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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華民族”話語體系的構建
    2021年06月17日 06:59 來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趙超 字號
    2021年06月17日 06:59
    來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趙超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體系;國家;國民;民族

    內容摘要: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體系;國家;國民;民族

    作者簡介:

      摘 要:運用關鍵詞研究方法分析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的文本,發現所使用的“中華民族”話語包含“國家”“國民”和“民族”三重語義。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主要在“國家”語義上使用“中華民族”話語,集中在反對帝國主義這個外部他者的語境中使用,以“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民族解放”為核心話語,側重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面向,表達實現國家獨立的目標。“國民”語義的中華民族話語凸顯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對國民的人格侮辱和歧視,話語構建的核心目的是喚醒國民的愛國意識。“民族”語義上使用“中華民族”的次數不多,主要在國內民族關系的語境下使用,使用者主要是惲代英和李大釗,側重闡述中華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在不同語境和語義下形成的中華民族話語,構成了具有特定內涵和結構的中華民族話語體系。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體系;國家;國民;民族;

      作者簡介:趙超,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探索》雜志社編輯。

      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新中國70年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體系的構建歷程及其內在邏輯研究”(項目編號:19CMZ00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無論是作為黨和國家奮斗目標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還是作為當下民族工作主線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政治話語體系中重要的核心概念。圍繞“中華民族”這個核心概念,建黨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中華民族話語體系。在這個話語體系之下包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族凝聚力、中華民族精神等子話語。從歷史進程來看,中華民族話語體系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從簡單到復雜的生成過程。在建黨一百年之際,本文運用計算機輔助的關鍵詞分析方法,著眼于分析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華民族話語體系的生成過程,并剖析不同語境下中華民族話語構建的目的和策略,以期為新時代構建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相適應的中華民族話語體系提供歷史借鑒。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02年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一詞以來,它逐漸成為中國人身份認同的符號和稱謂,也是推動近代中國民族解放和國家獨立的關鍵概念,無疑是理解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一把關鍵鑰匙。然而,學術界、社會大眾圍繞中華民族的名與實、內涵與外延、結構與功能、歷史與現實等問題的爭論持續不斷。實際上,這些爭論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當下的爭論是歷史爭論的延續和變體。圍繞中華民族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爭論和探討,一方面是由東西方兩套不同話語體系對接過程的張力所導致;另一方面是因為中華民族并非純粹的學術概念,還是與現實政治及社會關系緊密的政治概念,在這個概念之上形成的話語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屬性,各主體理論視角的差異和使用目的的差別是造成分歧乃至沖突的根源。遺憾的是,學界從政治話語的角度來研究中華民族的成果雖有一些,1但不多見,留下的研究空間和前景廣闊。

      不妨拋開爭論,嘗試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尋找可能的答案,總結中國共產黨是如何理解中華民族概念,以及如何圍繞中華民族這個關鍵概念構建話語體系的。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開始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但其內涵難以確定。高翠蓮發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文獻里“中華民族”有時指政治上的含義,等同于“國家”;有時偏向于國民,等同于“中國民族”;有時與少數民族并列。2在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話語體系中,中華民族既可以用在國內民族關系、民族-國家關系、國民-國家關系,也可以用在國際關系上,可見中華民族概念的多義性和復雜性。那么,中國共產黨不同語境下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是什么,話語之間的內在邏輯是什么,這些子話語是如何構成話語體系的?這些問題尤其值得研究。

      二、“國家、國民與民族”的三重語義下的“中華民族”詞語研究

      在語言學家的視野中,話語用來指稱一組表達觀念的符號體系,話語是主體間溝通交流的言語行為,包括言說者、聽說者、語境、語言符號、目的等要素。福柯(Michel Foucault)則認為話語是一組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的陳述所組成的一個體系。3不管怎么界定話語,話語的形成離不開核心概念,概念按照一定的表達方式形成判斷和推理就是話語。多個子話語按照特定的邏輯構成話語體系。本文借鑒金觀濤和劉青峰在觀念史研究中提出的關鍵詞分析方法。他們主張在建立專業數據庫的基礎上,將表達某一觀念的一切關鍵詞找出來,再通過關鍵詞的意義統計分析來揭示概念的起源和演變。4觀念史研究與本文的話語研究有所區別,但并不影響這一方法的適用性。因為,中華民族話語可以理解為是以“中華民族”這個關鍵詞為中心擴展而成的種種表述。

      使用這一研究方法的具體思路在于:一是將收集的資料數字化處理后通過計算機軟件建立一個小型的數據庫,并對文獻進行分類;二是以“中華民族”作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將關鍵詞所在的句子按照年份進行歸類;三是以句子為中心分析和統計“中華民族”的語義,對語義進行類型劃分;四是跳出以句子為中心的視野,結合段落、語篇、事件、人物等宏觀語境,對話語進行深入的分析和闡釋。當然,關鍵詞分析只是整個研究的輔助部分,并不能構成研究的核心內容,還需要結合傳統的歷史分析法。中華民族話語體系的生成與演變是多種因素推動的結果,需要分析其與特定歷史事件、人物等因素的關系,挖掘出話語體系構建的目的和規律。

      對于歷史議題的研究而言,史料的收集與整理無疑是決定研究質量和信度的關鍵因素。本文一方面通過報刊數據庫(如中國共產黨期刊數據庫、中國共產黨思想理論資源數據庫、愛如生數據庫、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等)大量收集中國共產黨報刊相關文獻;另一方面,大量收集整理中共中央的文獻匯編、地區黨史資料、領導人文獻、文藝作品等文獻的電子版(主要以PDF文件為主),并對這些資料進行數字化可檢索處理。

      運用關鍵詞分析方法,通過Nvivo軟件的檢索功能以“中華民族”為關鍵詞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8冊)按年度進行檢索,結果如圖1所示:

     

    圖1 1921—1949年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詞頻統計

      從圖1可以看出,1922年中國共產黨開始使用“中華民族”一詞,但大革命失敗后一直到1931年都沒有使用。從詞頻統計的結果來看,1928年無疑是一個重要拐點,即1921年至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構建中華民族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時段。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不久就與國民黨合作開展國民革命運動,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提出“對外實行中華民族的獨立”的口號,中共二大也提出“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的目標。加上國民革命最主要的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中華民族”作為表達整體的國家身份常用的一個詞,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語境中出現較多也就不難理解。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土地革命,處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之中,階級矛盾更為突出。在階級斗爭為主的背景下,階級身份處于優先地位,而中華民族話語式微也不難理解。為行文方便,本文將1921年至1927年這一時段稱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

      為了準確理解不同語境下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話語體系中“中華民族”的語義,以出現“中華民族”一詞的例句為中心進行意義解析,可以發現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話語包含國家、國民與民族三重語義。比如,《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提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5其中的中華民族獨立指的是國家獨立;謝覺哉在《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一文提出“帝國主義者對付我們中華民族,只有機關槍、毒煙炮,同對付黑人、馬來人一樣,絕談不到什么人道”,6其中的中華民族指的是全體國民;惲代英在《論三民主義》一文提出“我們不是僅為漢族的利益而革命,是為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而革命”,7其中的中華民族指的是民族共同體。

      通過對不同語義例句的統計,發現早期中國共產黨在“國家”語義下使用中華民族概念的次數最多,主要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語境出現;“國民”語義主要與“侮辱”“人格”等詞共現,同樣也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語境中使用;“民族”語義主要在“臺灣人”“漢族”等國內民族關系語境出現。基于此,我們主張從“國家、國民與民族”的三重語義來理解不同語境下的中華民族話語。當然,國家、國民與民族的三重語義劃分只是為了更深入揭示中華民族話語的豐富內涵,實際上這三重語義是緊密相連難以分割的,在許多情況下同時兼具兩個或多個語義。中國共產黨在不同語境和不同語義下形成的種種關于中華民族的陳述,就構成了具有特定內涵和結構的中華民族話語體系。

      三、實現國家獨立:“國家”語義的“中華民族”話語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現國家獨立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承擔的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對于建立什么樣的國家,中國共產黨的認知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早期以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為主要任務和奮斗目標。中共二大宣言將“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作為黨的奮斗目標之一。從整個宣言的宏觀語境和句子的微觀語境來分析,中華民族是與國際帝國主義相對的概念,相當于“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實質上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完成國家建構的問題,即對外推翻帝國主義侵略、對內推翻封建軍閥,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在表達影響國家獨立的因素和實現國家獨立的策略時,將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核心話語來使用。

      (一)阻礙國家獨立: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話語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的一些知識分子和革命人士以為只要中國內部革命成功,列強侵略是可以遏制的,他們設定的革命目標對內而不直接對外,甚至認為“公理勝于強權”,8幻想依靠外力來實現國家獨立。與之不同的是,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共產黨就指出帝國主義的外部侵略和軍閥的內部壓迫是中國落后的根源,也是人民受苦的根源。中共二大明確提出對外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機關報《向導》創刊,第1期《本報宣言——〈向導〉發刊詞》將軍閥內亂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視為中國不能統一與和平的兩大原因,無疑抓住了中國社會問題的實質。在論述國際帝國主義外患時兩次使用了中華民族的話語:“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因此我中華民族為被壓迫民族自衛計,勢不得起來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9話語中的“中華民族”與國際帝國主義相對,含義與國家相同,以“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中華民族為被壓迫民族”說明了中國要爭取國家獨立的原因。

      1.帝國主義壓迫中華民族的話語構建。

      近代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由帝國主義造成,在強有力的外力推動下中國被迫卷入陌生的民族國家體系,并且面臨分崩離析的政治風險。1922年10月4日,蔡和森在敘述中德俄聯盟的外交政策時,指出中國與其他被壓迫民族一樣陷入帝國主義宰割的困境中,“帝國主義的英、美、法、日……就是最忌中華民族脫離他們的羈勒而獨立”。10話語中的“中華民族”含義等同于中國,中華民族獨立實際上指的是國家獨立。

      1923年3月,旅順和大連租期屆滿后,中國政府提出收回的要求被日本拒絕,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收回旅順、大連與否認“二十一條”的運動,但有一部分國人幻想帝國主義幫助收回。針對這種幻想,向警予批評:“英美法……都與日本是一鼻孔出氣的,無不是宰割弱小民族的老法家,也無一不是宰割我中華民族的老主顧,希望他們的同情幫助是不可能的。”11此處的“中華民族”與英、美、法、日等國家相對,等同于弱小民族,而弱小民族與弱小國家含義接近。1923年12月20日,鄧中夏針對外國軍艦干涉粵海關事件發表言論:“中國到現在,國家還不夠統一,政治還不能就軌,人民還不能安樂,這些都是我們中華民族拜食列強之所賜呀!”12鄧中夏將國家不能獨立歸因于列強,話語中的“中華民族”與“中國”“國家”含義相同。1924年8月5日,鄧恩銘提出:“想到這里,我們應該明白,非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我們中華民族得不到獨立自由,及在國際上的平等。”13鄧恩銘將不平等條約視為中華民族不能獨立的重要原因。

      在重大涉外事件中,“中華民族”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有力話語,“中華民族受帝國主義蹂躪”“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等話語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中被普遍使用。1925年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潮,五卅慘案發生后,上海總工會、上海各校教職員聯合會、上海工團聯合會等團體紛紛發表通電,認為此次事件“實為中華民族全體之存亡問題”。同年6月23日,同樣也是為聲援五卅運動,廣州各界20多萬人在東校場舉行市民大會,集會民眾高呼“打倒帝國主義”“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等口號。可見,“中華民族”一詞已得到廣泛傳播,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常用的政治話語。

      2.封建軍閥出賣中華民族利益的話語構建。

      中國共產黨認為阻礙國家獨立的另外一個因素是封建軍閥,因而通過“出賣中華民族利益”“背叛中華民族利益”“給中華民族造成危險”等話語揭示軍閥與國家的負面關系。1922年11月2日,蔡和森批駁陳炯明反對孫中山北伐計劃將民主革命最好的形勢撲滅,成為民主革命最可怕最反動的叛徒,“只要他的廣東王做得成,謀殺黨魁,推翻革命,消滅中華民族一切獨立平等自由的根本運動,聯結強援,私通英帝國主義而為其爪牙,都是他所做得出的……這樣背叛民主革命和全中華民族利益的叛徒”,14在文章中首次出現“背叛中華民族利益的叛徒”的表述,從話語上將陳炯明孤立起來。針對帝國主義為控制中國政治和經濟而借款給北京政府這一事件,高君宇在《向導》第8期發文批駁:“我們也要告歡迎新銀行團的小資產階級政派們,你們是以良心為社會倫理標則的,請你們拿良心來審查你們要給中華民族造成的大危險罷。”15高君宇先用階級話語將新銀行團陳述為小資產階級,隨后否定其行為,認為其后果即造成中華民族危險。

      1924年國共合作以后,打倒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席卷全國。1924年5月21日,陳獨秀對直系軍閥捕殺國民黨人員的行為進行猛烈抨擊,說直系軍閥幫著外人壓迫中華民族:“賣國媚外的直系軍閥見了眼紅……摧殘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國民黨其罪大。摧殘為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國民黨,實際上便是幫著外人壓迫中華民族。”16此時許多中國共產黨人已經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所以陳獨秀將國民黨“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直系軍閥“幫著外人壓迫中華民族”進行鮮明對比也就不難理解。1925年,全國范圍內掀起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反帝運動中工人、學生成為主力軍,而軍閥不但不能保護民眾的生命財產,反而下達戒嚴令禁止學生和工人開會。1925年8月29日,惲代英在總結各地慘案運動的教訓時得出一個結論:“自爭地盤的軍閥,只顧自己利益,不管國家之存亡,是不可靠的。學者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只有工人,農工,小商人,學生,國民軍,國民政府是能替中華民族謀自由平等。”17可見,“出賣中華民族”“制造中華民族危險”等成為批判軍閥的重要話語,對于解構軍閥的統治合法性和幫助民眾正確認知軍閥的真實面目,以及推動國家獨立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實現國家獨立:對外聯合與對內團結的話語

      革命首先是要學會區分敵人和朋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一直非常注重國內外的團結問題,對外主張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尤其積極主張與蘇俄聯合起來;對內聯合學生、工人、國民黨、中間派等進行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盡管已提出“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等階級話語,但并沒有立即成為話語體系的核心。因為在國民革命的話語體系中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軍閥,國共兩黨之間的階級矛盾客觀存在,但這種矛盾被放到次要的位置。陳獨秀在《造國論》中為“國民革命”附上英文翻譯“National Revolution”,18此時的國民身份優先于階級身份。蔡和森更加明確指出,國民革命“亦可稱民族革命”,19國民革命更適合半殖民地階級聯合的需要。在此,我們主要以中華民族話語為基點,分析中國共產黨為實現國家獨立所使用的策略。

      1.中華民族對外聯合蘇俄等國家的話語構建。

      俄國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者的影響很深,尤其是1920年前后蘇維埃政府宣布放棄沙皇在中國的特權,使許多革命者深刻認識到蘇維埃的不同。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論也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學習列寧主義的主要內容。列寧論證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從而將反對帝國主義與反資本主義融合,其中的反對帝國主義主要是一致對外的民族(國家)革命面向,反資本主義更多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面向,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緊密相連,表述為“民族民主革命”。在這樣的背景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主張“以俄為師”,模仿蘇俄的革命方式實現國家獨立也就不足為奇。尤其是中共二大加入共產國際之后,中國共產黨更加注重對外聯合蘇俄。實際上,為了實現國家獨立,中國共產黨對外并不僅僅是主張聯合蘇俄,同時還主張聯合其他被殖民主義者壓迫的國家、民族、工人、兵士等。

      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對外主要主張聯合蘇俄。為什么要聯合蘇俄?高君宇從中俄的地理關系、雙方的共同需要、國內外局勢等方面進行論述,“我們要看到中俄地理的關系及目前雙方共同的需要,我們更要看到俄國與中華民族國際地位及相互發展關系的重要”,他認為中俄兩國地理接壤萬里,有良好的友誼關系,而且共同面臨日本這個敵人,因而具備很好的聯合起來的條件;高君宇還舉例說明聯合蘇俄的必要性,“土耳其國民黨勝利給我們證明:世上惟有蘇俄是被壓迫民族的好朋友;中國要脫離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只有是和他建立親密的關系”。20

      蔡和森還從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革命的關系的角度,提出聯合蘇俄的必要性。蔡和森基于殖民地革命的性質提出中國革命運動只有與世界革命運動匯合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因為西方已普遍形成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東方則普遍形成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兩種運動的焦點指向推翻國際帝國主義。蔡和森進而提出聯合蘇俄是重要的先決問題,但國民黨不敢與蘇俄聯合,因而他呼吁:“我們誠懇的希望中山先生們迅速估定革命新方針,朝著國民革命的正軌走去,而且朝著世界革命走去,中國革命才得成功,中華民族才得解放!”21從蔡和森“只有……才”的表述可以看出,他將世界革命、聯合蘇俄作為中華民族解放(實現國家獨立)的必要條件。除了聯合蘇俄之外,蔡和森還提出聯合日本反對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7.9級的關東大地震,造成約10萬人的傷亡,還導致了霍亂流行。同月,蔡和森撰文認為日本大災使國際形勢發生重要變化,即日本軍事實力大大減弱,蘇俄在遠東問題上更有發言權,中國的大患只有英美兩國。蔡和森據此提醒,“在適當限度內,聯合日本以排除盎格魯薩克遜帝國主義于東亞之外;那時候中華民族才能得到獨立與解放”,22從東亞國家合作的視角提出在適當的限度內聯合日本。關于為什么要進行國際間的階級聯合,1927年,蘇兆征在太平洋勞動會議上的開幕詞也進行了說明。他指出:會議迫切要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喚起沿岸各國工人來反對帝國主義,而中國是帝國主義者競爭的焦點,因此需要太平洋沿岸的工人階級來援助中國國民革命;另一方面,中國的國民革命已經成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故中華民族解放運動與世界工人階級的解放運動,其利害是分不開的”。23

      2.對內階級聯合的話語構建。

      如何實現國家獨立的目標,保守主義者傾向于從觀念改造、鄉村建設、文化復興等改良的方式入手,往往運用東方化、國粹、保種、保教等話語表達其漸進主義的主張。中國共產黨則不同,強調通過激進的社會運動實現革命目標,重視將觀念和行動結合起來。正如陳獨秀所說:“像中國這樣的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經濟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激進的Revolution, 時間是否容許我們漸近的Evolution呢?”24激進的社會革命不僅需要廣泛發動國內的工人、農民、學生、青年等群體,還需要建立廣泛的聯合戰線充實革命力量。

      蘇兆征提出國民革命時期對付帝國主義、解放中華民族的總策略。“這個策略簡單的三句話就是:團結自己實力,聯合我們的戰線,作持續的奮斗!更詳明地說出來就是:團結全國各階級,聯合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階級,持續的向一切帝國主義進攻。目前尤要堅持罷工,以斷絕帝國主義之手足……唯有這個策略,才能根本打倒帝國主義,解放中華民族”。25蘇兆征提到了團結國內各階級,但各階級指的是什么以及如何團結并沒有明確。1924年8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告工人兵士學生》的通告提出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的工人罷工需要團結學生和兵士:“滬港等處工人,為中華民族獨立與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斗,已經兩個多月了。罷工工人不但力爭改善自身的經濟狀況,并且奮斗打破帝國主義者束縛中國的種種條約。”26這份通告指明了工人罷工的一個核心目的是掙脫帝國主義束縛,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在此基礎上提出學生應該更加努力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給予工人援助,而兵士們和工人階級同樣也是中國的國民。

      四、喚醒國民:“國民”語義的“中華民族”話語

      “國民”語義的中華民族側重國民共同體的含義,這個語義下的中華民族與中國人同義。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陳獨秀認為奴隸劣根性的民族心理是民國初年政治失敗的緣故,臣民難以勝任國民的角色,國民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薄弱。李大釗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一文使用二元對立的方式展現中西方文化心理的差異,據此總結中國國民性的弱點。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一方面對不符合救亡圖存的國民精神進行批判以喚醒國民,同時通過塑造國民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通過宣傳揭露帝國主義者對國民輕視、歧視、侮辱等言論和行為,并通過罷工、罷市等實際行動進行反抗。值得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喚醒國民的策略與保守主義者主張心性改造不同,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主張通過社會行動去改變國民的觀念,進而真正改變社會。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不僅僅重視國民精神話語的傳播以便塑造大眾的觀念,更重要的是將話語轉化為社會行動。

      (一)反對帝國主義者侮辱國民的話語構建

      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除了通過軍事、政治、經濟等手段之外,文化上的侵略和人格上的侮辱也很嚴重。這種文化侵略和人格侮辱一是體現為宣揚極端民族主義的“黃禍論”“病夫論”;二是現實中對中國國民的侮辱和歧視;三是一些殖民主義者將中國人說成劣等民族,天生要受他們支配,為其奴役中國人提供“合法性依據”。這些負面的論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中國人更清醒地認清自我,有利于自我反省,但嚴重損害了國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將帝國主義者對國民的人格侮辱和歧視揭露出來,并通過特定的宣傳渠道喚醒民眾的民族自尊心,塑造國民對帝國主義的觀念和認知,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喚醒民眾的一個重要渠道。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通過話語的傳播塑造國民的觀念,發動國民以實際行動參與反帝國主義的一系列革命活動,有助于革命目標的實現。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中,黨很早就注意到通過揭示國民受辱的民族主義話語來闡釋國民與帝國主義的關系,甚至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提出“中華民族獨立”的目標之前就已經使用挽救“中華民族人格”的話語。1922年6月20日,針對澳門發生葡萄牙士兵殘殺中國工人的慘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聯合中華工會、中華工界協進會、上海紡織業工人會等9個團體在上海的《時報》發表呼聲:“再于六月二十五日(即星期日)開國民外交大會,共議對付方針,而爭我國家體面,挽我中華民族的人格。”27呼吁書中“挽我中華民族的人格”的話語實際上是將殖民者葡萄牙人對華人婦女的侮辱和對華人工人的侮辱上升為對中華民族的人格侮辱。從話語生成的語境來看,“中華民族”是相對外部他者——葡萄牙人而言的,話語構建的目的寄希望于將心理層面的受辱表達出來以喚起國人的愛國意識。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這是中國共產黨最早使用“中華民族”一詞。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最初“挽回中華民族人格”的話語只是為了喚起國民愛國意識而帶有口號性質的呼吁,那么隨著反帝國主義的罷工、罷課、罷市等運動的進行,該話語逐漸與社會實踐勾連起來,成為賦予工人罷工積極意義的重要話語。

      1924年國共合作后,通過工人罷工的實際行動反對帝國主義是國民革命的核心革命手段。如何在工人中間進行有效的宣傳動員,激發工人的革命熱情成為革命者直面的現實問題。1924年3月15日,鄧中夏將帝國主義欺侮和蹂躪國民通過“屠夫和豬”“刀和肉”的比喻生動地表現出來——“帝國主義是怎樣的欺侮我們?怎樣的壓迫我們?怎樣的蹂躪我們?仿佛他們是屠夫,我們是圈內的豬,他們要把我們殺便殺;又仿佛他們是刀,我們是俎上的肉,他們要把我們砍就砍。親愛的同胞們!我們也是堂堂的大中華民族,我們愿意做他們的圈中豬,俎上肉嗎?”28可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比較靈活地將民族主義話語和馬克思主義階級話語結合起來,實現對工人的有效動員。

      面對帝國主義者的人格侮辱和歧視,“雪洗中華民族的恥辱”“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等成為激發工人反對帝國主義意識強有力的話語。1925年9月7日,蕭楚女將《辛丑條約》簽字之日稱為中國的國恥——“九月七日是我們中華民族開始成為國際帝國主義者共同的奴隸的一天”。291926年1月30日,蘇兆征在歡迎海外代表及華僑實業團體的宴會發言中將罷工的目的闡釋為“為中華民族爭人格”:“我們看這樣情形,知帝國主義已向吾人進攻,即舉行大罷工。罷工的目的是為中華民族爭人格。”蘇兆征進一步明確罷工的目的:“此次罷工之目的,是為全民族謀利益,是打倒帝國主義之方法……罷工勝利,即是全國民族勝利,亦是華僑勝利。”30這里可以看出,話語的指向性很明確,主要目的是使援助工人運動的華僑明晰工人罷工和國民革命不是為了工人階級自身的利益,也不是為了一部分團體的利益,而是為了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

      無論是當時轟轟烈烈的廢約運動,還是工人罷工運動,都注重從國民心理受辱之傷痛的角度喚醒國民的身份意識,激發民眾參與國民革命。1926年7月,在中英雙方代表就省港大罷工進行談判之際,農工商學各界統率罷工工人召開示威大會。鄧中夏認為示威大會的積極作用之一是“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中華民國爭國體”。311927年3月,蕭楚女將“買豬肉”比喻為英國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侮辱:“致五卅慘案,至今虛懸無有絲毫著落,而英國帝國主義最侮辱我民族者則于‘重查’,送七萬五千元于上海交涉員——竟以買豬肉之方式對待中華民族——雖然此款未受,然而此辱終在!”32。

      (二)批判與重構國民精神的話語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指出,近代中國落后的原因就在于失去了民族精神,因而主張恢復民族精神,喚醒國民。客觀來說,在當時中國剛剛從王朝國家轉向民族國家,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過程中,除了先進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之外,多數國民的國家觀念和國民意識并沒有隨著民國的建立而得到顯著改善,一些國民深受家族本位的傳統文化影響,愛國心薄弱。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這兩個共同敵人的出現,并不是政治家們振臂一呼國民就能團結起來共同應對,這一方面涉及國民的認知問題,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識到共同敵人的存在以及敵人帶來的危機;另一方面涉及利益沖突的排序問題,如果共同體內部的利益沖突難以協調,甚至影響到其中某個群體基本的生存問題,那么共同體的意識也難以產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宣傳中對一些國民崇洋媚外、不關心國家命運、缺乏愛國心等展開批判,指出國民精神衰弱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與此同時尋找國民精神衰弱的根源,在此基礎上塑造國民特性以喚醒國民。

      如何提振國民精神,喚醒國民參與革命,首先需要分析國民精神衰弱的表現,并指出國民精神衰弱的嚴重后果。1923年5月,蔡和森批評中國幼稚無知的資產階級對華盛頓會議謳歌的態度,認為一些國民不但沒有排除外國帝國主義的愛國精神,反而崇拜外力。他發出感慨:“中國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精神真是薄弱到了百二十分,不但遠不如前清時代,而且根本變成媚外與崇拜洋大人的奴隸性質。”蔡和森對國民精神衰弱發出了嚴重的警告,認為這是民族衰亡的預兆。同年5月5日,針對帝國主義提出中國鐵路共管要求,當時的國民黨不但沒有反對,反而還得到政治家的贊成。對此,蔡和森憂心忡忡地說:“依賴外力與奴隸的心理既成而不可挽,豈特打倒軍閥的民眾勢力永遠不能形成,而外國帝國主義與軍閥結婚的共管家庭,不久即將建筑于見小忘大、茍且偷安的中華民族之上,永世不得翻身!”33蔡和森使用了“見小忘大、茍且偷安”這類帶有濃厚負面色彩的詞語形容國民精神的喪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青年工作中,也非常注重青年的國民精神問題。1923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少年中國學會蘇州大會的宣言7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學會制定的方針直接就喊出“求中華民族獨立;到青年中間去!”的口號,34可見中華民族話語在青年群體中產生重要影響。這份宣言指出國人不關心政治社會問題、不關心民眾疾苦,而一些知識界的領袖受侵略者的文化入侵或教會教育影響,一味歌頌侵略者的功德、崇洋媚外,不關心中國的國家存亡問題。而一般青年在這些知識界領袖的影響下,缺乏愛國精神。針對國民精神衰弱的情形,學會制定的綱領提倡培養愛國為核心的國民教育,反對教會教育和侵略的文化政策,喚醒國民關注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

      在明晰中國國民精神衰弱的種種表現之后,中國共產黨人開始尋找何以至此的原因。作為唯物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分析社會問題時注重挖掘背后的經濟根源,這種分析方法也體現在尋找國民精神衰弱的原因中。1923年10月10日,少年中國學會制定的學會綱領第五條將帝國主義的經濟壓迫視為國民精神衰弱的原因——“推闡經濟壓迫為國民道德墮落的主要原因,以反證中華民族絕對非劣等民族”。35惲代英在與國家主義派的爭論中也明確指出了國民精神衰弱的根源是外資壓迫,他并不認同《國家主義的教育》一書作者提出通過同情自愛等教育養成愛國觀念的做法。惲代英認為中國各省除了相同的歷史和文字之外,經濟、交通、語言等方面的關系并不顯著,在這樣的條件下談愛國難以實現,況且國民之間私利沖突的一般原因在于外資壓迫造成的結果,外資盤剝使國民的生存狀況堪憂。基于此,惲代英將國民精神衰弱歸因于外力:“我們還要指出國內分離與自卑的空氣,是外力壓迫所造成。吾人必須在經濟上得著獨立,中華民族乃能獨立,中華民族的精神,乃得完全恢復常態。”36隨后,惲代英更明確指出國民性與經濟的關系:“許多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其實這是產業落后的國民,當然的現象。這決不是中國民族性有什么弱點。”

      對國民精神衰弱的現象進行批判無疑可以幫助國人認清自我,為愛國心的培育奠定基礎,但如果過度批判又容易使一些國民喪失民族自信心。因此,在合理限度批判的基礎上對國民精神進行重構,塑造國民特性是非常重要的一環。1923年4月15日,李達用一種假設性的話語暗示只要國民有決心和能力,外力完全是可以戰勝的:“我中華民族若果有抵抗外族侵略的決心和能力以復仇雪恥,不但民國四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日條約要根本撤銷,就是海通以后一切含有威脅屈辱的意義的中外條約都應完全廢棄。”37同年10月31日,鄧中夏在《青年工人》發文呼吁:“諸位青年工友們!同胞們!我們是堂堂的中華民族,是堂堂的中國國民,我們的人心死了沒有?如沒有死,我們便該起來,大家團結起來,打倒這兩個魔鬼!”38鄧中夏通過“堂堂的中華民族”這種具有強烈褒義色彩的詞匯喚起國民的自信心。同年12月22日,鄧中夏對一些新詩人不關注社會問題、漠視人間疾苦,充斥著頹廢的個人主義的問題,他提出通過文學作品的創造來塑造民族自信心和愛國心:“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外人自侵入中國之后,做了不少宣傳,說中國人是野蠻民族,是賊種,性質如何卑劣,習慣如何腐敗,道德如何墮落,自經‘拳匪之亂’,他們更振振有辭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性不良的鐵證。一般吃洋飯放洋屁的留學生和西崽更是推波助浪說中華民族性果然如洋大人所云。”39鄧中夏倡導作為新詩人的青年,要多多創作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提高民族的地位,鼓勵國民奮斗。

      五、民族團結:“民族”語義的“中華民族”話語

      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話語體系中民族概念使用較少。這不難理解,因為早期中國共產黨活動的范圍主要在大城市,革命依靠的對象主要是工人、農民、學生、城市青年等社會群體。早期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問題的相對忽視和對民族概念認知的不清晰,也導致對中華民族概念的認知是模糊的。自梁啟超提出中華民族概念以來其概念內涵是變動不居的,既有側重種族觀念的“中華民族”,也有側重文化觀念的“中華民族”,還有側重血緣家族觀念的“中華民族”,不一而足。中華民族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民族,一直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家不斷爭論的重要話題。在這樣的學術和政治背景下,尤其是在孫中山的中華民族觀念和話語影響下,中國共產黨也關注著這個重要話題。

      (一)中華民族不等同于漢族

      在早期中國共產黨的文件、宣言、決議、通電等中央文件中,并沒有對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進行清晰界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著作中也鮮有對中華民族概念的界定。正是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者推斷早期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概念內涵指的是漢族。實際上,將早期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概念的內涵理解為漢族是不夠準確的,忽略了早期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政體上主張聯邦制的前提。比如中共二大宣言所使用的“中華民族”一詞是與國際帝國主義相對的概念,與“中國”的含義相同,指向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而宣言中的蒙古、西藏、回疆是與“中國本部”相對應的概念。在聯邦制的框架下,中華民族與各種指稱少數民族的詞并列表達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而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從掌握的文獻來看,反倒是有論據可以證明中國共產黨尤其是早期黨的領導人所使用的中華民族概念內涵不等于漢族。1923年11月20日,惲代英在《論三民主義》一文7次使用中華民族一詞,可見他對中華民族概念的重視,在文章中惲代英明確區分了漢族與中華民族。“據孫中山所常說的民族主義,似乎偏重了國內民族的同化,而忽略了國際間中華民族政治經濟上的獨立……可知孫中山所謂民族主義,不僅是說的漢族要反抗滿族的宰割壓制,中華民族一樣的要反抗東西各國的宰割壓制,孫中山的奮斗,為的是要中國獨立自由”。40惲代英認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不僅僅是針對國內漢族反抗滿族的種族主義革命,而且還主張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對外反抗東西各國,以實現中國獨立。他從對內與對外結合的角度來理解漢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可以看出他對中華民族與漢族有比較明確的區分,即中華民族不等同于漢族。惲代英進一步明確指出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我們不是僅為漢族的利益而革命,是為全體中華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亦不僅是漢族所應做的,是全體中華民族所應做的。全體中華民族,都是一樣的需要脫離外族或不良的治者階級的敲吸剝奪……我們最后最大的目的,是要求中華民族的獨立。”41惲代英在反對外國和外族唆使中國各民族分裂的語境中明確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整體,革命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漢族,更是為了全體中華民族,而且主張通過國內不同民族聯合的方式實現中華民族獨立,蘊含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

      惲代英能夠準確理解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并非偶然,1924年3月20日,惲代英在《民族主義》一文又提出各民族具有共同命運,應當聯合起來的觀點。在文章中惲代英先對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進行區分,認為國家主義強調生活于同一地域的人民,他們有光榮歷史和國民身份的共同意識,縱然可以利用人民對國家的感情防御外敵,但這種感情以主觀的心理為基礎,沒有明顯的經濟利益為后盾,“這樣的人民,并不必包含他們國境以內所有的民族”。在此基礎上,惲代英提出對民族主義的新解,即民族主義是對于列強經濟侵略的一種斗爭,所以中國要緊的是振興實業,掃除約束實業振興的障礙。為達到振興實業的目標,“第一,是要與國內外各弱小民族相提攜。因為我們都是居于同一的運命之下,我們都是受了列強的經濟侵略,因而許多人,越貧而越失其生計,我們應當有一種聯合,以共同謀我們的獨立自由”。42可見,將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中華民族概念內涵理解為漢族是有失偏頗的,惲代英對中華民族的理解與當下我們所稱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含義很接近。

      (二)中華民族是歷史文化共同體

      梁啟超最初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以漢族為基礎的血緣共同體,這種觀念隨后被主張種族革命的孫中山、章太炎和汪精衛等革命派繼承。隨后梁啟超又說中華民族是多民族融合而成,轉而提倡“大民族主義”。楊度則認為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辛亥革命后,革命派逐漸放棄了狹隘的種族主義觀念,轉向更具有包容性的中華民族觀念。1917年李大釗在《新中華民族主義》一文對中華民族的含義進行闡發,他認為中華民族是由多個民族組成的國民,“吾國歷史相沿最久,積亞洲由來之數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華民族,畛域不分、血統全泯也久矣……凡籍隸于中華民國之人,皆為新中華民族矣”。431924年,李大釗明確提出中華民族是具有相同歷史和文化的人群,他在《人種問題》的文章中區分了人種、民族與國民三個詞的含義:“何謂國民?國民的意義是從政治、法律的概念中發生出來的,故不問人種與民族之同異,只須在一種政治之下所形成共同生活的人們便叫做國民。何謂民族?民族的區別由其歷史與文化之殊異,故不問政治、法律之統一與否,而只在相同的歷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國民,都可歸之為一民族……至于何謂人種?則更不問政治、法律之統一,歷史、文化之同異,只就人類學的范圍,從生理上考察其特征而發生的概念,便是人種。”在對三個相近的概念進行辨析后,他進而指出中華民族是具有相同歷史和文化的人群,“例如臺灣的人民雖現隸屬于日本政府,然其歷史、文化都與我國相同,故不失為中華民族”;提出民族成立的條件不僅要有統一的語言,還要在主觀上有相互承認的意識和精神上的相互認同。44以歷史的眼光來看,將當時已被日本統治的臺灣人民視為中華民族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1924年,李大釗在《史學要論》一文更明確區分了民族、人種、人類、國民的概念,他認為人類學是對人類其物的理學,關注人類的本質、現狀及其由來;人種學考察諸人種的特質與分布及其相互關系;國民是依政治統一所結合的人民集團。45

      從國內民族關系以及民族與國家關系的角度而言,李大釗所使用的中華民族概念包容性更強,能較好地協調好少數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他主張的“多民族冶融而成此中華民族”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雛形,為中國共產黨準確理解中華民族奠定了重要基礎。民族同化這類隱含大漢族主義的狹隘中華民族觀念成為中國共產黨批判的對象。1925年中共四大決議案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民族運動進行批判,認為這種所謂的民族運動以對外維護民族利益為名,實際上壓迫本國的無產階級和國內較為弱小的民族,并舉例說“土耳其以大土耳其主義壓迫其境內各小民族,中國以大中華民族口號同化蒙藏等藩屬”。46可見,在建黨初期中國共產黨就旗幟鮮明地反對民族同化,這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意義的詮釋具有進步意義。

      六、結 論

      本文運用關鍵詞研究方法梳理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中華民族”話語的語義,發現中華民族話語具有國家、國民和民族三重語義,反映出中華民族概念內涵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首先,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主要在國家語義上使用“中華民族”話語,集中于反對帝國主義這個外部力量的語境中,以“中華民族獨立”“中華民族解放”為核心話語,側重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面向,表達實現國家獨立的目標,這與近代中國推翻帝國主義壓迫以實現國家獨立的民族主義目標相契合,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核心目標。其次,中華民族話語的“國民”語義也是在反對帝國主義的語境下使用,但與“國家”內涵強調主權和領土不同的是,“國民”語義凸顯的是反對帝國主義對國民的人格侮辱和民族歧視,常用的話語表達是“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人格”,側重作為國民的人群共同體,國民語義話語構建的核心目的是喚醒國民的愛國意識。再次,民族語義上使用“中華民族”的次數不多,使用者主要是惲代英和李大釗,主要運用于闡述國內民族關系,側重闡述中華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關系,常用的話語表達是“臺灣人屬于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不等同于漢族”。

      中國共產黨在各個階段及各種具體語境、語義下對于中華民族的使用、表述與闡釋,構成了一套具有特定內涵和結構的中華民族話語體系。中華民族話語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用來表達其對中華民族這一實體客觀認知而使用的語言符號,體現出話語具有客觀呈現話語主體觀念的功能;另一方面中華民族話語具有特定意識形態屬性,是中國共產黨用來喚醒和動員民眾參與革命的重要工具,體現出話語對社會關系的主觀建構功能。值得注意的是,本文運用關鍵詞研究方法對中國共產黨早期中華民族話語在國家、國民與民族三個面向上的內容構建進行了比較翔實的分析,但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沒有充分分析其與當時其他主體中華民族概念及話語的關系,即與其他主體在該詞語的使用方面,是有所取舍、繼續深化,還是特別拓展?這些問題需要在充分吸收思想史、觀念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加以考察,在后續研究中再著重分析。

      注釋

      1.參見馬俊毅:《國家建構與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基于統一多民族國家建構中國話語的理論分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9年第5期;青覺、趙超:《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話語的構建歷程及其邏輯》,《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20年第1期;張慧卿、李亞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辯證統一關系探討》,《重慶理工大學學報》2019年第10期。

      2.參見高翠蓮:《清末民國時期中華民族自覺進程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頁。關于中華民族與少數民族并列的相關文獻,例如,“中國紅軍戰斗的目的,不僅是把全中華民族從帝國主義與軍閥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同樣的要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爭,首先就是要幫助解決內蒙古民族的問題”。參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匯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頁。

      3.參見[法]米歇爾·福柯著,謝強、馬月譯:《知識考古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94頁。

      4.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5.《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頁。

      6.謝覺哉:《歡迎國際工人代表團》,《謝覺哉文集》,第123頁。

      7.惲代英:《論三民主義》,《惲代英全集》第5卷,第98頁。

      8.張曙光:《社會轉型期下中國人公私表征以及公私實踐的本土社會心理學研究:基于群己關系的視角》,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14頁。

      9.《本報宣言——發刊詞》,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9—570頁。

      10.蔡和森:《中德俄三國聯盟與國際帝國主義及陳炯明之反動》,《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頁。

      11.向警予:《中國最近婦女運動》,《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4頁。

      12.鄧中夏:《外艦壓迫粵海關事件》,《鄧中夏全集 》(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頁。

      13.鄧恩銘:《反對帝國主義運動之進展》,《鄧恩銘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頁。

      14.蔡和森:《蔡和森文集》 (上),第104頁。

      15.高君宇:《好一個以“至誠之意而謀中國之利益”的新銀行團》,《高君宇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頁。

      16.陳獨秀:《漢口之黨獄》,《陳獨秀文章選編 》(中),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81頁。

      17.惲代英:《各地慘案運動給予我們之教訓》,《惲代英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頁。

      18.陳獨秀:《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頁。

      19.蔡和森:《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233頁。

      20.高君宇:《日俄會議及中俄會議》,《高君宇文集》,第107頁。

      21.蔡和森:《中國革命運動與國際之關系》,《蔡和森文集 》(上),第190頁。

      22.蔡和森:《日本大災在國際上的意義》,《蔡和森文集 》(上),第249頁。

      23.蘇兆征:《在太平洋勞動會議上的開幕詞》,《蘇兆征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1頁。

      24.陳獨秀:《致羅素、張東蓀的信》,《陳獨秀文章選編》(中),第56頁。

      25.蘇兆征:《反帝國主義唯一的策略》,《蘇兆征文集》,第7-8頁。

      26.《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告工人兵士學生》,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第437頁。

      27.鄧中夏:《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等九團體為澳門葡兵慘殺華人事件致各團體呼吁書》,《鄧中夏全集 》(上),第180頁。

      28.鄧中夏:《我們為什么追悼列寧?》,《鄧中夏全集 》(上),第415-416頁。

      29.蕭楚女:《從九七紀念中看出的五卅運動的價值》,《蕭楚女文存》,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頁。

      30.蘇兆征:《歡宴海外華僑實業團》,《蘇兆征文集》,第41—42頁。

      31.鄧中夏:《省港罷工中之中英談判》,《鄧中夏全集》 (中),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7頁。

      32.蕭楚女:《蕭楚女文存》,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769頁。

      33.蔡和森:《由華盛頓會議到何東的和平會議》,《蔡和森文集 》(上),第200—208頁。

      34.惲代英:《少年中國學會蘇州大會宣言》,《惲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5頁。

      35.惲代英:《少年中國學會蘇州大會宣言》,《惲代英全集》第5卷,第98頁。

      36.惲代英:《讀〈國家主義的教育〉》,《惲代英全集》第5卷,第264頁。

      37.李達:《為收回旅大運動敬告國人》,《李達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頁。

      38.鄧中夏:《鐵路統一問題》,《鄧中夏全集 》(上),第25頁。

      39.鄧中夏:《貢獻于新詩人之前》,《鄧中夏全集 》(上),第327頁。

      40.惲代英:《論三民主義》,《惲代英全集》第5卷,第166頁。

      41.惲代英:《論三民主義》,《惲代英全集》第5卷,第166-167頁。

      42.惲代英:《民族主義》,《惲代英全集》第6卷,第177頁。

      43.李大釗:《新中華民族主義》,《李大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頁。

      44.李大釗:《人種問題》,《李大釗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頁。

      45.參見李大釗:《史學要論》,《李大釗全集》第4卷,第418—421頁。

      46.《對于民族革命運動之議決案》,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30頁。

    作者簡介

    姓名:趙超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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