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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史學思想中的歷史想象觀念探析
    2021年07月09日 09:39 來源:《史學月刊》2021年第6期 作者:金嵌雯 字號
    2021年07月09日 09:39
    來源:《史學月刊》2021年第6期 作者:金嵌雯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西方學界對歷史想象的認識經歷了一個歷史過程。啟蒙時期,康德的演繹邏輯和維柯的詩性智慧提供了對想象的兩種不同理解,并影響了此后的歷史想象觀念。隨著19世紀史學的專業化,大部分職業史家視想象為歷史研究中需抑制的因素。隨后,柯林武德和海登·懷特分別在認知和話語層面為歷史想象進行了辯護。他們認為,歷史敘事無法剔除想象,歷史想象在其中發揮著連接、綜合或預構史料的作用。歷史想象對史家探尋歷史過程,理解歷史意義不可或缺。有關歷史想象的探討啟發我們思考一種不只包含了事實,還可能蘊含著倫理和審美維度的歷史真實。

      關鍵詞:歷史想象;歷史真實;柯林武德;海登·懷特;歷史認知;歷史話語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敘事主義史學理論中的歷史真實性問題研究”(20CSS004)

      作者簡介:金嵌雯,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想象(imagination)”一詞源于拉丁語“imāginātiōnem”。其與名詞imāgō相關,imā-gō有“模仿、復制、再現”的意思,在修辭學上特指“比較”,在藝術領域意為“描寫、表達”。從imāgō可衍生出動詞imāginor,意為“構思、設想”。因此,“想象(imagination)”最初有客觀事物在頭腦中的構想、摹仿、再現和描繪之意。在漢語中,“想象”一詞為動賓結構。《說文·心部》:“想,冀思也。”《說文·象部》:“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季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韓非子·解老》:“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可見,在中文里,“想象”也有依據客觀事物在頭腦中進行構想之意,它與英文imagination的最初含義有暗合之處。在現代哲學解釋中,“想象”通常被視為一種思維能力。如《哲學百科全書》將其定義為一種在心靈中構造圖像或其它不是直接源自于感官之概念的能力。張世英指出,“想象”基本意指“飛離在場”,即一種“使本身不出場的東西出場”的“能力”或“經驗”。通過想象,我們能夠回憶過去的事物,或構建出一個被認知了的場景,雖然這個場景可能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找到其對應物。所以,大家通常不會否認,想象是文學和藝術家必備的一種工具。借助想象,他們能夠超越現實生活,進行“虛構”的工作。

      但想象是否是史家必需的思維工具,卻是一個爭論中的議題。一方面,歷史學的要義在于求真,這要求史家嚴格依據史料,對過往的經驗事實進行仔細地調查研究,以確保其敘述最大限度地與事實相符。從這一層面看,歷史學排斥想象。但另一方面,歷史學的研究對象是史家無法再感知和知覺的過去事件,史家永遠無法在現實中對之進行經驗觀察,或用卡西爾(Ernst Cassirer)的話說,無法“在一種純物理的客觀的意義上使它再生”。因此,就使過去不在場的事物再次顯現而言,想象對歷史學又至關重要。關于想象在史家頭腦中發揮的作用問題,張耕華、杜維運、李劍鳴等國內學者都曾作出論述。他們肯定了想象是史家所能使用的一種思維工具,但同時又認為史家在使用這種思維工具時要“適度”“平衡”“輔助”性地運用,以確保歷史的真實。這樣的說法得到學界的大體認同,但也留有很多可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比如,如果說想象確實是史家的一種思維工具,那它是必需的嗎?假設史家已經獲得了足夠的證據,那么他還需要想象嗎?想象的參與是否意味著背離實在?本文試圖圍繞著這些問題,回顧和考察西方史學思想中不同學者針對歷史想象的思考,總結、比較其中的共識和差異,以期引發學界對歷史想象問題的重視。

      一 想象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的位置

      按照“想象”一詞的詞源,其有以客觀事物為原本進行復制、描繪的意思。據此,柏拉圖哲學將想象置于認識過程四階段(想象→信念→理智→理性)的最低位置。在柏拉圖看來,人類認識的最高任務在于追溯感性中直接在場的東西的原本,即永恒在場的“理念”;而想象只是對“理念”的摹仿,它需要借助回憶,其所得產物歸根結底是一種虛幻,并非純粹在場。這里,柏拉圖考察的多為繪畫和詩歌中的想象,他輕視這類工作在認知中的作用。雖然柏拉圖沒有說明歷史研究中是否有想象成分,但他也不看重歷史,因為歷史研究變動不居的事物,它所產生的不過是一種“意見”,而非純粹意義上的“真知”。在柏拉圖之后,亞里士多德將想象性的詩歌與歷史區分開來,認為前者旨在提供審美體驗和普遍的道德教益,后者旨在提供行為指導和進行探究活動。亞里士多德把歷史置于比詩歌更低的位置,因為歷史描述的僅僅是一些“流水賬”,而詩歌多少揭示了人類本性及人類行動中的普遍意義。即便如此,想象性的詩歌仍然比追求永恒和理性的哲學的地位低。因此,在希臘哲學中,懷疑、抑制想象的觀念始終占據主流。這種情況到啟蒙時代方有所改變,伴隨著思想家對想象的深入思考。

      啟蒙時代對想象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分別以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和意大利思想家維柯(Giambattista Vico)為代表。康德把想象視為人類知識得以形成的先決條件之一。他區分出兩種想象:一為“再生性的想象力”,指一種回憶或聯想,它“只是服從經驗性的規律即聯想律的”,因此沒有脫離柏拉圖的窠臼,“對于解釋先天知識的可能性毫無貢獻”;“創造性的想象力”(produktiveEinbildungskraft)則不同,它是一種“先驗的想象力”,是前者產生的基礎。康德將人類認識分為感性直觀和知性概念兩個層次。通過感性直觀,我們接受物自體刺激而所產生的表象。借由感性直觀中的時間和空間,我們將雜亂無章的表象在感性中綜合起來。在感性直觀之上,四組十二對的先驗范疇又構成一張認知之網,把分散且無聯系的感性認識綜合起來。先驗想象力就起到了溝通直觀和范疇、感性與知性這兩種本質上異質的認識能力的作用。因而,想象力同時具備感性直觀和知性概念的特征。一方面,它能夠把雜多的表象帶到綜合中,另一方面,它又能通過時間規定與知性范疇契合,從而把同一性帶到綜合中。

      具體來說,先驗想象力發揮著兩種作用:其一,它能夠把在時間中先后呈現的各種感覺因素結合為單一整體的感覺對象。例如,能夠把一條線的第一段、第二段等等與最后一段綜合為一條整體的線;能夠把第一天中午到另一天中午的這段時間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緣于先驗想象力的這種作用,已不在場的先行表象(直線的前一部分、時間的先前部分)得以在思維中再生出來,并且與繼起的表象綜合為一個完整的整體。其二,想象力可以通過“圖式”(Schematismus)把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觀結合為經驗知識。例如,當我看到面前的一本書時,通過圖式,即先驗想象力的綜合作用(或者說,形象綜合),我得以把感覺中直觀到的東西和“書”這個概念綜合為一個單一的經驗——看到一本書的經驗,這是一個將知性概念加以直觀化、感性化和圖形化的過程。根據這些作用,想象力就在康德論證的演繹邏輯中占據了關鍵位置,它是人類一種理性的先驗能力,在知性建構人類科學知識大廈的過程中,扮演著積極的推動者和創造者的角色。同時,在演繹邏輯中,知性概念和經驗材料又規定著想象力:前者賦予想象力以必然性,把它綜合在一個系統中,不致讓其成為一種天馬行空的、盲目的東西;后者又賦予想象力以實在性的基礎,不致讓其成為一種虛幻的空想。

      維柯則在不同層面理解想象。康德的觀念部分來自于笛卡爾,笛卡爾又追隨柏拉圖,認為只有先天的觀念是確定的,因此,所有基于感性經驗的知識都無法提供絕對的確定性,歷史學即屬此列。維柯則是徹底的反笛卡爾者。他認為,由于人創造了歷史或人類世界,因此人能夠認識歷史或人類世界;類似的,由于自然界由上帝創造,因此只有上帝能夠認識自然界,人無從認識。這樣,歷史這種在柏拉圖和笛卡爾那里無法獲得確定性的“意見”便被抬升到知識的地位。

      想象在維柯所謂歷史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維柯將人類歷史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自身觀察世界、認識世界的獨特方法和眼光,且皆合理。其中,在原始階段,人們(如荷馬)借由活躍的想象,“制造出某些范例或理想的畫像”,形成“想象的類型”(imaginative genera),從而“把同類中一切和這些范例相似的個別具體人物都歸納到這種范例上去”,形成對事物的認識。同時,由于個體和范例間的相似性,借由想象所得到的“想象的類型”必須被創造得恰如其分。因此,在這種意義上,這些想象類型也可以被視作真實的。由于想象是人類思維模式的最初階段,伴隨著人類階段的成長,在想象之中便誕生了理性。“人類思想的次序是先觀察事物的類似來表達自己,后來才用這些類似來進行證明,而證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個類似點就行,最后才用歸納,歸納要有更多的類似點……(蘇格拉底)才用歸納來引進辯證法。”這樣,依照原本進行的想象的比喻就成為理性的辯證法的“前身”。通過這種方式,維柯就把被柏拉圖、笛卡爾貶低的想象提升到與邏輯同等的位置上。如果說邏輯作為理解的一種方式,它是抽象的,是對概念的推演,那么想象作為理解的另一種方式,它就是具體的,是對意象的運用。

      康德和維柯對想象的理解在之后對學者們認識歷史想象產生了很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歷史想象便是這兩種想象雜糅的產物。在有關歷史想象的早期論述中,接受了康德和赫德爾(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在德國發現了維柯學說的價值)觀念的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認為,歷史認識不僅要觀察到孤立的、零碎的外部事實,更要憑借感覺、猜測去把握事件之間的內在因果聯系和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創造性認識——理念(eine Idee),由此形成的歷史認識方可稱為真實的。要把握內在因果聯系和理念,就必須運用想象。在這里,想象不是純粹的幻想,而是直覺能力(intuitive faculty)或關聯能力(connective ability)。通過它,史家可以填充和聯結他所直接觀察到的雜亂無章的片段,找到個體事件之間的必然性,從而達成歷史真實。同時,歷史真實本身是多樣的,富于個性的,不存在所謂的單一模式。這便與康德式想象所達成的普遍知識區分開來,更加強調歷史想象的特殊性。此外,洪堡也承認史家所用的想象與詩性想象的共同之處,但他仍然區分了二者,認為不同于詩人,史家必須要將想象置于對實在的經驗和觀察之上。洪堡的這種歷史想象觀念不是孤立的,到20世紀初期,我們仍然能夠找到這種觀點的相似物。

      二 對歷史認知中想象的論證

      洪堡生活的年代恰是西方歷史學經歷專業化變革的時期。隨著歷史學成為大學中一門固定的專業科目,它逐漸完成從修辭學中脫離出來的過程,確立起自己規范的方法論及教學法,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與此同時,文學(literature)和語文學(philology)逐漸取代古典時期的演說和修辭學,成為有關寫作和語言的一般學科。歷史學同文學、語言學在學科設置上有了清晰的界限。這條界限在思維中的反映,即要求史家告別用想象來構想真實事件這種前現代的行為,以便能夠把史學同神話傳說(這被認為是文學的研究領域)區分開來。因而,一些促成和接受專業化的史家有意識地試圖抑制想象。蘭克(Leopold von Ranker)曾清晰地表達過這種看法。在其成名作《拉丁與條頓民族史》的導言中,蘭克寫道:“書的寫作形式取決于其目的和主題。因此,歷史著作的寫作,不可能像文學作品那樣文辭華美、想象豐富,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嚴謹的事實陳述——即使這些事實或許是偶然的和枯燥無味的——無疑是歷史編纂學的最高法則。”這里,蘭克實際上將想象設想為在修辭上起作用的事物,它會“拖累”歷史事實,因此要在“著作里避免一切創造和想象”,史家只需如實直書。

      即使是文風華麗的浪漫派史家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他一方面重視人的情感,認為“一個完美的歷史學家必須具有足夠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敘述既生動又感人”;另一方面又補充說:“(史家)必須絕對地掌握自己的想象,將它限制在他所發現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葉,損害其真實性。他必須既能深入而巧妙的推論,又具有充分的自制力,以免將事實納入假說的框架……歷史學始于小說而終于散文。”在麥考萊看來,歷史學的肇始得益于其與虛構作品間的曖昧關系,但歷史學的發展使其脫離虛構作品,成為描述過去的真實文本。麥考萊實際上同蘭克一樣,認為想象在“文體”(style)層面發揮著作用,它與歷史認識無關,屬于次要的語言裝飾,僅使得歷史呈現更為生動。客觀主義者蘭克較麥考萊極端之處在于,他認為即使是這些文體中的修辭因素也要一并去除。

      蘭克和麥考萊的觀點代表了實踐史家所推崇、遵循的一種規范:史學的求真意味著史家要憑借科學方法,盡量捕捉一切瑣碎的事物,發現過去“尚未講述的故事”,謹防想象在修辭上添枝加葉,從而使歷史記述能夠與過去實在相符合。這一規范暗示著史家頭腦中潛存的一種觀念,即認為歷史實在就像自然規律一樣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等待著被發現,而事實之間的聯系已然存在。實際上,史學家的思維工作并非如此簡單,即使假定起著文體式功能的想象能夠被排除出去(事實上這不可能),發揮著康德式認知作用的想象也無法被排除。20世紀初,曾任美國歷史學會和美國政治科學學會主席的史學家艾伯特·哈特(AlbertBushnell Hart)在一篇專門論述歷史想象的文章中寫道,想象是一種“心靈的高級能力”,一種“高尚……的能力”,一種“心靈的神秘力量”,想象在歷史研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就像是把事實的枯骨裝配起來使它們復活。哈特的這種觀點與洪堡的有些類似,但他浪漫化的論述并沒有受到美國學界的重視。在哈特作出上述論述的十多年后,英國思想家柯林武德更為系統、也更為有力地論述了歷史想象在認知過程中發揮的關鍵性作用。

      柯林武德認為,史學家的工作遵循這樣一個程序:他需要依據某一標準對史料及其中的論斷進行批判、選擇,獲得諸多點狀的事實,然后在事實間進行推論,獲得眾多線索,最終得到一幅自我融貫的整體圖畫。在這一程序中,想象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一,歷史推論的過程需要想象的參與。史學家需要利用想象,在固定的事實、即單一論斷之間插入史料所不曾提及的東西。例如,史學家從證據中得知,凱撒第一天在羅馬,第二天在高盧,那么,他就要借由想象把凱撒從羅馬到高盧的行程連接為一個連續的整體。在此,歷史想象相當于一種理性推論,它發揮著綜合式的建構功能,將點狀的事實串連成線,構成一個整體。其二,對史料及其中論斷進行批判、選擇的過程也需要想象的參與。對史家來說,事實的點并非固定,需要通過理性批判獲得,他要對原始材料反復加以檢驗、駁斥,以確保所構成的整體圖畫融貫而沒有沖突。而史家借以批判的標準,正是由歷史想象構成的整體圖畫提供的,這幅整體圖畫對事實發揮著引導功能。柯林武德指出,這個整體的網“乃是比我們迄今所認識到的要堅固得多、有力得多的某種東西。遠不是它的有效性要靠給定事實來支持,它實際上是充當了我們用以決定所聲稱的事實是否真實的試金石”。由此,在柯林武德這里,歷史想象不再是麥考萊式的裝飾性的想象,而是一種認知的想象,他稱之為“先驗的想象力”(a priopri imagination)。

      那么,柯林武德先驗的歷史想象力與康德先驗的想象力有何聯系呢?柯林武德認為,首先,這種先驗的歷史想象力同樣是人天生所具有的一種能力,是人類心靈普遍和必然的方面,是“任何史學家在擁有這些證據時都會想象的,在任何情況任何氛圍中思考相同的證據時都會想象的”。其次,如同康德的想象力能夠讓我們“看見”超出實際感官感知的客體,如月亮的背面、未破殼雞蛋的里面;先驗的歷史想象力能夠綜合連接起眾多事件,將之構成為一幅整體的、融貫的歷史圖畫。但歷史想象又稍不同于認知想象,它“以想象過去為其特殊的任務”。歷史想象歸根結底是對特殊事物、對個體的認知,其最終實現的不是康德知覺想象所得到的普遍的、科學的類(types)。此外,歷史想象針對的是史家無法經驗的、一去不復返的事物,“那不是一種可能的知覺的對象(因為它現在并不存在)”。

      然而,如果是對特殊事物、對個體的認知,這種想象力就與文學藝術家的想象力有些相似,因為文學藝術家正是要憑借想象力描述出不同個體及其個性,進而構造出一幅融貫的整體圖畫。柯林武德考慮到了這一點,但他仍然盡力區分出兩者。他認為,不同于小說家,史學家的圖畫必須力求真實。首先,史學家的圖畫需要能夠在空間和時間中定位。其次,這幅圖畫需要與它自己相一致;因為只有一個歷史世界,而且其中每一個事件都必定和其他每一個事件處于某種關系之中。再次,這幅圖畫還必須與證據處于特殊的關系之中;這一點是最重要的,證據可以是史家認為一切有價值的事物,但史家的陳述必須要有證據加以證明。由此,通過與知覺想象和文學想象相區分,歷史想象的特征便顯現出來。

      柯林武德對歷史想象作為史家先天能力的論述破除了大部分實踐史家認為史料是判定歷史真實性標準的經驗主義觀點。現在,一切歷史事實都將由史家的主體觀念所確定,而非由外部世界所給定。換句話說,只有在觀念中,歷史事實才能被認識。但存在于觀念中的歷史事實仍然是客觀的,因為恰恰只有存在于觀念中,它才能被理解。“對歷史學家來說,他所正在研究其歷史的那些活動并不是要加以觀看的景象,而是要通過他自己的心靈去生活的那些經驗;它們是客觀的,或者說是為他所認識的,僅僅因為它們也是主觀的,或者說也是他自己的活動。”通過這一證明,柯林武德確定了先天的歷史想象是史家在觀念中客觀地把握事實的必要裝備。鑒于柯林武德是從理解史料、認知史料的研究過程來探究歷史想象的,因此,借鑒當代學者杜森(Jan Van der Dussen)的說法,我們可以把柯林武德的這種證明視作為歷史知識建構的“底層基礎”。歷史想象是“底層基礎”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假如沒有了歷史想象,史家得到的將是一堆沒有經過批判的史料堆積物。

      由于柯林武德有關歷史想象的論述直到1946年才由其學生諾克斯爵士(Sir Malcolm Knox)編輯出版,因此,其觀點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才產生影響。雖然影響稍有滯后,但不阻礙其效力。在這一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公開之后,大部分史家漸趨承認歷史想象在史家思維中發揮著不可簡化的作用。即便像20世紀五六十年代聞名的實證史家埃爾頓(G.R.Elton),也支持“真理的發現……要求富于想象力的重建和闡釋”。他承認,史家在認識歷史時不可否認地會經歷選擇證據的過程,在資料不完備的狀況下,也須借由想象來創造出證據由之而來的環境和相互依存關系,想象使知識富有意義。這與蘭克的觀點十分不同,但它暗示埃爾頓仍堅持某種經驗主義觀點,即認為想象創造的是某種語境,歷史知識則始終直接來源于證據,想象創造的事物不同于知識。埃爾頓沒有接受柯林武德“先驗的歷史想象”的概念(想想康德的先驗想象力,即使在確定性科學知識的生產中也發揮著溝通直觀和范疇的作用)。事實上,埃爾頓在文章中將語境和歷史知識區分開來的做法很難說得通,因為語境和歷史知識往往無法區分。在很多情況下,尤其是在文學史家那里,歷史研究即意味著語境研究,歷史知識就是有關語境的知識,這兩者融合在整個歷史再現的畫面中。當然,埃爾頓不會想到,在他出版《歷史學的實踐》六年之后,美國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將再次更新歷史想象觀念。

      三 為比喻性歷史語言辯護

      1973年,海登·懷特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正如這部著作的副標題“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所指明的那樣,懷特將他在著作中分析的四位史學家和四位歷史哲學家的作品全部視為本質上由想象建構起來的歷史話語。懷特將史家所運用的想象稱為“以詩性言語、文學寫作和神話思維中特有的意象與比喻式的關聯模式為特征的思維類型”。在這部書中,懷特通過對歷史話語的語法、句法和語義進行分析,突出了歷史語言在歷史知識形成過程中的關鍵性作用。之所以進行這樣的分析,是因為懷特認為,歷史語言不像數學、物理學、化學中被規定了的語言那樣,可以按照字面意思得到理解。理解歷史語言的途徑,歸根結底需要“比喻式的關聯模式”。這種“比喻式的關聯模式”,進一步說,就是懷特在歷史話語的深層結構上所區分出的隱喻、轉喻、提喻和反諷四種轉義,一些本質上“詩性”的表達方式。透過這些詩性的表達方式,讀者可以意識到作者在話語中表達的意義。同時,作者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也要經由這些詩性模式理解過去實在,進而連接起諸多史料。因此,可以說,這些“詩性”模式連接著實在世界和史家對過去實在的認識。它引導著作者將眾多“混亂”“無秩序”的事件連接起來,賦之以不同的情節,如浪漫劇、悲劇、喜劇、諷刺劇等,并對證據作出不同的論證,如機械論的、有機論的、語境論的、具體論的等,進而構造出一整個能夠被理解的歷史世界。這一整體的歷史世界,雖然能夠在時空中得以定位,但卻無法在符合論的意義上將之與過去實在一一對照起來。在這種意義上,懷特說這些歷史作品是想象的。這些經由想象獲得的文字性的歷史表述,很難在符合的層面上得到真假判斷(但就單個的陳述而言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因為它已經借由比喻性的文字表述在事實之中增添了意義,而這種意義對理解歷史至關重要。因此,依照懷特的觀點,一旦我們承認歷史有其意義,那么就意味著以比喻性文字為容器的歷史想象正發揮著作用。

      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我提及杜森將柯林武德對認知中歷史想象的分析看作是在構筑歷史知識的“底層基礎”。在論及懷特的理論時,杜森進一步將懷特對歷史話語的分析看作是在構筑歷史知識的“上層建筑”。借由這種比喻說法,杜森區分了柯林武德和懷特所說的歷史想象的不同之處。相較于懷特,柯林武德更多地關注到證據、理解證據的方法等構筑史學大廈地基層面的工作。懷特本人也曾將史家的工作分為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按照這種說法,我們或許可以把“底層基礎”理解為歷史研究,把“上層建筑”理解為歷史書寫。但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歷史研究和歷史書寫往往難以區分。因為懷特說明了對語言的理解將貫穿歷史作品生產的整個過程。

      具體來說,首先,懷特有關轉義的分類方式來自于維柯。就像維柯將想象視為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方式那樣,懷特也將不同的詩性轉義視為史家本身所具備的、區別于演繹邏輯的認知方式。這些深入到歷史意識層面的轉義模式,使得經驗世界在得到分析和闡釋之前就被事先建構起來。無須否認,轉義理解憑借的材料是文獻記錄,但對史家而言,文獻記錄本身不會呈現為一種清晰無誤的結構圖像。要讓這些陌生的史料變為熟悉的內容,使神秘的過去變得可理解,就需要借助轉義事先在史家的頭腦中進行一個解碼和再編碼的過程,將文獻中那組前認知、未加批判的事件預構為一個可能的知識對象。經過這個事先將眾多事件構造起來的過程,歷史敘事和歷史解釋才得以形成,過去實在才能夠被轉化為話語中的“事實”和“描述”。因此,就像安克斯密特(F.R.Ankersmit)所說,轉義預構是歷史知識得以可能的先驗條件。這種轉義預構當然會貫穿在整個研究過程當中。

      其次,在歷史話語層面,史家的研究對象實際上就是歷史話語的主題。每一個歷史話語,都或多或少地會對其主題進行敘事化,將其中的眾多事件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并賦予這些事件以一個可辨認的情節。例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寫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在霧月十八日事變再版的那些情況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樣的漫畫!”馬克思自覺地意識到,當把他所要寫的這段歷史看作一個“笑劇”(farce)的時候,我們就理解了這段歷史的意義。在懷特看來,歷史實在本身并不會呈現出“笑劇”的樣子,“笑劇”這一情節模式是馬克思在事件發生之后,對這一事件進行回溯而賦予事件的。也正是“笑劇”這種情節模式,使路易·波拿巴上任這一事件具有了某種批判效果。就“笑劇”作為一個史家賦予諸多事件用以編織起敘事整體的情節結構來說,它的確是對路易·波拿巴上任這一事件的一種“虛構”。這種“虛構”不意味著這一記述不具有真實性;相反,恰恰因為指出了事件的“笑劇”特征,馬克思筆下的這段歷史才區別于蒲魯東的歷史,才反映了這一歷史事件的某種恰當性質,進而被人所理解。

      因此,在懷特的理解中,“虛構”并不等于“虛假”。懷特指出,虛構(fiction)的詞源是“fiction”,指被制造出來的東西。事件的意義正是這樣一種被話語制造出來的東西,它是對無法被感知的過去實在的構想而非指涉。這樣,如果我們同意,理解歷史不僅要知曉史實,而且要把握事件的意義,虛構便成為理解實在的一種方式,而不是理解實在的障礙。“真相并非等同于事實,而是等同于事實和概念模式的結合,在其中,真相適當地位于話語中。”此時,歷史的這種“真實性”在某種程度上是普遍的,它類似于“詩之真”,其檢驗標準在于“適當性”或“可信性”,這其中包含著審美和倫理判斷。這也說明了緣何像《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樣敏銳而準確地把握了歷史意義的作品,即便假設它其中的個別史實有所出入,但依然不會影響到它的“真實性”。

      那么,懷特將想象從語言向認識論的引申,在多大程度上挑戰了柯林武德的論斷呢?他們二者都持反對經驗主義的態度,認為先驗的歷史想象必然將參與史家理解證據和構造敘事的思維過程,發揮出整合雜亂現象、最終組織出一幅內在融貫的歷史圖畫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歷史認識不再被動地接受材料的規定,而受到史家自身觀念的支配。同時,想象參與其中獲得的歷史知識雖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獲得的那類科學知識,但它仍然是真實的。柯林武德認為它是特殊的、具體的;懷特認為它同詩一樣,能夠揭示事件的某種普遍性質和意義。

      然而,在對待文史關系的問題上,懷特要比柯林武德激進得多。這不是說懷特否認歷史學要“力求真實”。對于前文中柯林武德所列舉的那三條文史間的區分,懷特也許是會部分同意的。首先,他不否認歷史實在的存在;其次,他不會認為一個歷史記述的前后部分可以相互矛盾;最后,他也會同意歷史研究需要依靠于證據,因為史家在研究過程中首先面對的便是“未被加工的歷史文獻”。不同之處在于,懷特發現了史家用于指涉歷史實在的文本形式并非透明,它也有“內容”。在一段文字中,懷特表達了對柯林武德構成性歷史想象觀點的部分同意,同時也進行了批判:

      柯林武德沒有看到,任何一組隨便記錄的特定歷史事件都不會本身構成一個故事;它們最多向歷史學家提供一些故事要素。這些事件是通過一些方式被編造成故事的……比如,沒有哪一個歷史事件本來就是悲劇;人們是根據某個特殊視角,或者根據一組結構性事件(所論事件是其中的一個享有特殊地位的成分)的語境,把這個事件看成悲劇的……至于這些歷史事件最終會在悲劇、喜劇、羅曼司和反諷——借用弗萊的范疇——等故事類型中的哪一種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就要看歷史學家是根據各種情節結構或神話中的哪一種的要求來塑造它們了。

      懷特在這段文字中表明,首先,事件本身不呈現為一個故事,故事的形式是由史家通過一些文學手段添加在事件之上的;其次,對于同一些事件,可能會有不同的故事講述方式,因此會呈現出不同的意義;最后,史家選擇哪一種故事講述方式,并非基于史料,而只能基于倫理和審美偏好。這種觀點就與柯林武德十分不同,在后者看來,歷史故事和故事呈現的意義是史家在閱讀史料過程中通過同情式重演自然而然把握的。懷特的觀點是否走得太遠了,這仍是一個留待探討的問題。相較柯林武德,懷特更強調歷史想象在探尋多元的歷史意義上所能發揮的作用,在懷特看來,人類當下的行動需要由這些歷史意義來提供靈感和前進的方向。這種吁求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對西方社會意義缺失狀況的一種回應。另一方面,懷特的確沒有將如歷史話語與歷史證據間關系這樣更加“地基式”的論題置入思考中,他的理論沒有辦法判斷某一歷史再現在認知層面緣何是錯誤的。他雖然觸及了“底層基礎”,但規避了其中的一些關鍵問題,多少使得“上層建筑”不太牢固。這也使得在海登·懷特之后,不少史學理論家重新回到對歷史論證和歷史邏輯的探討上。

      四 結語

      由上,我們梳理了歷史想象觀念在西方史學思想中的發展歷程。啟蒙時代,思想家們確證想象在演繹邏輯和詩性邏輯中的位置。20世紀初年,柯林武德思考和論證想象如何在判斷、連接和綜合史料的過程中發揮出無可替代的作用。20世紀末期,海登·懷特闡明在話語層面,歷史想象所能賦予過去實在的普遍意義。如果說康德啟發下的柯林武德更強調歷史想象在歷史認知中表現出的科學性,那么,受維柯影響的海登·懷特則突出了藝術性的歷史想象在把握過去實在對當下生活之可能意義上的作用。對歷史想象的思考透露出,或許,歷史想象能夠為我們調和歷史學的科學維度與藝術維度提供一個很好的視野或落腳點。因為,一方面,針對證據的推論活動需要想象的參與,史家通過推論最終構成的整體之網將成為檢驗其它事實是否可靠的試金石。另一方面,想象性的比喻語言不僅構成了史家的文體風格,而且將為他觀察歷史領域、理解事物之間的關聯方式提供一個視角和概念系統,由之再現出一幅具有意義的歷史圖景。

      毋庸置疑,不同思想者的論證皆表明,歷史想象在強調真實性和客觀性的歷史思維活動中不可或缺。如果史學家試圖獲得一段融貫的、真實的歷史敘事,那么,歷史想象必然參與其中。隨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所謂后現代主義歷史觀——海登·懷特本人即是這一思潮的重要推手——對歷史中主觀要素的揭示,認為歷史記述能夠與歷史實在完全或部分符合的這種天真的、“攝影術式”的歷史真實觀念已不再具有說服力。現在,很少有哪位具有反思性的史學家能夠自信地宣稱自己的研究是一面徹底客觀的“實在之鏡”,全然反映了過去發生之事。當然,在逐條描述的編年史層面,我們能夠做到將歷史事件在過去的時間、空間中定位。但一旦跨越到歷史進程的連貫敘事層面,我們便無法排斥主體觀念的參與。從這一層面上說,歷史知識終將是人類思想的產物。而對歷史想象的思考表明,史家的主體觀念與歷史之真并不相互排斥。甚至,史家的主體觀念構成了歷史“真”之判斷的準繩,這里的“真”,不僅意在史實的真確性,而且關涉歷史整體的融貫性和歷史之義的適切性。

      然而,也必須意識到,僅僅有想象的參與并不一定能夠獲得歷史真實。換言之,歷史想象絕非任意、無所指涉和天馬行空的,它有其限度。這種限度,一方面體現在它需要數據和史料的支撐,需要“事核”,它終歸不同于文學想象。另一方面,它更需要經過史家自身的理性批判,需要在善與美的維度上考察其“創造物”是否適切于人性的普遍原則。在這點上,這種限度是內在的,與證據的多少無關。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金嵌雯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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