級制組織,人口在20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之后,中原地區原先那種平等、穩定的氏族制度開始出現裂痕,逐漸走向解體,表現在聚落形態方面,像姜寨聚落址的形式已不復見到,出現了建筑工藝很高、室內設施豐富的超大型房址和地面起建的排房建筑,或是布局不十分規范的房屋群體。其中最為典型的排房是河南淅川下王崗發現的約公元前3500年的長屋。大型房址,如:陜西扶風案板遺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由主室和前廊構成的大型房址,面積達165平方米;河南靈寶西坡遺址數座大型房址中有一座面積約250平方米,為公元前3500年前體量最大的特大型房址;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類似宮殿式的大房址,面積約240平方米;甘肅慶陽南佐疙瘩渠遺址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大房址,面積約630平方米,墻體為平地夾板夯筑,并經燒烤。這些代表當時最高建筑水平的大型房子的出現,表明氏族社會已經出現不平等和裂痕,作為當時某一地區或若干聚落址的政治中心,以大房子所在遺址為代表的中心聚落開始形成并發揮著社會作用。河南靈寶西坡遺址發現的數座大型墓葬,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的三重環壕聚落址及其東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基址,體現了中原地區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社會的發展程度;陜西高陵楊官寨偏洞室墓的發現,則顯示這種新型的墓葬形式在公元前3500年前就已經出現。而2010年至2012年揭露的內蒙古通遼哈民忙哈聚落址,發現了一批保存有屋頂木構結構的房址,以及房屋內被焚燒過的數十具甚至多達98具的人骨遺存,揭示了史前聚落廢棄的另一種特殊形式。

      反映社會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間得到充分發展的文化遺存還有: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的蚌塑龍、虎等動物圖案,江蘇張家港東山村崧澤文化大型墓葬,安徽含山凌家灘祭壇與墓地及其大型玉石墓,山東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中期大型墓葬,遼西地區喀左東山嘴、建平牛河梁、朝陽半拉山等地發現的紅山文化晚期頗具規模的石砌祭壇、“女神廟”與大型積石冢,以及仰韶文化晚期的快輪制陶產品,河姆渡文化的木胎漆碗和原始腰機,甘肅武山傅家門馬家窯文化的祭祀坑和卜骨,崧澤文化、凌家灘文化和紅山文化的各種玉器,等等。其中凌家灘的玉人、玉虎、玉鷹和用于占卜的玉龜殼、長方形刻紋玉版及玉簽等,反映了當時存在著的十分復雜的精神文化活動。

      4.新石器時代末期(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文化發展格局和中華文明起源與形成的探索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間考古學文化研究的最大收獲,主要集中在對龍山時代的認識方面。研究表明,大約在公元前二三千年間,從宏觀上看,以中原為中心,北起長城、南逾長江、西抵六盤山、東達于海的廣袤的范圍內,考古學文化面貌日漸趨同,而且還影響著周邊地區文化的發展。這種考古學文化面貌上的趨同現象實際上表明,當時社會在這一大的歷史地理范圍內,在經濟、文化、社會形態等方面大致經歷著相同的發展階段。文化融合力度加大,是這一時期的一個時代特征。

      體現這一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證據有三個方面。一是發現的農作物遺存表明,在中原地區與海岱地區已經種植了粟、黍、水稻、大豆、小麥等五種不同的農作物;動物考古研究表明,中原地區在公元前2500年,開始飼養的家畜除了豬、狗外,新出現了黃牛與綿羊。二是存儲糧食的大型糧倉的發現,如山西侯馬喬山底遺址兩座廟底溝二期文化的大型糧倉,容積分別為25立方米和40立方米以上,糧食的剩余為釀酒的產生提供了條件。三是手工業制品的豐富,如:河南臨汝煤山遺址發現4座陶窯和水井的陶窯區,龍山文化的薄如蛋殼的陶杯,屈家嶺文化的薄如蛋殼的彩陶碗和杯;河南臨汝煤山、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等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以及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馬家窯文化與齊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熔銅坩堝殘片、銅渣、銅礦石、青銅容器殘片與小件銅器等;良渚文化玉琮與玉璧等各種雕刻精美的禮儀用玉器,石家河文化的各種浮雕與透雕玉器,山東臨朐西朱封大墓的嵌綠松石透雕冠狀玉笄等,河南南陽獨山玉礦附近發現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黃山玉器制作作坊聚落址和隨葬大型玉鉞的大墓,甘肅敦煌旱峽發現的距今4000年前后的開采玉礦的遺址。多種經濟形態并存,支持著社會快速發展。

      除社會經濟發展外,體現這一時期時代特征的還有上層建筑領域的變化,如大批量城垣的營建,大型宗教建筑的出現,原始文字的發明,初級禮制的逐步形成,社會等級的分化,較大范圍內的政治實體形成等。

      目前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成都平原至太湖地區的長江流域發現的土筑城墻的城址有60多座,在陜北、晉西北與內蒙古中南部地區發現的石塊壘砌城墻的城址與聚落址有近40座。與城址出現相適應,這一時期的聚落分布密度增加,出現百萬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遺址。其中以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的發現最為引人矚目。良渚城址面積約290余萬平方米,城內有大莫角山“宮殿區”、反山“王陵”和瑤山、匯觀山等祭壇墓地圍繞城址分布,城址外圍由11條堤壩組成大型水利系統,保護利用范圍約100平方公里,顯示了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充分發展而又獨特的良渚文明的社會發展狀態,是公元前3000—前2400年間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代表,并影響至黃河下游、中游、上游地區以及嶺南地區。襄汾陶寺遺址發現的陶寺文化早期面積約13萬平方米的城址、大型窖藏區和6座大墓,陶寺文化中期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規整的較大型宮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與觀測天象功能的半圓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內的手工業區、一座隨葬品豐富的王墓(2002M22),以及芮城清涼寺墓地的部分墓葬,臨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反映了陶寺文明的社會發展狀態,是公元前2400—前2000年間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代表。

      這些發現與研究表明,當時人口密度在增加,財富、權力正在向聚落群中心遺址或城址集中,具有地域分割特征的社會實體在黃河中下游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已經普遍存在。

      原始文字在這一時期發明。如在大汶口文化晚期一種祭祀用具大口尊上發現刻劃符號;良渚文化已發現有8件陶器刻有符號,有的四五個符號成組出現;陶寺遺址出土的一件殘陶扁壺上朱書“文”等字,形體與甲骨文中的同類字相同。

      初級禮制在這一時期逐漸形成。這主要表現為一些大墓的埋葬制度和隨葬品的組合發生了變化。如大汶口文化晚期已出現了隨葬品十分豐富的大墓,至龍山文化時期,臨朐西朱封和兗州尹家城發現的8座大墓,不僅隨葬品豐富精致,而且都有棺槨,有的墓隨葬彩繪木器和鼉鼓。陶寺遺址幾座使用木棺的大墓,出土了成套的禮儀用具,如特磬、土鼓、鼉鼓、V形大石刀、成套彩繪漆木器、彩繪“蟠龍”陶盤等等。這些墓葬的規模及其體現的初級禮制表明它們可能是王室墓葬。伴隨著社會等級的分化,玉器的制作與使用空前興盛,玉器逐步演變為玉禮器,尤其是在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中,玉器成為區別墓葬等級的重要物證。

      發現的重要遺存還有:2011年以來連續調查發掘的陜西神木石峁遺址;2016年在湖北天門石家河譚家嶺遺址發現隨葬包括玉虎、玉鷹等大量玉器的甕棺;2016年以來在陜西延安蘆山峁遺址發現3座分布在較高地點的獨立的客省莊文化晚期夯土小城,以及在城址內用玉鉞與豬下頜骨奠基、有筒瓦與板瓦的帶檐廊排房;2018年在湖北沙洋城河屈家嶺文化城址內的王家塝發現面積22平方米的大型墓葬,出土漆器、象牙器和大量磨光黑陶,以及帶漆柄玉鉞。還有青海民和喇家遺址史前地震、洪水災難遺跡,新疆巴里坤東黑溝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游牧文化聚落址,等等。

      龍山時代的這些重要發現,不斷地修正學術界對這一時期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水平的認識。1983年,夏鼐系統闡述了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提出在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并用時代探索中國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展,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1986年,蘇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概念,將中國文明起源研究賦予探討距今四五千年間中國社會形態與特征的內容,依據東山嘴、牛河梁遺址群的發現,掀起了中華5000年文明的探索浪潮,并將探索中國傳統古史中的“五帝時代”與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結合起來進行,1994年出版了《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指出中國國家起源經歷了距今約5000年到4000年的古國、夏商周時期的方國、秦漢及其以后的帝國等三個發展階段,存在著北方原生型、中原次生型、北方草原續生型等三種國家發展模式,這三種模式涵蓋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歷史。至1999年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表明:公元前4000—前3500年間,伴隨著中原地區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形成與發展,具有中原地區特色的文化因素向四方的輻射增強,其四至,東達泰山腳下,向南越過長江中游,西抵青海東部,北至河套之北及遼西地區。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龍山時代,形成了中原地區、海岱地區、長江中游地區、太湖地區等四個文化發展水平較高的中心區域,構成了這一時期四個內部具有金字塔結構的主要社會集團。其中,中原地區以初級禮制體現的王權意識發展較快,文化上對四周輻射影響較大,并且逐步形成為文化發展中心。中國歷史時期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發展格局,從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時期出現端倪,而形成于龍山時代。龍山時代正是中國文明的形成時期,并在它的末期誕生了夏王朝。2000年以來,經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進一步認識到:大致在公元前3800年開始,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地區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公元前3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而依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可以看出,中國文明的形成,是先有各個區域的小區域文明,而后才形成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文明。目前能夠列舉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會進入“文明”發展狀態的考古學文化實體個案中,最早的小區域文明主要是紅山文明與良渚文明,而以中原為中心的最早的中國文明主要是陶寺文明。紅山文明是還未形成“王權”的“古國文明”,而文化面貌顯示其與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密切的聯系,說明在公元前3500年以來遼西地區的文化發展匯入了中原地區的進程,在大中原地區文化交融的激蕩下遼西地區產生了文明。良渚文明產生初具“王權”而缺乏有序管理機構、仍然是小區域特色的“古王國文明”,其文化對中原地區的影響,促進了中原地區王國文明的產生。陶寺文明是以中原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權與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初步完備的社會管理體系即國家管理體系的“王國文明”,其所代表的可能是堯舜時期,是中國王國文明的開端,是最初的“中國文明”。

      三、夏商周時期考古研究

      1949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對安陽殷墟進行持續10年的大規模發掘,以及在河南浚縣辛村、陜西寶雞斗雞臺等地發掘西周以至春秋戰國時期墓葬。1950年以來,尤其是1979年以來,是夏商周考古研究最為活躍的時期,成就巨大。1979年出版的鄒衡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和1984年出版的李學勤的《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這兩部綜合性著作,對商周考古有重要的推進作用。

      1.夏文化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研究

      夏文化的探索和商代前期文化的研究,是1952年以來開始開展的重要學術課題,并一直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其中的夏文化探索,自1959年歷史學家徐旭生根據古史傳說中夏部落活動區域資料的梳理確立實地考古考察的重點地區,并對豫西進行調查,邁出了實質性的探索步伐以后,于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入全面深入的探索階段。包括對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進行長期勘探、發掘及二里頭文化的研究,對豫西與晉南“夏墟”地區的重點調查,對與二里頭文化關系密切的河南龍山文化的分類與分期研究,對豫西登封王城崗、晉南襄汾陶寺等遺址的重點發掘與論證等。1996年以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開展,使夏文化研究又進入了夏代基本年代框架構建的新階段,對河南禹縣瓦店、登封王城崗、偃師二里頭等遺址進行了再次發掘,對測年標本進行了取樣與測定。經測定并校對擬合研究,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的年代,大致分別為公元前1750—1680—1610—1560—1530年。1999年開始對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進行的發掘,成為21世紀夏文化探索的新的增長點。而2012年以來對陜北神木石峁遺址石城址及皇城臺大臺基的發掘,為夏文化及夏文化時期北方地區文化遺存的探索提出了新的課題。

      1999年以前的二里頭遺址發掘,揭露出面積約1萬平方米的包括一座宮殿址和一座宮殿式宗廟址及年代早至二里頭一期的大型建筑址線索,延續約200年之久、面積近萬平方米的鑄銅遺址,包括隨葬品豐富并含朱砂墓葬在內的近百座墓葬,大量的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及祭祀遺跡等,在中、小型墓中出土了一些青銅容器、大件玉器、陶質禮器等精美器物。并將二里頭文化分為四期,經測定分析研究,其年代約公元前1750—前1530年。這些發現與研究成果,確立了面積約9平方公里的二里頭遺址為王都的性質,出版了《偃師二里頭》(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等重要資料。1999年開始再度對二里頭遺址開展大規模的鉆探與發掘,明確二里頭遺址現在的實際面積約3平方公里,發現圍繞宮殿的宮城及宮城四周的道路。宮城平面呈長方形,面積約10.8萬平方米,宮城內至少有9座宮殿基址,揭露了宮城正門的門塾遺跡。在宮城以南還發現了鑄銅作坊址和綠松石作坊址,對二里頭遺址的平面布局產生了新的認識。在被二里頭三期2號宮殿基址疊壓的3號宮殿基址的庭院內發現3座東西并列的墓葬,其中一座墓中發現了一件大型綠松石龍形器。在3號夯土基址以西的5號夯土基址之間有寬約3米的通道,通道下發現長逾百米的木結構排水暗道。5號夯土基址面積超過2700平方米,坐北朝南,由至少四進院落組成,每進院落包括主殿和院內路土,主殿均為以窄墻間隔成多室的連間排房。在5號基址院內還發現多座貴族墓葬。位于2號宮殿基址以南的二里頭三期4號夯土基址,東西長近40米,南北寬逾12米,面積大于1號、2號宮殿基址的主殿面積。在2號宮殿基址以北發現二里頭四期的6號宮殿基址。從二里頭3號、5號宮殿建筑基址至2號、4號宮殿建筑基址再至6號宮殿建筑基址,展示了宮城內東北部區域從二里頭二期經三期至四期的大型宮殿群的發展狀況。2010年的再次大規模發掘,在宮城以北區域發現了可能與宗教祭祀有關的建筑等遺跡。至2020年,基本明確了二里頭遺址一期至四期各個發展期段主要遺跡的平面布局狀況。二里頭遺址1999年至2006年的發掘成果,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許宏主持)編寫成五冊本考古報告專刊《二里頭(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

      1977—1981年發掘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發現兩座面積分別約1萬平方米、東西相連的河南龍山文化中、晚期城址,以及13座人牲奠基坑等。2002—2004年再次發掘王城崗遺址,發現一座面積30余萬平方米的大城。首次發現的兩座小城位于大城的東北角,大城年代略晚于小城。對大城的文化內涵與性質,有研究者提出了“禹都陽城”的看法。近年來在王城崗大城內發現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為“禹都陽城”的探索再次提供了重要線索。

      1999年對河南新密新砦遺址的再次發掘,確認了早于二里頭一期的“新砦期”的存在,新發現新砦期的龍紋陶器蓋。2002年以來再次發掘,確認新砦遺址面積約100萬平方米,發現了龍山文化及二里頭文化時期的城址,包括外壕、城壕和內壕三重防御的城址,以及新砦期晚段至二里頭文化的淺穴式大型建筑,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還發現、發掘了滎陽市廣武鎮大師姑二里頭文化城址;發掘了鞏義花地嘴遺址,出土了年代最早、形制最為原始、可確定為夏時期的牙璋;發掘了鄭州高新區東趙遺址,發現了面積約2.2萬平方米的新砦期城址,面積約7.2萬平方米的二里頭文化二三期城址及有20塊卜骨的祭祀坑。2010—2012年發掘的新鄭望京樓遺址,發現了二里頭文化二期始建的城址和二里崗文化城址。2019年在山西絳縣西吳壁發現夏商時期冶鑄遺存和銅礦資源的重要線索。

      商代前期文化的發現和都城的發掘研究,是夏商考古研究的又一重大成果。早在1952年,在鄭州二里崗發現了早于殷墟的文化遺存,而后的一系列發掘探索,發現了鄭州商城城垣及城內的三座宮殿址、外圍的手工業作坊址和墓地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又發現了外郭城墻及內城外的兩批重要青銅器窖藏等。在鄭州附近的小雙橋則發現了頗具“王氣”的大型建筑址和青銅器,至2018年的發掘,確認小雙橋遺址面積約300萬平方米,發現的最大夯土臺基現存面積2000余平方米,還發現用于奠基和祭祀的人骨架160余具,牛、狗等叢葬坑3座,與鑄銅有關的遺存,以及銅容器殘件、玉璜形器、大型卜骨、原始瓷尊、朱書陶文與刻畫的文字等,其中“天”字族徽再次印證商代大族天族的歷史至少可追溯至商代白家莊期。對鄭州商城建于哪一代商王曾展開熱烈的討論,主要提出有成湯“亳都”和“仲丁隞都”的看法;對小雙橋遺址性質的討論,也存在著“隞都”和作為鄭州商城“隞都”的“宗廟址”的不同認識。

      1983年,河南偃師商城的發現使商代前期文化研究獲得重大突破。1984年提出了偃師商城為湯都“西亳”的看法。經過持續10多年的發掘研究,尤其是1996年以來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大規模發掘,進一步確立了偃師商城作為早商一代王都——湯都“西亳”的性質。偃師商城的文化遺存可分為三期,城址至少建筑于兩個時期:最初(不晚于第一期晚段)興建的有內城和位于內城中部偏南的宮城,后來(第二期早段)擴大城池北部范圍,依地勢增筑了外城墻,才形成平面為不規則的長方形、面積約200萬平方米的城址。府庫位于城西南隅。城門、大型水道及主體宮殿建筑的布局大都左右對稱。小城平面呈長方形,面積81萬多平方米。宮城位于小城中部,總面積超過4.5萬平方米,已發現10座宮殿建筑基址,集中于宮殿區的南半部,朝向皆南偏西,大體分屬于偃師商城發展之三個不同時期。宮城內宮殿區北部依次為祭祀區和池苑:祭祀區內發現的犧牲有人、牛、羊、豬、狗、魚類,糧食祭品有水稻、小麥等,其中豬的數量最多,有300多頭;池苑與城內外的供水、排水道溝通,形成設計比較考究的城址供、排水系統。

      1985—2003年發掘山西垣曲商城。城址面積13萬平方米,位于城址內中部偏東的宮城由角樓和圍墻合圍,面積約4400平方米,內有南北兩座大型建筑基址。1998年發現面積約9萬平方米的焦作府城商代早期城址,城內已發現4處夯土基址。

      對夏文化的辨認和夏商文化分界,以及二里頭文化是否為夏文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展開了重點探討,形成了多種看法。而偃師商代早期城址的發現和宮城的發掘收獲,為夏商文化的分界找到了界標。多數研究者認為,偃師商城的興建標志著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王朝的終結。

      對先商文化也進行了積極的探索,著重調查發掘了豫北、冀南一帶與豫西二里頭文化年代相當或稍早的文化遺存,發掘了鶴壁劉莊大型先商時期公共墓地。

      夏與商代前期考古研究的另一重要收獲,是海岱地區岳石文化和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研究,以及陜北神木石峁石城址與皇城臺遺址的發現。

      海岱地區的史前文化有著與中原不同的演化序列。1979年對山東牟平照格莊遺址的發掘,確立了繼龍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的命名。發現的岳石文化遺址約有300處,其年代約在公元前1700—前1300年。20世紀90年代對章丘城子崖遺址的發掘,確認龍山文化城址上疊壓有建筑技術較為進步、規模宏大的岳石文化城墻;2016年在城內南部發現岳石文化大型建筑基址;2018年發掘城址北門,確認其有北偏門、中門、南偏門三部分,其中中門寬約25米,分為三個門道,是目前發現最早的“一門三道”城門遺跡。1996年發掘桓臺史家遺址,發現深3.7米的大型岳石文化木結構器物坑,出土器物356件,其中有刻字卜甲與卜骨,有的陶罐內盛有粟類糧食。2014年以來在定陶十里鋪北發現岳石文化城址和晚商文化城址。在豫東地區的發現則表明,岳石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在這一地帶呈犬牙交錯分布,應是夏代及商代前期與夏商文化關系密切的“東夷文化”。

      西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發現于20世紀60年代初,70年代后期以來在這一帶發現了上千處石塊墻圈圍的遺址,其年代約為公元前2000—前1400年。并對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墓地進行了全部揭露,清理出800余座墓葬,一些大墓中出土一批與中原二里頭文化面貌一致的陶質禮器,某些彩繪紋飾酷似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大規模發掘了遼寧北票康家屯、內蒙古赤峰三座店等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全面揭露了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環壕聚落址。

      2011年以來調查發掘的陜北神木石峁遺址,發現了由皇城臺、內城、外城組成的城址,清理出類似甕城形式的外城東城門、“馬面”、人頭奠基坑等重要遺跡。皇城臺位于石峁城址內城中部偏西,三面臨溝,僅北側偏東有一門址。門址自東(外)向西(內)依次由廣場、甕城、南北墩臺、門道等組成,在主門道內發現壁畫殘片。臺頂分布有大型建筑基址,北側有池苑遺址,周邊以塹山砌筑的護坡石墻包裹,石墻上有“纴木”孔洞。臺頂的大臺基大致呈南北向長方形,南護墻長約80米,最高處高約4米。在大臺基南護墻處發現70余件石雕,部分壘砌在南護墻墻面上,絕大多數為雕刻于石塊一面的單面雕刻,有人面、動物等形象與符號。在皇城臺北側墻體、外城東門址南側等也發現了人面石雕等淺浮雕作品。皇城臺系石峁城址的核心區域,可能是當時的“宮城”。石峁石砌城墻規模宏大,結合以往發現的數量龐大的石峁玉器,顯示出石峁遺址在河套地區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而發現的皇城臺大臺基石護墻上的龍紋石雕,年代早于二里頭文化二期,石雕的龍圖案可能是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這種龍形態的前身形態,顯示出陜北的石峁石城與中原地區二里頭早期的夏文化遺存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此外,甘青地區發現的一批與二里頭文化有聯系的高檔次文化遺存,如陶盉、綠松石銅牌飾等,表明齊家文化中晚期與中原地區的夏文化存在密切的關系。新疆溫泉阿敦喬魯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遺址與墓地的發掘,揭示了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文化面貌,發現了早期銅鏡等東西文化交流的物證。

      2.商代后期文化研究

      安陽小屯一帶,自1910年羅振玉通過甲骨文研究將其考證為殷墟,1928年起連續進行了10年15次大規模發掘,發現了50多座商代晚期宮殿宗廟基址,分為甲、乙、丙三組,出土24900多片刻辭甲骨,在侯家莊西北崗發掘了11座王室大墓和1221座祭祀坑(小墓),確定其為商代晚期都城。20世紀60年代以來,陸續公布了侯家莊、小屯的系列發掘報告,還創辦了《古器物研究專刊》,以公布對20世紀30年代發掘所獲青銅器、陶器等出土物的研究成果。1950年以來,對殷墟進行的有計劃的長期發掘,探明殷墟的面積在30平方公里以上。累計發掘墓葬3000多座,其中有1950年發掘的武官村大墓,1976年發掘的武丁配偶婦好墓,1990年發掘的郭家莊160號墓等,2000年發掘的花園莊東地54號墓。婦好墓是殷墟發掘70多年來唯一一座未經盜掘、能與甲骨文相印證而確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1973年在小屯南地發現7000多片卜骨和卜甲,其中有刻辭甲骨5041片。1991年在花園莊東地發掘一個殷墟第一期甲骨坑,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刻辭甲骨579片,完整的刻辭卜甲達300多片。1986年在小屯東地發現一座面積約5000平方米的宮殿基址,是歷年來殷墟發現的規模最大、可明確年代不晚于武丁早期的宮殿址。還對孝民屯鑄銅遺址等進行了大規模發掘,并發現了將宮殿區、族邑(居民點)以及眾多的手工業作坊相互關聯起來的復雜的道路系統。2006年,殷墟作為商王朝晚期都邑遺址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999年以來在洹河以北發現洹北商城,年代早于大司空一期,晚于鄭州商城,是繼1983年發現偃師商城以來商代都城考古的重大發現。洹北商城面積約4.7平方公里,宮城位于大城南北中軸線南部,總面積40萬平方米,在大城西南隅還有一座近方形的小城。宮城內已發現30余處東西向的建筑基址,呈南北排列。其中,1號宮殿基址平面呈“回”字形,四周為建筑主體,中間為庭院,面積近1.6萬平方米,由主殿、東西配殿、門塾以及連接主殿、配殿與門塾的廊廡組成。主殿長約90米以上,南北寬14.4米,已發現9間正室和外圍的“回廊”。門塾在南廡的中段偏東部,長38.5米,寬11米,有兩條門道。在庭院共發現40余座祭祀坑。有研究者認為洹北商城可能是商代第13代王河亶甲所遷的“相”,也有人認為可能是商代第29代王盤庚所遷的“殷”。

      還開展了殷墟商文化的綜合研究。如:對殷墟文化的分期斷代研究,論證殷墟究竟是盤庚所遷還是武丁及其以后的都城;依據墓葬資料探討當時的階級狀況、等級制度與血緣親屬關系;開展殷墟青銅器和玉器的專題研究,探索殷墟的平面布局;等等。還初步揭示了滎陽關帝廟商代晚期小型聚落址的狀況。

      開展商代方國的考古研究,擴大對商文化分布和影響范圍的認識,是商時期考古的又一重要進展。發現的商朝王畿周圍的重要遺址有:河北藁城臺西、定州商代又族封地,山西柳林高紅與聞喜酒務頭,湖北黃陂盤龍城,陜西西安老牛坡、清澗辛莊,河南羅山蟒張,山東益都蘇埠屯、滕州前掌大、濟南大辛莊等,皆為商朝在各地的重要據點或方國的重要建筑址和貴族墓地,大辛莊還發現了可能是武丁時期的“非王卜辭”。山東桓臺史家龍山文化至商代中晚期遺址和商代墓葬,商末周初的河南鹿邑太清宮長氏墓葬,以及陜西城固出土的一批重要青銅器等,與商文化有較多的共同特點。邊遠地區的重要發現,主要有山西靈石旌介墓葬,江西樟樹吳城遺址,四川廣漢三星堆城址和兩座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洲“甲”字形大墓,浙江東苕溪中游原始瓷窯址群,福建浦城貓耳弄山窯群與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窯址,廣東深圳屋背嶺遺址,公元前2000—前500年的云南劍川海門口遺址及其鑄銅遺存等。三星堆和大洋洲兩地出土了十分豐富、精致奪目的青銅器、金器及玉器、象牙器等,一些青銅器器型碩大,前所未見,地方特征鮮明,也有受商文化影響的因素。它們的發現,改變了以往對商代方國文明估計偏低的看法。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則發現了公元前16—前15世紀已將煤炭作為生活或生產燃料的證據。

      3.西周時期考古研究

      西周時期考古,自1934年開展陜西寶雞斗雞臺地區的工作和1952年開展豐鎬地區考古發掘以來,由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展的對陜西扶風、岐山兩縣間周原遺址的發掘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20世紀80年代以來,則是以豐鎬遺址的持續發掘、對先周文化的探索、對西周王朝主要封國等考古工作有計劃地展開為其主要內容。1996年以來,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對豐鎬等遺址的重點發掘,以及2004年以來對周公廟遺址的發掘,又使西周考古展現出勃勃生機。

      豐鎬地區發現的西周不同時期的墓葬有千余座,在灃河東西兩岸分別揭露了10多座西周時期的大型建筑基址。其中,以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貴族的族葬墓地,灃西面積約1800余平方米的4號T形建筑址,早至文王作邑于豐時期的遺存,以及斗門鎮10余座西周宮室建筑基址最為重要。其中斗門鎮五號建筑基址的夯土臺基總面積為3393平方米,宮室平面呈“工”字形,建筑總面積為2891平方米。另有新旺村青銅器窖藏和西周制骨作坊遺址、花園村鑄銅作坊遺址等。一系列的重要發現和研究成果,奠定了豐鎬地區在西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97年對灃西的發掘,又獲得了先周與西周早期斷界的考古學證據和系列測年標本,結合天文學等研究成果,可將武王伐紂的年代縮小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30年范圍內,完善了西周考古資料的年代序列。2012年對鎬京遺址進行了全面調查、勘探,明確了鎬京遺址現存面積約9平方公里,大致可分為周王宮室與禮制建筑及貴族居所區、平民生活居住區、貴族和平民墓葬區。

      對周原遺址的大規模發掘,先后揭露出岐山鳳雛村的一處西周早期兩進四合院式宮室建筑基址,扶風召陳村的一組西周中期體量較大的建筑基址,以及鑄銅、制陶、制骨等手工業作坊與居住址,銅器窖藏和銅器墓、車馬坑等,出土了17500余片占卜甲骨(近300片有字)和100多件鑄銘銅器,包括史墻盤和微氏四代所作的55件鑄銘銅器等。1999—2000年在扶風云塘齊鎮揭露出由三組8座建筑基址組成的大型宮室宗廟建筑基址群。2003年在眉縣楊家村發現包含27件西周青銅器的窖藏,其中圖片盤記述的文王至宣王12位周王,是銅器銘文所見第一部比較完整的西周諸王世系,也是第一次從出土文物的角度證明了《史記》所載西周諸王世系的正確性。在扶風李家則發現了西周鑄銅作坊遺址。2014—2017年對周原遺址再次開展大規模勘探與發掘,在鳳雛基址附近發現西周社祭建筑遺存與豪華的青銅輪牙馬車,以及墓主人名為“昔雞”的西周中型銅器墓和姬姓女子墓,揭露面積約1400平方米、始建于西周早期的鳳雛六號夯土建筑基址,明確了周原遺址內存在著自然水系與人工水系、蓄水池與引水渠、干渠與支渠等不同層次的水系遺存,并構成了周原遺址的水網系統。

      岐山周公廟遺址發現商周時期墓葬900余座,卜甲9000多片,以及大型夯土建筑群及鑄銅作坊、制陶作坊等遺址。大型墓葬主要發現于陵坡,在已探明的37座墓葬中,帶四條墓道者10座,帶三條、兩條、一條墓道者各4座,還發現了環繞墓地、長達1500米的夯土墻,墻寬5米,個別地段殘高2.5米,是目前發現的西周時期規格最高的墓地。發現1000多片有字卜甲,卜辭內容多與軍事、紀事有關,涉及的重要人物有王季、文王、王、周公、畢公、召公和叔鄭等,重要的地名有“周”“新邑”“商”,以及“唐”“薄姑”等,還有月相刻辭“哉死霸”等。

      出土的史料價值極高的銅器,還有陜西臨潼的利簋、寶雞的何尊和江蘇丹徒的宜侯夨簋等。發掘了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

      為探索西周東都洛邑,在洛陽東郊北窯一帶開展了工作,發現西周鑄銅遺址,發掘了墓葬348座、馬坑7座,其中2座為“中”字形大墓,出土的帶銘文青銅器中有太保冓戈、康伯壺蓋、白懋父簋、王妊簋、豐伯劍、師蒦卣蓋、叔造尊、虢公戈、毛伯戈等,作器者為西周王朝周東都的貴族大臣。還發現河南滎陽娘娘寨兩周時期的城址和面積約1.3萬平方公里的滎陽市官莊兩周城址。

      先周文化遺存,在1934—1935年發掘了寶雞斗雞臺戴家溝東區墓地后開始引起注意,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進行重點探索,至1999年已取得許多進展。在傳說中周人早期活動區域內探尋出幾種年代相當于商代晚期的文化遺存,如長武碾子坡、扶風劉家村、武功鄭家坡等遺址。另在武功岸底、扶風壹家堡、周至豆村、彬縣斷涇村、岐山王家嘴、銅川瓦窯溝等遺址也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文化遺存。其中在碾子坡下層發現的有少量銅器隨葬的墓葬,是至今所推論的諸先周文化遺存中唯一一批文化層次較高的遺存。2000年以來又在周公廟遺址及寧夏彭陽姚河塬等重要遺址發現先周文化遺存。

      發掘的西周主要封國遺址,重要的有河南浚縣辛村衛國墓地、平頂山應國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國城址及燕侯墓地,山西曲沃曲村晉國遺址及晉侯墓地、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絳縣橫水西周墓地,陜西韓城梁帶村芮國墓地,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山東曲阜魯國故城等。晉侯墓地揭露了20座大墓,其中10多座大墓保存完好,可能分屬10組10代晉侯,是目前發現西周諸侯墓地中最完整的一處,為西周諸侯墓葬制度及其演變規律以及青銅器、玉石器的研究和早期晉國都邑的探索,提供了珍貴資料。1990年發掘的虢國墓地9座大墓中,有兩座為國君大墓,分別為虢仲與虢季,進一步確認了爭論已久的兩周之際虢國的地望;虢國國君兆域的發現,還充實了兩周時期“公墓”制度的資料,成為研究姬姓貴族葬制等級最為典型的素材。琉璃河燕侯大墓祔葬大型車馬坑,城址內出土了刻有“成周”的卜骨,更加證實琉璃河城址是西周初年所封燕國的都城。這三處墓地都出土了記載該國國君爵稱、人名和重要史實的有銘銅器。其中燕侯大墓出土的兩件周初銅器的銘文記述了周王褒揚太保(召奭)冊封燕侯的史實,晉侯墓葬出土的16件一套的晉侯蘇編鐘(其中14件系盜掘出土后由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有300多字銘文,記述了周宣王三十三年(有人認為是周厲王三十三年)征伐東夷的史實。這些發現,對于西周歷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西周時期其他地區的重要考古收獲,還有陜西寶雞茹家莊、竹園溝和紙坊頭發掘的一批文獻失載的圖片國墓葬,寧夏彭陽姚河塬商周遺址,山東滕州兩周滕侯墓、長清仙人臺邿國貴族墓地、高青陳莊西周城址,河南南陽申國銅器,湖北黃陂魯臺山西周早期遺址與墓地,江蘇丹徒西周早期土墩墓,湖南寧鄉炭河里西周城址,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和指揮街遺址的西周時期蜀文化遺存,以及江西瑞昌銅嶺商周銅礦礦冶遺址,山東壽光雙王城商周時期鹽業遺址群等。同時還展開了殷周時期北方青銅器等方面的研究。其中金沙遺址發現的金器、銅器與玉器等大批重要遺存突出地展示了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化的成就與特色。2017年發掘的寧夏彭陽姚河塬遺址發現一座西周文化早期城址與大型夯土建筑臺基,發掘了包括諸侯級帶墓道大墓的一批墓葬,以及墓葬區南側的鑄銅作坊區、制陶作坊區及道路、蓄水池和多條水渠的水網系統,出土了可辨字形有“王”“至”“月”等微雕甲骨文56字的1片卜骨和1片卜甲,可能是一處西周早期封國都邑城址,彌補了文獻的缺漏。

      4.東周時期考古研究

      對東周時期的考古研究,重點是探查列國都城,發掘列國都城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墓葬,累計發掘墓葬10000多座。其中對三晉、楚、秦的考古研究最為活躍,20世紀50年代對洛陽東周王城及洛陽中州路墓葬的發掘,則為中原地區東周考古編年奠定了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的三晉文化是周文化的后續。勘察或發掘了山西侯馬晉國新田故城、夏縣魏安邑城址,河北邯鄲趙國故城,河南新鄭鄭韓故城。其中對侯馬的晉國盟誓遺址、鑄銅遺址、虒祁墓地與祭祀區、呈王城附近的宗廟建筑址和祭祀坑的發掘,極大地豐富了晉都新田考古內容。1980—1982年對河南溫縣武德鎮附近可能為韓氏主盟的春秋晚期盟誓遺址的發掘,出土石圭石簡萬余件,證實這里即是“沁陽石簡”的發現地。鄭韓故城內發掘了地下冷藏室和禮樂器窖藏坑、胡莊鄭國家族墓地和韓國王室大墓、鄭公大墓及其車馬坑,以及一陸門一水門結構的鄭國“渠門”等。發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南輝縣固圍村魏墓;山西臨猗程村50座墓葬及6座車馬坑,其中8座為晉國貴族墓葬;山西太原晉陽故城附近的趙卿大墓;山西潞城晉國貴族墓;等等。其中趙卿大墓是20世紀發現的七鼎墓葬中資料最完整的一座。

      對楚文化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熱潮持續高漲。重點勘察發掘了湖北江陵紀南城及其宮殿與水門遺址、潛江龍灣楚章華臺宮殿遺址和安徽壽縣楚壽春故城。章華臺遺址是目前所見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楚國王宮遺址。發掘的墓葬有數千座,以湖北江陵、湖南長沙、河南信陽及丹江口水庫區的分布最為密集,另在湖北當陽、河南淮陽、湖南臨澧九里鄉等地亦發掘了大量楚墓,對湖北荊門紀山寺楚國陵園進行了重點勘察,基本解決了楚墓的分期斷代和等級問題。其中:江陵馬山1號墓出土了豐富的絲織品,且保存完整、色澤鮮艷;江陵雨臺山21號墓出土4支音律名的竹律管;荊門包山2號墓出土了440多支竹簡,其中有東周時期最完整的卜筮祭禱簡;淅川下寺楚墓群是至今所知最完整的楚國高級貴族墓地,出有年代最早的使用失蠟法制作的青銅器精品。重要的墓葬還有湖北當陽“甲”字形大墓、荊州熊家冢楚墓大型車馬坑和陪葬墓、荊州馮家冢戰國時期大型楚國高等級貴族陵園、丹江口水庫楚國貴族墓、淮陽楚都陳時的大墓及車馬坑、新蔡葛陵村大型楚墓等。此外,發掘了春秋早期至戰國時期的棗陽郭家廟曾國墓地,隨州文峰塔與棗樹林曾國墓地以及隨州曾侯乙墓。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成套編鐘及其鐘架等系列樂器,對曾侯乙編鐘制作工藝的考察及根據測音資料和樂律銘文所做的研究,以及對西周鐘雙音現象的發現和編鐘音階結構的判明,豐富了對兩周時期樂器制造和樂律發展水平的認識。

      秦國考古以秦都雍城和秦國三處君王陵園的勘察發掘最為重要。雍城考古進一步探明了城址的范圍,發掘了位于馬家莊的宮殿與宗廟遺址,調查發現了雍城南郊的蘄年宮等建筑址。三處陵園分別是甘肅禮縣大堡子山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時的秦陵,陜西鳳翔秦都雍城時的秦陵,陜西臨潼芷陽秦都咸陽時的東陵。其中大堡子山遺址發現了城址與大型建筑基址、秦公大墓、樂器坑、祭祀坑等。雍城秦陵區面積約21平方公里,探明了10座陵園44座大墓(包括圓形陪葬坑),并歷10年發掘了秦景公大墓,是至今探明和發掘的東周時期規模最大的陵區和墓葬。秦東陵已發現4座陵園。較重要的發現還有陜西丹鳳縣商鞅封地商邑遺址,出土大量鐵器的寶雞益門村2號墓,以及澄城劉家洼周系封國墓地、富縣秦直道遺址等。

      東周時期其他地區的重要考古收獲,還有河北易縣燕下都、靈壽中山城址,山東臨淄齊國故城、曲阜魯國故城、鄒縣邾國故城、滕州薛國故城等城址,江蘇無錫闔閭城遺址、蘇州木瀆古城遺址等。發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北平山中山國王墓,山東臨淄后李車馬坑與二號墓及相家齊國貴族家族墓地、沂水紀王崮春秋墓葬、沂水莒君夫婦墓、海陽嘴子村田氏貴族墓、章丘女郎山戰國墓,河南光山黃君孟墓、固始句吳夫人墓,安徽壽縣蔡侯墓、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江蘇句容天王寺與金壇薛埠兩周土墩墓群、鎮江諫壁山銅器墓、丹徒北山頂大墓、蘇州真山大墓、無錫鴻山越國貴族墓,浙江紹興印山越國王陵和坡塘306號越國貴族墓,江西靖安李洲坳東周墓葬,湖北江陵九店楚墓,湖南沅陵木馬嶺106號墓,廣東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廣西武鳴馬頭元龍坡380余座西周至春秋墓,四川成都商業街大型蜀國船棺獨木棺墓、綿竹150座巴蜀船棺葬墓,重慶云陽李家壩巴人大墓,甘肅慶陽可能為匈奴族的墓葬和車馬坑、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寧夏固原于家莊諸戎墓群,北京延慶軍都山山戎墓群,遼寧建昌東大杖子戰國墓地,以及福建浦城管九村商周時期土墩墓,新疆于田流水青銅時代墓地,等等。

      對商周時期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研究,因新資料的不斷涌現,取得了許多新的重要認識。如三門峽虢公墓出土的玉莖銅芯鐵劍,表明我國中原地區在西周晚期已開始使用人工鐵器。此外,一些礦冶遺址的發掘,如湖北大冶銅綠山和四方塘遺址及墓葬區,江西瑞昌銅嶺、安徽南陵縣與銅陵市大工山—鳳凰山、山西中條山等地的銅礦開采冶鑄遺址,及山西侯馬鑄銅遺址,河南西平酒店戰國鐵礦開采冶鑄遺址等,填補了商周時期金屬礦藏開采、冶鑄技術研究的空白。出版了《中原古代冶金技術研究》一書(李京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對商周青銅器的研究,因出土物的豐富而空前活躍。這方面的著作,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有:李學勤的《新出青銅器研究》(1990),馬承源主編的《中國青銅器全集》16卷(1983—1998)及《商周青銅器紋飾》(1984),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合著的《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1999),以及朱鳳瀚的《古代中國青銅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5)等。

      對出土先秦文獻的整理研究,成果豐碩。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考古兩個研究所積三四十年之功編纂的兩部巨帙: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為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13冊,1979—1982),陳夢家生前籌劃、王世民和陳公柔等具體承擔的《殷周金文集成》(18冊,1984—1994)。還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中華書局,1980—1983)、《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及《商周青銅器銘文選》4冊(文物出版社,1986—1990)等。

      四、秦漢至元明清時期考古研究

      秦漢至元明清時期系統的田野考古工作和有計劃的各項專題研究,主要是在1950年之后才蓬勃開展起來的。其中以歷代都城及重要城址的發掘研究、陵墓制度的研究、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研究、邊遠地方文化的研究、宗教遺存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等最為重要。許多重大發現及其研究成果,彌補了文獻的闕如,填補了研究空白,甚至是開拓了新的史學研究領域。

      1.秦代考古研究

      秦朝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很大,但又十分短暫。秦代考古重點勘察發掘了秦咸陽宮宮殿址、秦始皇陵園內兵馬俑坑、秦阿房宮、秦漢離宮、秦直道、秦漢驪山湯遺址,及咸陽任家嘴秦墓、臨潼秦磚室墓等。在京畿之外地區,主要是發掘了位于渤海灣的大型秦漢行宮,湖南沅陵秦黔中郡故址,甘肅天水放馬灘秦墓,湖北宜黃公路楊家山秦墓、云夢睡虎地秦墓與云夢龍崗秦墓,以及對秦長城的考察等。

      秦咸陽城遺址,已勘明范圍為東西長約7200米,南北寬約6700米,發掘了宮殿區的三座宮殿基址。1號宮殿址是戰國秦時期級別最高的一處宮觀遺址,3號宮殿址發現有30米長的畫廊,是我國早期宮殿壁畫的珍貴資料。阿房宮前殿、“上天臺”等基址的范圍與輪廓也初步究明。秦始皇陵園的研究以兵馬俑陪葬坑發掘為契機有系統地展開,發掘了1、2、3號兵馬俑坑,陵墓封土西側大陪葬坑及其兩輛彩繪銅車馬,北側的寢殿基址,以及陵園內外的建筑址、府藏坑、勞役者墓地、馬廄坑及可能是秦始皇長子扶蘇的墓等,明確了繞陵墓一周的地下大型阻排水系統。放馬灘、楊家山、云夢睡虎地與龍崗秦墓,以及四川青川郝家坪秦墓、湘西里耶古城,出土了一批涉及秦代法律、田律等內容的秦簡,放馬灘秦墓還出土了木板地圖等珍貴文物。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天水放馬灘秦簡》(中華書局,2009)、《龍崗秦簡》(中華書局,2001)。

      2.漢代考古研究

      漢長安城的發掘,是我國考古學上進行的有目的、有系統的古代都城考古研究的典范,收獲最為豐富。1956年以來,先勘察了城址范圍和城門位置,發掘了4座城門和南郊宗廟、社稷、辟雍等禮制建筑遺址,后勘察了城內主要道路遺跡和未央宮、長樂宮、桂宮及城西建章宮的范圍。20世紀70年代發掘了武庫,80年代開始對未央宮、長樂宮、桂宮進行了全面勘探和重點發掘,究明了東市、西市及北宮的位置,勘察發掘了城內制陶、冶鑄、造幣等手工業作坊址,2004年以來勘探、發掘了上林苑、渭橋遺址,2014年發掘了建章宮太液池遺址。其中在未央宮內,發掘了前殿、椒房殿、少府、中央官署(3號殿址)、宮城西南隅角樓、南宮門等基址,明確了未央宮的布局。對于東漢洛陽城,探明其城址平面布局接近豎長方形,四面共有12座城門,城內主要宮殿為南宮和北宮,太倉與武庫位于城內東北角,禮制建筑明堂、辟雍和靈臺在城南;重點發掘了東漢明堂、辟雍、靈臺、太學遺址。

      對漢代其他地區城址的勘察發掘有:陜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陜西華陰漢京師倉與河南新安的漢函谷關所屬大型倉儲建筑址,小浪底水庫東漢漕運建筑基址,陜西鳳翔長青西漢汧河碼頭倉儲建筑遺址,北京通州漢代路縣故城,山東高密城陰城,遼寧建平漢右北平郡治,四川廣漢東漢城,福建崇安漢城、閩越王城的福州新店古城,廣東廣州番禺城南越國宮署遺址與五華獅雄山南越國長樂臺遺址,以及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聚落遺址,甘肅禮縣鸞亭山大型漢代祭祀遺址、敦煌漢懸泉置、漢武威郡“塞外列亭”,陜西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寶雞陳倉區吳山祭祀遺址,新疆奇臺石城子疏勒城等。還發掘了浙江紹興禁山東漢至西晉窯址、山東臨淄齊國故城漢代鑄鏡作坊址、湖南益陽兔子山遺址。其中京師倉是我國已發現的規模最大的糧倉城址,血池遺址系與文獻記載完全對應的秦漢時期“祭天”遺址,懸泉置出土了5000余枚簡牘,疏勒城的發現與確認對研究新疆地區漢代交通有重要意義。

      對漢代陵墓的發掘,數量相當可觀,達30000余座,一些重要的墓地或墓群進行了全面揭露。如河南洛陽燒溝漢墓群、新鄉110座漢墓,廣東廣州漢墓群,陜西西安地區的3000多座漢墓,山東臨淄2000多座漢墓、費縣西畢城1000余座漢墓,廣西合浦與貴縣漢墓,山西平朔2000余座秦漢墓,遼寧袁臺子近50座漢墓等,這些墓群的發掘,建立了這些地區墓葬分期的標尺。

      對帝陵的勘察發掘,在全面調查、勘探11座西漢帝陵的分布,陵寢建筑、陵園與陵邑及陪葬墓的形制特點基礎上,重點發掘了漢高祖長陵兩座陪冢及其近旁的11座兵馬俑坑,漢景帝陽陵陪葬坑和陪葬墓區,漢武帝茂陵陵園內兩座外藏坑,漢宣帝杜陵陵寢和陵園司馬門,薄太后南陵外藏坑等,調查、勘探了河南洛陽偃師東漢大漢冢、二漢冢、三漢冢、劉家井大冢、朱倉M722、朱倉M707、龐村鎮白草坡村等7座帝陵陵園遺址,發掘了東漢順帝憲陵陵園遺址。

      發掘的諸侯王墓數量較多,有40多座。重要的有河北滿城中山王墓、定州中山王墓與陵園,廣東廣州南越王墓,北京大葆臺廣陽王墓,河南永城芒碭山梁王墓群與梁孝王寢園,山東長清西漢濟北王墓、章丘洛莊西漢初期諸侯王陵及陪葬坑和祭祀坑、章丘危山漢代濟南國王陵陪葬坑、定陶靈圣湖可能是西漢定陶王劉康王后丁姬的墓,江蘇徐州楚王墓群、高郵廣陵王墓、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安徽六安雙墩西漢六安國王陵區及六安國始封的共王劉慶墓,湖南長沙近郊的長沙王王室墓,江西南昌西漢海昏侯劉賀墓,等等。其中,滿城中山王墓、南越王墓、濟北王墓、海昏侯墓是四座未被盜掘的大型王墓,出土許多珍貴文物。由20余座諸侯王墓構成的楚王墓群發現于8處山頭,以葬第三代楚王劉戊的獅子山墓葬規模最大,面積約850平方米,另有3座兵馬俑坑陪葬。梁王墓群自梁孝王劉武始葬,已于8處山頭發現14座西漢大型陵墓,分屬三個陵區,發掘了規模宏大的梁孝王寢園和梁孝王王后墓,以及由34個墓室(側室)組成、面積達1600余平方米、至今發掘規模最大的保安山二號崖洞墓。定陶靈圣湖丁姬墓為目前發現的保存最為完整的大型“黃腸題湊”墓葬。海昏侯劉賀墓園占地4.6萬平方米,由園墻、門、門闕、2座主墓和7座祔葬墓、寢、祠堂及園寺吏舍等建筑構成,內有完善的道路系統和排水設施,是我國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好、結構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擁有最完備祭祀體系的西漢列侯墓園。海昏侯劉賀墓木結構槨室面積達400平方米,藏槨分為衣笥庫、錢庫、糧庫、樂器庫、酒具庫、武庫、文書檔案庫、娛樂用器庫、廚具庫(“食官”庫)、樂車庫,出土金器、青銅器、鐵器、玉器、漆木器、紡織品、陶瓷器、竹簡、木牘等珍貴文物約1萬余件,其中包括載有《悼亡賦》《論語》《易經》《禮記》《醫書》《五色食勝》等內容的5000余枚竹簡,由兩架編鐘、一架編磬及琴、瑟、排簫、笙和眾多伎樂俑組成的整套樂器,10余噸約200萬枚五銖錢,478枚馬蹄金和麟趾金、金板等。確認了面積達3.6平方公里的漢代海昏侯都城。漢代諸侯王“同制京師”,這些諸侯王墓的發掘,對尚未發掘的漢代帝陵研究有重要意義。

      重要的漢代普通官吏及平民的墓葬的發現更為豐富。例如: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早期長沙國丞相轪侯利倉墓及尸體保存完好的轪侯利倉夫人墓,出土1000余枚竹簡的湖北江陵張家山兩座漢墓,出土28件一套的木工工具及一批保存完好、工藝極精的漆器的安徽天長三角圩桓氏家族墓群,出土4架完整西漢織機模型及包括制藥、醫方、病理等醫書的900余枚竹簡和人體經穴漆俑的四川成都老官山西漢木槨墓,出土一大批漆馬及經絡俑的四川綿陽西漢中期列侯一級的墓葬,湖南虎溪山第一代沅陵侯吳陽墓,出土500件漆木器和大量絲織品的山東日照海曲漢代墓地,陜西西安鳳棲原漢代“列侯”級別的家族墓,云南祥云大波那戰國至西漢墓地,江蘇徐州繆宇畫像石墓,以及河南新密后士郭大型畫像石墓、新野樊集畫像磚墓、滎陽萇村大型東漢壁畫墓、偃師杏園東漢壁畫墓等。各地漢墓中出土的竹簡、帛畫、絲織品、四合院模型、陶船模型、乘法口訣、遺囑實物“先令券書”、量器及算籌、記載漢初算賦人口遷移的木牘、中國早期玻璃制品、反映井鹽生產場面的畫像磚、漢初紙質地圖、與早期造紙有關的工具模型畫像以及記述道教內容的石刻等,為研究漢代的經濟、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都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

      發掘的邊區少數民族的重要墓地有:云南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頭滇文化墓地,貴州赫章可樂300多座戰國漢代墓葬,寧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吉林榆樹鮮卑墓地,西藏阿里曲踏墓地和故如甲木墓地,以及出土了一批絲織品和佉盧文木簡的新疆民豐尼雅遺址附近的墓群、尉犁營盤漢晉墓地等。

      出版的概論性著作,有王仲殊的《漢代考古學概說》(中華書局,1984),孫機的《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文物出版社,1991)等。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武威漢簡》(1964)、《武威漢代醫簡》(1975)、《銀雀山漢墓竹簡》(1975)、《居延新簡》(1990)、《馬王堆漢墓帛書》(1975)等,中華書局出版了《居延漢簡甲乙編》(1980)、《敦煌漢簡》(1991)、《尹灣漢墓簡牘》(1997)等。

      3.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考古研究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我國都城規劃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對漢魏洛陽城的工作,基本究明了東漢和北魏時期洛陽城址的不同平面形狀,以及城門和街道的分布情況,明確了北魏王朝自平城遷都洛陽后開創的中國古代都城為外郭城、內城和宮城三重城圈的形制,即利用東漢以來洛陽城為其內城,在外圍建筑外郭城;發掘了北魏國寺永寧寺及其塔基和魏明帝所建的金墉城、銅駝街遺址,全面揭露了規模恢弘、結構復雜的太極殿遺址。探明并發掘了在歷代都城規劃上具有承上啟下意義的曹魏至北齊時期的鄴城:該城平面為長方形,以東西橫街將都城分為北部的宮苑衙署區和南部的里坊居民區,出現了南北向的城市中軸大路,并重新確定了城西北隅著名的銅爵臺、金虎臺、冰井臺等三臺的位置;發掘了鄴城遺址東魏北齊宮城區、東魏北齊佛寺遺跡和佛教造像埋藏坑,其中趙彭城北朝佛寺是迄今發現的中國古代最高級別的佛寺遺址之一。還考察、發掘了孫吳武昌城、六朝建康城與南京鐘山六朝壇類建筑遺址、晉陵羅城、北魏平城等城址,以及遼寧朝陽十六國三燕龍城宮城南門、桓仁五女山山城等遺址。

      發掘的重要陵墓,有河南安陽西高穴曹操高陵、洛陽西朱村曹魏墓、洛陽北魏宣武帝景陵,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馮氏永固陵,河北磁縣灣漳北齊文宣帝武寧陵等。還發掘了安徽亳縣曹騰宗族墓、馬鞍山東吳朱然墓,江蘇宜興西晉周處墓、南京六朝家族墓地,山東臨沂洗硯池晉墓,遼寧北票北燕馮素弗墓、北票喇嘛洞鮮卑貴族墓地,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與沙嶺北魏鮮卑人壁畫紀年墓、忻州九原崗北朝壁畫墓、太原北齊婁睿墓與徐顯秀墓,內蒙古正鑲白旗伊和淖爾北魏墓群,河北磁縣東魏皇族元祜墓,陜西西安北周史君石槨墓,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河南安陽固岸東魏北齊平民墓地,甘肅敦煌祁家灣西晉十六國墓群,新疆民豐尼雅精絕國貴族墓群與庫車友誼路晉十六國時期磚室墓,等等。勘察了河南洛陽西晉崇陽陵、偃師峻陽陵和陜西咸陽北周陵等陵墓。在湖南長沙市出土了十多萬枚孫吳紀年簡牘,是20世紀出土文獻資料數量最多的一批,極大地推進了三國時期政治、經濟和文化研究。

      4.隋唐至元明清時期考古研究

      都城考古方面,對規模巨大、布局嚴謹的隋大興唐長安城,全面勘探了郭城、皇城、宮城及城門、坊市、街道等遺跡,重點發掘了明德門、含光門、圜丘、興慶宮勤政務本樓、青龍寺、西明寺及大明宮的含耀門、丹鳳門、三清殿、麟德殿、翰林院、朝堂等建筑址,并整體揭露了含元殿基址,勘探發掘了大明宮北部“蓬萊池”;還發掘了醴泉坊三彩窯址、東市遺址、安仁坊遺址、唐長安城西北禁苑內的糧倉、長安城外隋灞橋遺址,以及麟游隋仁壽宮唐九成宮和臨潼唐華清宮。對隋唐洛陽城,重點發掘了郭城永通門和定鼎門、宮城應天門及乾元門、武則天明堂、九洲池與瑤光殿、東隔城重光北門、上陽宮園林及白居易故居、含嘉倉城等遺址,勘探發掘了隋唐洛陽城溫柔坊、恭安坊及寧人坊遺址。發掘了十六國至北朝時期長安城宮城宮門遺址。對被明清及現今城址疊壓于地下的北宋東京城,已查明由外城、內城、皇城三重城垣構成,城內主干道路共4條,其中御街為全城的南北軸線。又發掘了洛陽北宋衙署庭園遺址,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南宋臨安城及御街遺址、臨安府治遺址、太廟遺址與恭圣仁烈皇后宅遺址,金中都水關遺址等。對元大都進行了普遍勘察和重點發掘,發現元大都和義門甕城的城門和若干民居,搞清楚了城內的街坊布局與河湖水系。元中都發現外城、皇城和宮城三重環套的城垣和宮城中心宮殿臺基、宮城門道、夯筑角臺等。發掘了沈陽清代“汗王宮”遺址。開展了北京皇家建筑遺址調查與發掘,調查、發掘了故宮西河沿,香山靜宜園來青軒、普渡寺,圓明園南門外御道、北夾墻,圓明園正覺寺天王殿,暢春園大宮門建筑,圓明園紫碧山房,西花園石橋國子監,明十三陵文物庫房宮城,清凈化城塔院大殿,清代恭王府銀安殿、恭王府,外交學會院內高臺建筑等建筑遺址,以及先農壇清代耤田(一畝三分地)遺址,全面揭露了清代皇家園林圓明園長春園宮門區與含經堂遺址,發掘了清代玉河堤岸及其河道。還發掘了河南隋代回洛倉與黎陽倉糧食倉儲遺址,安徽淮北隋唐大運河碼頭等遺跡,山東京杭大運河七級碼頭、土橋閘與南旺分水樞紐等遺址。

      對地方城市,發掘了隋唐揚州城、黑龍江寧安渤海上京龍泉府與吉林和龍渤海中京顯德府故址(西古城)、江蘇張家港黃泗浦唐宋港口遺址、上海青浦青龍鎮遺址、四川成都江南館街唐宋街坊遺址、湖北巴東舊縣坪遺址、吉林乾安縣遼代春捺缽遺址群、黑龍江克東金蒲峪路城與阿城劉秀屯金代大型宮殿基址、吉林安圖寶馬城金代長白山神廟遺址、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貴州遵義海龍囤“土司”城堡遺址、重慶合川釣魚城南宋衙署遺址、內蒙古元集寧路古城遺址與亦集乃路城遺址、浙江寧波元代慶元路永豐庫遺址、出土100余噸瓷器瓷片的江蘇蘇州太倉樊涇村元代倉儲遺址、上海志丹苑元代水閘遺址、江西鷹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戰場遺址、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重慶老鼓樓衙署遺址,及江蘇鎮江清代救生會、義渡局專設的津渡文化遺址群。其中,唐揚州城是唐代僅次于東西兩京的繁華商業城市,已究明了隋江都宮城位置、唐揚州的小城與羅城的結構,以及宋代揚州的夾城與宋大城、寶祐城的關系等。

      陵墓考古方面,調查了陜西扶風隋文帝泰陵、關中唐十八陵、唐祖陵。發掘的隋唐時期重要墓葬有:江蘇揚州曹莊隋煬帝墓,陜西西安隋代李靜訓墓,山西太原隋代虞弘墓,陜西唐昭陵北司馬門遺址,陪葬唐昭陵和乾陵的程咬金、尉遲敬德、李圖片、鄭仁泰、章懷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李承乾等人的墓,陪葬獻陵的大長公主墓,唐安公主墓,惠昭太子墓,唐代相王(李旦)妃子唐氏、崔氏墓,長安縣韋氏家族墓地,睿宗貴妃豆盧氏墓,金鄉縣主墓,咸陽賀若氏墓,以及一批唐朝廷追尊之墓。還有廣西欽州隋唐寧氏家族墓地,寧夏固原南部隋唐墓地,黑龍江寧安渤海國大型石室壁畫墓,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青海都蘭熱水吐蕃墓地與烏蘭泉溝吐蕃時期壁畫墓,西藏洛扎縣吐蕃貴族得烏窮家族墓地、藏王墓,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群等。發掘的五代時期重要墓葬有:四川成都后蜀孟知祥墓,江蘇南京南唐二陵,福建福州閩國王王審知墓,浙江杭州吳越王錢元陵,廣東廣州南漢劉晟墓、南漢烈宗劉隱德陵和高祖劉巖康陵。發掘的宋遼金時期重要墓葬有:河南鞏縣北宋諸陵,陜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河南禹州白沙宋墓群,浙江紹興南宋六陵攢宮,四川華鎣南宋安丙家族墓地;內蒙古巴林左旗遼代祖陵陵園遺址、阿魯科爾沁旗寶山契丹貴族墓和耶律羽之家族墓、奈曼旗遼陳國公主墓、保存完好的通遼吐爾基山遼代早期高級貴族墓、多倫遼代貴妃家族墓葬,河北張家口下八里遼代張氏墓地、宣化遼韓師訓墓;寧夏銀川西夏王陵;北京房山金陵,黑龍江金齊國王完顏晏墓,山西侯馬金墓。發掘的元明清時期重要墓葬有:河北石家莊市郊元史天澤墓地,北京明十三陵定陵,江蘇南京明孝陵、南京雨花臺明徐達墓,四川平武明王璽家族墓地,江西撫州靈芝山湯顯祖家族墓園,還有安徽鳳陽與江蘇泗洪的明祖陵,及山東鄒縣明魯荒王朱檀墓、四川成都明蜀王世子朱悅燫墓、江西幾代益王墓等一批明代藩王墓及異姓王墓,以及貴州遵義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北京石景山清代親王園寢遺址等。都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歷史文物。此外,還進行了遼寧綏中元代沉船水下調查,廣東陽江“南海1號”南宋沉船和汕頭“南澳1號”明代沉船遺址打撈發掘,遼寧“丹東一號”清代致遠艦與莊河經遠艦水下考古等。發掘的“東海平潭碗礁I號”清代沉船,出水以景德鎮青花瓷為主的1.7萬余件瓷器。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1981—1991)等。

      5.專題考古研究

      秦漢以后的專題考古研究,除出土文獻研究外,有冶鑄、紡織、漆器、金銀器、玉器與玉礦、瓷窯、度量衡、錢幣、兵器、輿服、天文歷算、宗教、中外文化交流等。其中以瓷窯與佛教考古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最大。夏鼐著《考古學和科技史》(科學出版社,1979)一書較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有關科技史的考古新發現和研究成果。

      對歷代瓷窯址進行了廣泛調查,并進行了考古發掘,開辟了古代瓷器制造業研究的新領域。經大規模發掘的重要瓷窯址有:浙江上虞古瓷窯與慈溪上林湖唐五代秘色瓷窯址、林湖寺龍口越窯窯址、龍泉窯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窯址,江西豐城洪州窯、吉安吉州窯、景德鎮南窯唐代窯址與珠山明御器廠遺址,陜西銅川黃堡鎮耀州窯遺址,河北內丘邢窯、觀臺磁州窯、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河南寶豐清涼寺汝官窯、禹州神鎮鈞窯遺址,福建建陽水吉鎮建窯遺址,寧夏靈武窯遺址,山西河津固鎮宋金瓷窯址,內蒙古赤峰市缸瓦窯址,湖南長沙窯址,江蘇宜興明清紫砂及宜均窯業遺址等。這些瓷窯址的發掘,加深了對各種窯系制品工藝及特點的研究。并結合自然科學技術對各時期著名窯口的瓷片進行了系統的微量元素分析,探討了中國瓷器的起源與發展。對漢代瓷器、唐三彩、越窯秘色瓷、唐青花瓷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突破。中國硅酸鹽學會主編,安志敏、安金槐等諸多考古學家參與撰寫的《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體現了20世紀80年代之前歷代窯址考古和瓷器研究的成就。

      佛教考古研究,通過對云岡、龍門、莫高窟、炳靈寺、響堂山、天龍山及河南鞏縣、新疆克孜爾與庫木吐喇、西藏拉薩札拉魯浦等石窟寺,以及江蘇南京棲霞山千佛巖龕像與浙江新昌寶像寺龕的考古學考察,將中國石窟寺分為新疆、中原北方、南方和西藏四大區,并揭示了石窟造像由“涼州模式”向“平城模式”過渡的發展規律,彌補了長期以來偏重藝術史研究的不足。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敦煌石窟和云岡石窟窟前遺址的發掘,得以了解敦煌底層洞窟的真實面貌與歷史變遷和云岡石窟的開鑿程序。陜西扶風法門寺唐代地宮出土一大批唐代皇室瘞埋佛骨舍利的法器、供奉品,寧夏賀蘭宏佛塔天宮出土千余件西夏文木質雕板殘塊與膠漆彩畫物,河北曲陽修德寺出土2000余塊石刻佛像,山東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出土大批包括貼金彩畫裝飾的佛教造像。新疆吉木薩爾高昌回鶻佛寺遺址的發掘,填補了該地區佛寺形制和塑像壁畫資料的缺環。重要的收獲還有山西大同云岡石窟第三窟遺址和窟頂北魏遼金佛教寺院遺址、新疆鄯善吐峪溝石窟群和佛寺遺址、西藏定結羌姆石窟、四川石渠吐蕃時期佛教圖像和古藏文的石刻,還發掘了浙江杭州五代吳越國雷峰塔遺址和地宮,江蘇南京大報恩寺遺址等。出版的重要著作有宿白的《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反映了中國考古學在石窟寺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歷程。文物出版社還陸續出版了《中國石窟》17個分冊的系列著作。

      還發掘了造紙、礦冶、酒坊等遺址,如江西高安華林造紙作坊遺址,甘肅肅北馬鬃山玉礦遺址,北京延慶大莊科遼代礦冶遺址,湖南桂陽桐木嶺礦冶遺址,重慶忠縣臨江明代煉鋅遺址,湖南桂陽煉鋅遺址群,江西李渡元代燒酒作坊遺址,四川成都水井街明清酒坊遺址和綿竹劍南春酒坊遺址等,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實物空白。

      五、結語

      中國考古學作為廣義歷史科學中一門發展迅速的新興學科,以其特殊的作用和優勢,在揭示悠久而連續發展的中華古代文化與文明,傳承優秀文化傳統,“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與中華文明瑰寶”,豐富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方面功績卓著。這是幾代考古人堅持不懈的發奮努力,在中華大地上風雨兼程、披沙揀金、勵志求索、積累總結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中國考古學的百年發展,除了兩個停頓時期外,一直呈現出突飛猛進的勢頭。其發展歷程表明: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政府的重視、提倡與支持,是中國考古學得以快速發展的前提;堅持實事求是的研究學風,是中國考古學健康發展的基石;堅持科學地進行田野考古工作,系統地獲取新鮮的研究素材,是考古學發展的源泉,一個考古學發展的高峰期,如果沒有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及其研究成果的支撐,是難以想象的;加強現代科學技術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豐富研究手段以獲得更多的研究信息,產生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是考古學發展的方向;吸取國外考古學研究的先進經驗,并與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特點相結合,進行實踐與提高,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又一重要途徑。此外,及時而系統地整理與總結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與經驗,明確研究方向,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及人才隊伍的建設、學術研究平臺的建設,是中國考古學發展的基本條件。

      中國考古學,在經歷了百年發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豐富經驗的基礎上,在國家、政府空前重視與社會大眾熱心關注與支持下,沿著前輩學者開拓的道路,在延伸歷史軸線、增強歷史信度、豐富歷史內涵、活化歷史場景,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國文化基因的理念體系過程中,將得到進一步的快速發展,從而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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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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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兩周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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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夏鼐.三十年來的中國考古學[J].考古,1979(5).

      12.王世民.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歷程[M]//王世民.商周銅器與考古學史論集.臺北:藝文印書館,2008.

      13.朱乃誠.20世紀的中國考古學[M]//錢偉長,王巍.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作者簡介

    姓名:朱乃誠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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