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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再生產的價值與路徑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視角
2021年06月20日 06:18 來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楊須愛 字號
2021年06月20日 06:18
來源:《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 作者:楊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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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的再生產,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以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為指導,進一步全面、科學揭示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并在全社會普及這方面的知識。這有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發展、民族知識的增量與更新,也有助于正本清源,使各民族人民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也是目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項基本建設。正確、全面觀察和科學書寫中國各民族交融匯聚歷史,須以民族發展的一般規律為著眼點,以各民族交融匯聚與中華民族發展的互動為主線,把握好民族要素-共時性、民族過程-歷時性、民族結構-關系性、民族意識-價值性等四個維度。這項工作包括知識體系的建構和知識傳播普及兩個環節,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學政兩界共同作出努力。

  作者簡介:楊須愛,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基金: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課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項目編號:18JZD04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中央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資助成果

  民族是一種演進過程,具有歷史屬性。這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的一個基本觀點,也已被中外現代民族理論普遍肯定。1中華民族鮮明體現了這一屬性。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深刻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各民族之所以團結融合,多元之所以聚為一體,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的內生動力。”2這個重要論述闡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既是自然凝聚過程,也是政治形塑過程。在2020年8月召開的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9月召開的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又相繼指出:“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區,新疆各民族是中華民族血脈相連的家庭成員。要加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研究,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納入新疆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會教育,教育引導各族干部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根植心靈深處”。4可見,如何正確理解、科學闡釋“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這個重要論斷與客觀事實的深刻內涵,是全面領會和在全社會宣傳普及習近平關于中華民族系列論述的重要內容,也是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項基本建設。為此,本文認為再生產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當為一項亟待推進的基礎性工作。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不斷自我更新的有機體,這種更新通過物質、精神或知識、人自身的不斷再生產來完成。這一過程因而也是“社會關系再生產的過程”。5這里的“再生產”指生產過程的不斷重復和經常更新。人類社會正是通過周而復始的再生產得以存續和發展,在此過程中,包括精神或知識在內的新的生產活動及成果會不斷更新與取代舊的生產活動及成果。科學的基本功能是生產知識,人是科學活動的主體,而人的認識是不斷發展的。更重要的是,人文社會科學所生產的知識一般都有時代性、民族性和階級性,這決定了人文社會科學及某一領域或專門的知識要符合特定社會發展的需要,就必須結合歷史發展不斷更新,即進行知識再生產。6作為民族知識范疇的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自然也不例外。

  中國人自覺觀察和闡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與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實踐始于西方現代民族觀念傳入中國之后。一百多年來,不同時代的資產階級、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均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此外,王朝中國時期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也不自覺地留下了大量記述。但這些已有的知識,因隱含的民族觀及階級立場、價值取向存在明顯差異,因而未必都是對我們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積極意義的知識,必須加以鑒別和區別對待,其中一些還必須加以批判和改造。因此,本文所說的“再生產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指以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為指引,站在中華民族共同體高度,超越中國歷代封建統治階級的“華夷”觀和清末以來維新派、革命黨、國民黨等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的中華民族觀,揚棄他們圍繞中國民族史、中華民族史所生產的帶有階級、時代局限性的知識,補充與更新一百多年來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生產的中國民族史、中華民族史知識,對我國各民族在交融匯聚中形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并不斷鞏固發展的歷史過程作出全方位的系統闡釋,形成一個新的專門知識體系,7并在全社會宣傳普及這些專門知識的活動。8

  一、中華民族研究中存在的問題與“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再生產”命題的提出

  “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學術脈絡,在當代民族學科,其集中體現、且具有完整話語體系的理論,當屬1988年費孝通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既是對有內在精神紐帶和政治規制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基本特點的高度概括,也是對百余年來國內學人對中國民族結構爭鳴的理論突破。這一理論發表后,在國內外產生重要而廣泛的影響。馬克思講,“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9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就抓住了中華民族發展規律的根本,其完全遵循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成果。正因為此,其影響力早已超出學術領域,對當代中國思想發展產生推動作用。2005年,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首先被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吸收,指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與共,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共同推動了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10標志其已升華融匯到黨和國家的理論之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在關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論述中,多次論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其中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指出,“一部厚重的中國史,就是一部中國各民族誕生、發展、交融并共同締造統一國家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強的歷史”,“正是我國歷史演進的這個特點,造就了我國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錯雜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互相依存、情感上的互相親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的多元一體格局”;11直到2019年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作了更為集中的闡發。不難看出,習近平的論述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內涵更加豐富、科學。

  但是,費孝通在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時也指出:我國56個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看,由于歷史的原因,現在看到的歷史大都是以漢族和帝王為主線的,“我們過去對于歷史上民族之間互相滲透和融合研究得不夠,特別是對漢人融合于其他民族的事實注意不夠”;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從生物基礎,或所謂的‘血統’上講,可以說中華民族這個一體中經常在發生混合,交雜,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上可說是‘純種’”,但這個問題似乎研究也不夠。12這兩個“研究不夠”實際上也是自20世紀初“中華民族”概念提出以來,或者說中華民族成為關涉中國前途命運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以來的約百年間,國內學人在研究中華民族形成與演進史當中長期存在的主要問題。

  揭示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要全面、科學闡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歷史上的各民族、今天的各民族在不斷地交往交流交融及互相融合中共同推動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的過程。這里有必要說明: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民族融合包含兩種意思:一種是終結性的民族融合。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義及構想,終結性的民族融合指民族之間的差別、界限完全消失,人類社會的民族現象終結。這要在久遠的共產主義社會才會實現;13另一種是過程性的民族融合,既指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互相同化,使他民族成員變為本民族成員的現象,也指不同民族在文化、血緣上相互吸收,共性不斷增多的現象。與之對應,這種現象可以表現為一種持續的過程,也可以是使族屬發生變化的結果。族屬發生變化的“融合”也被稱為“同化”。14按照列寧的說法,所謂“同化”指喪失民族特性,變成另一個民族的問題。15民族同化包括自然同化和強制同化兩種。其中自然同化不是外力強迫的結果,而是因受其他民族的影響,一些民族主動在文化上接受“他者”,在認同上轉向“他者”的結果。自然同化是歷史進步現象,符合人類趨利避害的一般規律。費孝通和本文論及的民族融合,均指第二種意思。然而30余年過去了,費孝通提到的上述兩個研究問題,至今仍未得到較好的解決。

  追溯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學術史可見,20世紀以來,當中華民族的旗幟被高揚時,中華民族歷史的詮釋與書寫始終得到學政兩界的高度重視。典型的時期及事例有兩個:一個是清末民初,在梁啟超等人倡導下興盛起來的“新史學”、“國史”重建潮流中的“中國民族史”研究與書寫熱潮。當時產生的代表性成果如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的觀察》(1905年)、《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年),劉師培《中國民族志》(1904年),常乃悳《中華民族小史》(1928年)和王桐齡、呂思勉、林惠祥三人在20世紀30年代先后發表的三本同名著作《中國民族史》等;另一個是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后,在顧頡剛、傅斯年等人倡導下興起的以“中華民族是一個”為核心思想的中華民族史研究與書寫熱潮。當時產生的代表性成果如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1939年),《如何可使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在伊斯蘭學會的演講詞》(1947年),孫繩武《中華民族與回教》(1939年),陶希圣《中華民族戰史》(1939年),張旭光《中華民族發展史綱》(1942年),俞劍華《中華民族史》(1944年)等。總體來看,這兩個時期的中華民族史研究已經較為全面地展開,主要議題包括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及發展,中國各民族的歷史,中華民族的特點和精神,中華民族的文化、宗教與中華民族,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中華民族統一運動史,中華民族與中國,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等,可以說已涵蓋建構中華民族理論的大部分內容。當然,學界對這些議題的研究許多都處于起步階段,加之學人們認知與研究中華民族的知識來源,尤其是所持的民族觀、政治立場差異迥然,因而在一些關鍵議題上始終存在激烈爭論。比如關于作為中華民族人口主體的漢族的起源問題,就長期存在著“西來說”“外來說”與“本土說”的論爭,其中“本土說”又存在著“多點起源”與“單一起源”的論爭;關于中華民族的結構與特點問題,也長期存在著一元性、同質化與多元性、差異性與一體性相統一的論爭等。

  這兩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建構中華民族理論的知識來源可以歸納為四種:(1)西方經典民族主義;(2)中國本土“華夷”觀念和王朝中國治理民族事務的知識經驗;(3)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4)西方民族學或文化人類學知識。由于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在學界占據主導地位,與之對應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觀念尚未被大多數知識分子理解和接受,也由于受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持民族觀與階級立場的局限性,客觀反映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多民族構成的人們共同體或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發展歷程的學術觀點盡管已經萌芽,成為一些研究者的旨趣,16但終究未能獲得更多學者的支持及闡揚,成為在當時中國主導性的中華民族觀,以及成為引導廣大國人,尤其是少數民族同胞認知中華民族的基礎性知識。受其影響,“中華民族”這一現代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符號,在這兩個時期并未獲得少數民族同胞的廣泛認可,引起足夠的情感共鳴與認同。

  在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中華民族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楊松1938年發表的《論民族》一文,對中華民族內涵及形成過程進行探討;毛澤東1939年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對中華民族進行了重要界定,至今仍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吳文藻、費孝通、17翦伯贊、呂振羽等人先后對國民黨“中華民族是一個”論點進行了討論與批評,對各民族對中國歷史發展貢獻進行肯定性闡釋等。18但受戰爭環境、革命任務、研究力量和學術積累等多方面因素制約,中國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學者在新中國成立前對中華民族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等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的深入研究還很不夠,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重新書寫上也是如此。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和政府主導下,給每個少數民族都重新整理、書寫了歷史,把民族平等、團結、進步的政治理念貫穿于黨和國家的理論建設、民族工作實踐之中,贏得了廣大少數民族同胞的衷心擁護。關于各民族的歷史,尤其是少數歷史的研究在學術界長期是重點議題、熱門話題。但對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與發展史的研究、書寫與理論建設卻長期滯后。可以說,對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的深入研究與書寫,目前仍是中華民族、中國民族理論研究與建設的一項未竟之業。

  實際上,費孝通當年提出中華民族研究中存在“兩個不夠”的問題,主要目的在于提醒學界同行,我國各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和血統上的交融匯聚貫穿于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之中,是常態性的現象,有大量客觀事實為證,是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形成與演進的真實寫照,這些歷史是引導各民族互相認同及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的重要素材,應當得到更多重視及挖掘,而非繼續被遮蔽。大漢族主義思想的長期蔓延、近些年來在一些民族成員中出現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分化現象等制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鑄牢的一些問題,本質上均與一些人對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了解不夠、不深,甚至完全不了解直接相關。

  基于以上事實與認知,本文提出“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再生產”之命題,旨在倡導學界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已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中國夢道路上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成為新時代民族工作主線的時代背景下,以解決中華民族研究與理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為基本出發點,對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及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演進史作出新的闡釋和書寫,助推新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建設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務性工作。結合前文所述,當前亟待解決的主要問題有如下幾點。

  第一,百余年來國內學人在中國歷史研究與書寫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的對漢族融合少數民族的歷史關注較多,而對少數民族融合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互相融合的歷史關注偏少,以及對我國各民族在歷史上長期普遍地互相融合的客觀事實揭示不夠充分的問題。習近平所強調的“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這是一個對研究與書寫中華民族史極具指導性的論斷。中國學者撰寫的以“中國通史”為題名的作品,應該體現民族視角,包含全面、科學反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及中華民族發展史的記述。粗略統計,20世紀以來出版的中國學者撰寫的“中國通史”作品有數十部之多,19其中絕大部分都有以專門章節來記述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民族融合狀況的內容,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不足。其中馬克思主義學者撰寫的作品因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立場,因而能夠自覺揭示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客觀歷史,而非僅僅關注漢族融合少數民族的歷史,但也存在上述不足。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著《簡明中國通史》一書,1941年5月在(香港)生活書店出版后在內地多次再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還長期被許多高校當作歷史學專業教材,在廣大高校教師和青年學生中傳播,影響很大,但著者1980年在重印1959年修訂版時的序言中毫不諱言地承認,“中國史應該是全國各兄弟民族共同的歷史,我雖然在原則上認識到這一點,也作過努力,但是,由于條件的限制,主要是材料的缺乏,我這部書還只能說是漢族人民的歷史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史”。20呂振羽是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拓荒者之一,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建立和發展以及民族史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他在改革開放之后、他的名著《簡明中國通史》出版近40年之后以及自己年界耄耋之際鄭重坦承自己著作的不足,所反映的問題不可謂不典型。

  第二,在20世紀以來逐步興起的“中國民族史”研究與書寫中,程度不同地存在對單個民族的歷史、各民族的差異性關注較多,而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對各民族的共同性關注較少或強調不夠的問題。前文述及,在20世紀初興起的“新史學”、“國史”重建潮流中,“中國民族史”研究與書寫的熱潮持續至20世紀40年代,產生一系列作品。這些著作都站在國家和中華民族發展的高度研究中國民族史,“目的在于喚醒民眾、團結一致構建民族國家”,產生的積極影響不言而喻,也使“中國民族史研究在學術范式、深度、廣度上向前推進了一大步”。21但客觀地看,這些作品大多都是從研究各個民族的歷史入手來敘述“中國民族史”的,或多或少都存在著“未能將各個少數民族的歷史放到中國發展的整體中考慮,將二者融為一體;對具體的古代民族都是做靜態的、孤立的描述”等不足。22例如,在前文提及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中,王桐齡著《中國民族史》一書實際講的是漢族的形成與發展史;呂思勉著《中國民族史》一書實際講的是中國歷史上12個民族的發展簡史等。

  新中國成立以來,學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新撰寫、出版了數十部以“中國民族史”為題名或主題的作品,23以及大量族別史作品,尤其是“20世紀50-60年代,族別史研究曾是中國民族史學的主要工作,并且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的55個少數民族的簡史,就是這些成果集中而具體的體現”。24總體而言,這些作品“以科學的態度、確鑿的史實、嚴謹的論證充分肯定了少數民族在我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所居之地位,以事實說明中華古今各個民族,不論大小,都對維護祖國統一、開發祖國邊疆,締造祖國歷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25這些作品對引導各民族正確認識中國歷史,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其中一些同樣存在上述不足。26對此,一些長期致力于中國民族史研究的學者有同樣的感受:“在以往的中國民族史研究中,較多關注的是中國歷史上各民族的族別史、民族關系史,對各民族在發展進程中的交融性與整體性關注不夠。”27

  第三,我國歷朝歷代的各類史籍中,尤其是不同民族語言文字的史籍中,有大量關于本民族與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事實的記載,但這些史實一方面是分散存在的,另一方面大多目前仍處于“沉睡”狀態,后人對其挖掘、整理還很不夠。這些史實是中國歷史的有機構成,也是激活、塑造各民族共同記憶的重要素材,亟待今天的人們系統挖掘、整理及“喚醒”,以“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為主題書寫出來。同時,我國歷史上的主要史書二十五史,大多都有關于各民族交往交融史的記述,但這些史書幾乎都是官修“正史”,也可以說是站在統治階級與不同民族的立場記述的歷史,因而記載的主要是王侯將相史、統治民族的歷史,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實的記載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階級局限性和民族本位立場。其中一些一方面體現出“強烈的大民族主義”,“內華夏,外夷狄;貴華夏,賤四夷”的觀念濃郁,把“漢族和漢文化作為評價是非的標準,記載上不僅厚此薄彼,還對少數民族有很多民族歧視和民族偏見”,另一方面對少數民族歷史的記述存在著“重北輕南的傾向”。28這些帶有階級局限性的歷史知識,盡管已得到中國現當代史學界、民族研究界的持續改造與重新闡釋,但作為一種歷史性的知識形態,其并未消失,仍在傳播,對我國今天各民族站在中華民族立場看待本民族的歷史仍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因而還需進一步作出新的科學闡釋及傳播。

  二、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再生產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人們對歷史的看法往往取決于書寫歷史的人遵從什么樣的觀念、價值和目的來闡釋歷史。重新書寫歷史,無非是要用與前人不同價值評判標準、視角對既已存在的史實作出新的闡釋。重新書寫歷史的目的不是為了歷史本身,而在于當下和未來,是為了用新的歷史知識引導、教育今天的人們創造新的“歷史”,也即創造歷史書寫者期望的現實社會。再生產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正是為了全面揭示我國各民族之間的交融匯聚史,充分地讓真實、客觀的歷史說話,助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建設與實踐發展。具體而言,其理論與實踐價值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可以為中華民族史書寫提供必要的理論與學術支撐

  一部厚重的中國史,就是一部中華各民族在誕育、分化、聚合及不斷交融中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及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從自在走向自覺、凝聚力向心力不斷增強的歷史。但如前文所述,我國歷史上的主要史書二十五史,記載的主要是王侯將相史、統治民族的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中國人才開始撰寫的“中國民族史”,百余年來產生不少成果,但絕大多數都是在相對孤立地敘述各民族的歷史,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歷史。從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高度看,這兩類史書都不能算得上完整的中華民族史。

  正因為此,深化研究與重新書寫中華民族史才逐漸成為學界、理論界的共識,進而成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基礎工程。例如,在2020年初中央“四部委”(即中央統戰部、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國家民委)批準成立的10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點研究基地、5個重點研究培育基地中,29中華民族史研究與書寫被一些基地明確列為主要攻關方向;2019年1月成立的中國歷史研究院,將中華民族史的研究與書寫納入“推進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的總體目標之中,確定為未來一段時期的重點工作;作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最高殿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2020年設立的院級重大攻關課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重大問題研究”,也包含了深化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史的任務等。實際上,國家層面和各地有關機構圍繞中華民族史的深入研究與書寫而組織實施的各類研究課題近幾年更是呈井噴之勢。這種舉國范圍興起的學術與理論自覺氛圍,源自學界、理論界對我國新時代民族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挑戰的深刻體察與擔當。但研究者們當前對如何認識、闡釋我國歷史上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仍然存在一些原則性的分歧。而這事關究竟應以什么樣的“歷史觀”為主導來重新闡釋與書寫中華民族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史。有研究將這種分歧背后的“歷史觀”歸納為三種:(1)致力于呈現“真實的過去”,對“什么樣的‘歷史’造成包含56個民族之中國與中國人”作出闡釋;(2)致力于當前的民族團結與繁榮而重新書寫與強調某種歷史,即對“什么樣的‘歷史’讓當前中國各民族認識自己的民族與國家認同,并以此民族與國家為榮”作出闡釋;(3)致力于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和諧發展的“未來有關的歷史”,即對應該以“什么樣的‘歷史’來塑造有改革行動能力的個人”,才能讓中華民族的明日變得更好作出闡釋。并指出前兩種歷史觀相對常見,第三種還很少見。30這個總結可謂公允,在一定程度上闡明了學界以往從中華民族共同體高度闡釋我國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的關系不夠、不透的問題。而完整意義上的中華民族史,應該是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這樣的歷史既要記載漢族融合少數民族的歷史,也要記載少數民族融合漢族、少數民族之間相互融合的歷史,更要記載各民族在互相融合中不斷走向一體、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歷史。缺少哪一部分,都寫不出科學、完整以及能夠被我國各民族,乃至全體中華兒女認可、接受的中華民族史。

  (二)有助于充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及推進黨的民族理論建設

  理論要保持生命力,就須結合時代需要不斷發展。這種發展既包括對理論原型的豐富和完善,也包括具體觀點的更新。就此而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盡管已升華融匯到了黨和國家的理論之中,但本身還有充實和豐富的空間,需要結合時代要求作出新的闡釋、發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理論內核是反映事物發展規律的“多元一體”。費孝通在提出這一理論的12年后,在論及全球社會不同文化的相處之道時所講的“和而不同”理念,31就是對“多元一體”的另一種解釋,也可以說是對“多元一體”所揭示的事物發展規律這一普適性價值的運用。

  實際上,在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次年,就有學者提出了補充性意見,認為歷史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展有三個階段,分界點分別是鴉片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第一、二、三階段分別是這一格局的形成時期、危機時期和重建時期,其中重建時期的關鍵在于改變王朝中國的統治者有意拉開中原地區與邊疆地區發展差距及造成的事實,縮小各民族之間的發展差距,增加各民族的共同性,從而鞏固各民族的向心力。32這一看法的新意在于將中華民族的自覺階段又分成兩個階段。近幾年有學者提出應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上升、打造為“多元一體主義”,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自提出以來,已得到各方的認可和充分應用,“多元一體”作為這一理論的延伸也已成為一個認知度很高的學術概念,鑒于其在“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種文化的結構”上的普世意義,以及建設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學派、中國話語的時代要求,主張在民族領域將其打造為一種既能體現“中國特色又有普世意義的”理念——多元一體主義。33還有研究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面向的基本問題域俱為“一”與“多”的關系,且都與“和而不同”的旨歸一致,二者邏輯關系的高度一致性,證成了傳統“和合”思想與現代中華民族建構的內在理路,借此我們似乎可以超越西方民族國家理論。34這是學界目前基于完善、充實及發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幾個代表性論點。可以看出,不論是基于充實和完善這一理論的主張,還是基于升華、延伸其理論價值的主張,都沒有離開對各民族交融匯聚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之關系的強調,而這都需要對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進行深化研究,揭示其中的內在機理和基本規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具有重要職能,包括指導黨和國家的民族工作實踐,為祖國統一提供理論依據,闡揚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對全國整體的民族研究事業作理論指導,為社會提供科學的民族觀等。中華民族是中國作為一個整體的民族身份,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一個復合型民族實體,科學闡釋何為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其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內在機制與基本邏輯是什么,未來走向如何,無疑是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的重要內容。而要完成這項建設,必然離不開對“各民族交融匯聚為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深刻內涵的揭示及豐富史實的挖掘、整理與闡釋。

  (三)有助于強化社會思想及輿論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之時代命題的呼應

  研究表明,現代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關鍵時期一定有歷史學的勃興,主要表現為對國家民族歷史的重新闡釋與書寫,會受到多民族國家當局的著意推動,從而形成理論與學術熱點,產生成體系的專門知識。35盡管中外學者所持守的“國家民族”歷史闡釋與書寫路徑、策略因所處時代、國家政治制度的差異而不盡一致,但基本目的卻具有一致性,都是試圖通過重述國家民族的歷史、共同記憶來引導社會思想與輿論,從而凝聚國家內部不同民族或族類群體的共識,動員各方共同致力于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性、整體性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36是凝聚了幾代中國人的夙愿。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義無反顧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始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推動者、引領者、實踐者”。37經過近一百年艱苦卓絕的奮斗,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迎來光明前景,歷史已進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基礎條件,既是民族領域的事業,也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各戰線、黨派、階層及各社會團體的共同事業。而黨和國家對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研究與書寫的進一步重視及規劃,必然會掀起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史研究與書寫的新高潮,強化全社會廣泛傳播、闡揚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濃厚思想環境和輿論氛圍。

  (四)有助于澄清各民族互相融合的事實及消除一些人的民族偏見

  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進程中,民族融合是普遍現象。具體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漢族融合少數民族,俗稱“漢化”。秦漢以來,尤其是魏晉南北朝之后各個歷史時期的民族融合大多以漢化為主要內容。其中一個普遍過程就是一些少數民族憑借軍事優勢入主中原,卻在統治中原的過程中主動接受漢文化,逐步被漢族社會自然同化。例如,匈奴、鮮卑、氐、羯、黨項、契丹等古代民族消失后的主體或大部分都是融合于漢族社會。二是少數民族融合漢族,俗稱“胡化”。入居“胡地”的漢族有主動流遷的,如因天災人禍逃亡而去,因經商、禮聘等而流落不歸等;也有被動流遷的,如被對方擄掠去做奴隸,被中原政權派遣戍邊屯墾而在當地扎根,最終融入當地民族之中。例如,匈奴在秦漢之際,奴隸人口常常達到數十萬,但大多數是從中原擄掠的漢人,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最終都融合于匈奴社會;38先秦時期,楚將莊蹻率數千農民遷居云南,自稱“滇王”,最終被當地民族自然同化;多為“漢魏遺黎”的一眾漢人在吐魯番建立了高昌國,先后隸屬于柔然、高車、突厥,最后被回鶻征服,同化于維吾爾族的先民之中。39這些事例都是漢文史籍中“胡化”的典型,但沒有被漢文史籍記載的同類事例更多。三是少數民族之間互相融合。這在歷史上同樣很普遍,只是漢文史籍的記載較少而已。“漢化”與“胡化”主要是中原人口與“化外”之地人口的互動現象及結果,少數民族之間的互相融合則主要是邊疆各區域內部及之間的人口互動及結果。例如,上文述及的匈奴在雄踞北方時,所屬的奴隸人口除漢族之外,還有月氏、羌、丁零、渾庾、烏孫、樓蘭等族的人口,他們最終也都融匯于匈奴族之中;再如,原本族體規模龐大,活動地域橫跨我國北方、西北地區大半區域的古羌族,在歷史上持續性的遷移流動中,大部分人口被同區域的其他少數民族吸納,尤其是壯大了藏族和彝族。這里的“壯大”,即古羌族人口被藏族、彝族自然同化。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羌族人口相比歷史上大為減少,聚居地則收縮至川西北一個不大的區域。這種不同少數民族之間的自然同化現象在西南、西北地區尤為普遍。即便到了今天,依然大量存在。有研究揭示的當今青海省內“蒙古族的藏文化涵化”現象、“土族的藏文化涵化”現象、“藏族的伊斯蘭化”現象等,40十分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類似的史實、事例在歷史上可以說俯拾皆是。只是對這種現象要作出一個客觀、全面的觀察,須持守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以及“長時段”的歷史視野才行。41

  雖然我國歷史上不同朝代、區域的各民族在互相融合時涉及的民族成分、時限、具體形式存在差異,但導致不同民族發生融合的基本動因則無本質性區別。在一般意義上,交往交流是民族生存所需、發展所需,也是民族融合的起點。我國歷史上導致民族融合發生的民族交往交流途徑主要有三種,包括各民族基于不同經濟類型的互補性交流,基于生存競爭和趨利避害的人口流遷,統治集團發動擴張性戰爭等。正是在各種途徑的交流交往中,各民族之間的聯系日益深化和廣泛,最終構成了相互離不開的一體性關系。各民族之間的互相融合直接推動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其表現在政治上、經濟上,也表現在文化上和體質上。當然,歷史上一些民族的統治集團發動的擴張性戰爭的非正義成分必須給予批判。

  關于各民族互相融合的史實,我國各類史籍中有大量記載,尤其是地方史志、非漢文史籍,只是比較分散。但今天的人們了解到的往往都是漢族融合少數民族的歷史,而對少數民族融合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互相融合的大量史實,以及對各民族互相融合對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這也是一些漢族成員對少數民族抱有盲目優越感和偏見的根源之一。

  (五)有助于消除一些民族成員對各民族交融匯聚的疑慮

  做好民族工作,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搞好民族團結,最管用的是爭取人心。42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為了爭取人心。但要真正能爭取到各民族成員的人心,不尊重歷史、各民族意愿,不將心比心和遵行歷史大義均行不通。從學理上看,中央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對我國今天的56個民族、全體中國人而言的,但也有針對性,首當其沖的是那些在本民族與中華民族、本民族歷史與中國歷史的認同上出現分化問題的人群,或者說主要是受到“藏獨”“東突”“臺獨”“港獨”等分裂主義思想,以及周邊國家泛民族主義影響的人群。他們既有少數民族,也有漢族;既有普通群眾、宗教人士、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也有極少數的社會知名人士。認清這一點,對有針對性地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十分重要。與上述相關,今天一些民族成員對各民族交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仍抱有疑慮。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裂主義思想的滲透、周邊國家泛民族主義的外溢,以及錯誤的國家觀、歷史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的消極影響等都是誘因。長期存在的大漢族主義言論更是直接誘因。

  “人心所歸,惟道與義”。43全面挖掘、整理和向全社會呈現我國各民族在歷史上交往交流交融匯聚的歷史,包括不同區域內的民族交融匯聚史,讓真實、客觀存在的大量史實說話,就站到了徹底的馬克思主義、中華民族發展大勢及大義的立場。把各民族在交融匯聚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歷史研究清楚,向人們講清楚、講透徹,使人們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及必然性、進步性,自然就會消除一些民族成員不必要的疑慮,就會更加愿意、主動地開放自己,與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而更為主動地共建中華民族共同體。

  (六)有助于深化人們對我國民族關系的認識

  科學闡釋和引導國民正確理解多民族國家內部各民族或種族、族群關系的歷史及發展走向,是現代多民族國家建構的必要舉措。但在闡釋民族關系史的指導理念選擇上,各國的差異很大,即便是同一國家,在不同時代也會有不同的指導理論、價值觀念。44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民族觀為指導,持守一種基于實現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國家統一、民族平等與團結的價值立場來認識、闡釋與處理我國民族關系。這與西方經典民族國家建構理論所主張的同化主義有著本質區別。

  我國各民族的關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理論話語體系中的基本表述是: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中,各民族形成了互相離不開的親密關系,體現為“三個互相離不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互相離不開),也體現為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兩個對我國各民族關系的生動概括,早已成為民族事務領域老生常談的話語。但要讓全體中國人,尤其是非民族工作領域的知識分子、廣大民眾深刻理解這兩個生動概括的意涵,將其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轉化為自覺維護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生力量,并非易事。難以一朝一夕實現,需要久久為功。目前社會上、網絡空間一些圍繞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當代中國民族理論與政策等話題而散播、蔓延的帶有狹隘民族主義色彩的言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這些言論、觀點的持有者對我國民族關系的“三個互相離不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刻意涵理解不深,或者不甚了解而引發的。

  我國各民族之間的“三個互相離不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上,也體現在人口、情感或心理上。在數千年的歷史發展中,我國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未間斷,且在各個層面不斷深化,在此過程中持續匯聚為統一、穩固的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百余年來,各民族在抵御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追求中華民族解放與獨立,推動王朝中國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過程中,結成了休戚相關的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臺后,在探索解決國內民族問題的過程中,始終把民族平等寫在自己的旗幟上,新中國成立后,更是把民族平等作為了立國原則,“各族人民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獲得了平等的政治權利、共同當家做了主人,終結了舊中國民族壓迫、紛爭的痛苦歷史,開辟了發展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諧關系的新紀元”。45今天,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道路上,只有不斷地把漢族地區和民族地區各自的優勢和長處結合起來,取長補短,加強合作,才能“更好地加快國家現代化建設,促進區域協調發展”。46這些都是客觀事實,也是上述兩個生動概括的現實詮釋,不同民族、全體中國人都應知曉。而只有把更多不同朝代、區域以及不同層面的各民族交融匯聚典型史實挖掘整理出來,作出符合新時代需要的闡釋,并在全社會傳播、普及,才能不斷幫助人們深化對我國民族關系的認識。

  三、觀察與闡釋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應把握的四個維度

  前文述及,再生產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的要旨在于科學揭示各民族在交融匯聚中推動多元一體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過程及內在機理。因此,要科學、全面觀察與重新闡釋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即再生產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以各民族的互動交融及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發展史為主線,以民族發展的一般規律為著眼點。概言之,就是應把握好民族要素-共時性、民族過程-歷時性、民族結構-關系性、民族意識-價值性等四個維度。

  (一)民族要素-共時性維度

  一般意義上的民族要素既包括群體成員共享的文化、歷史疆域或祖籍地、共同記憶、宗教信仰等原生性成分,也包括社會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利益、情感等次生性、建構性成分。47中華民族同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一樣,有構成自身的基本要素,又有自身的特點。今天我們講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復合型的族類共同體、文化共同體,更是一個容納了政治、經濟、地域、利益和命運等因素在內的國民共同體,是一個國際法上的“國家民族”。但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過程中,既有各民族自然發展的力量在發揮作用,也有歷史上不同朝代、民族的統治集團有意施行的力量在發揮作用。

  按照恩格斯的“歷史合力論”來解釋,48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從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各種要素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匯集的結果。那么,這些要素是什么、有哪些,它們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其與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關系如何等,都是再生產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無法回避的問題或必須著力揭示的內容。因此,相關知識的再生產,對這些問題一方面應從理論上作出科學、全面、系統及有豐富客觀史實支撐的闡釋,另一方面也應當把其貫穿在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的書寫當中。當然,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議題。本文認為,把各民族維系于統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使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并不斷鞏固和發展的主要是疆域、經濟、政治、文化、利益、情感等六大要素或六大力量。

  (二)民族過程-歷時性維度

  同其他民族一樣,中華民族有一個產生或形成的起點,也有一個發展、壯大的過程。盡管人們對這個起點的時間、標志與發展過程有不同見解,但誰也不能否認這個起點、發展過程的存在。我們說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經歷了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表明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本身也是一種動態性的存在。費孝通關于中華民族有自在、自覺兩個發展階段的解釋已成為經典論述,被學政兩界廣泛運用。這種劃分是科學的,但也框架性、粗線條的。我們今天必須進一步思考及向世人作出科學闡釋的是,中華民族所經歷的自在、自覺兩個階段的時間都不短,尤其是前者有數千年,后者也有一個半世紀以上,在前后兩個階段,中華民族是怎樣實現發展以及在哪些方面得到實質性發展的?

  實際上,無論在自在階段,還是在自覺階段,中華民族的發展都體現出一種遞進性,而且其中都存在著若干具有歷史節點意義、對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凝聚與鞏固發揮了明顯提升作用的步驟或節點。那么,這些具有歷史節點意義的步驟是什么,對多元一體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發揮了什么作用?這些問題需要在補充和完善我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中華民族史研究的知識再生產實踐中著力回答。具體而言,一方面應在理論上給出總體性闡釋,另一方面也應將其體現在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的書寫當中。

  本文認為,對多元一體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具有明顯推進作用的事件就是具有歷史節點意義的步驟。這些步驟,除了以往研究關注較多的秦國統一中原并推行的國家統一性建設,起凝聚核心作用的漢族的形成及向周邊地區的擴散而不斷對各民族聯系溝通網絡的構筑,地區性多元統一的不斷實現,中原地區的數次民族大混雜大融合,中華民族首次成為一個自覺的整體而與帝國主義殖民列強的對抗,20世紀以來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首次明確使用“中華民族”的旗幟進行社會動員與政治實踐,中華革命黨及國民黨人著意進行的中華民族建構等之外,49還包括以往研究關注不多的一些節點、步驟,如中原農業區與北方草原游牧區在西漢武帝朝首次實現政治統一,儒家思想自西漢武帝朝起逐步成為王朝中國時期的主導意識形態,中華帝國疆域在明清之際的奠定及基本穩定,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登上歷史舞臺并帶領民族人民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對建設統一的多民族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人在新時代進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實踐等。

  (三)民族結構-關系性維度

  中華民族既是一個現實的存在,也是一個仍然需要不斷建設的國家民族。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過程,也是作為“多元”的各民族與作為“一體”的中華民族不斷互動的過程。“多元”在匯聚為“一體”、強大“一體”的過程中,自身是應該衰落,還是應該繁榮發展?這是“中華民族”概念自一百多年前提出且成為學術議題以來國內學人爭論不休的問題,當然也是一個關系中華民族現代國家建設成敗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對此,習近平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一筆重要財富,也是我們國家的一個重要優勢” 。50這一強調蘊含的深刻理論與實踐指向是毋庸置疑的,昭示了中國共產黨人這一問題上認識與立場,對消除知識界的思想迷霧、無謂論爭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多民族的大一統、各民族多元一體既然是財富、是優勢,我們就應當、必須維護和發展,不能、也沒有理由破壞和丟棄。事實上,無論在自在階段還是自覺階段,形成后的中華民族始終都是一種多元一體格局或結構。新中國成立70年的發展事實表明,作為“多元”的各民族與作為“一體”的中華民族的關系得到了很好的協調。“一體”得到了鞏固與發展,但“多元”也并未削弱。“多元”的繁榮發展與“一體”的發展、鞏固體現了一種辯證的統一。

  文化是民族的內核,民族的多元性與文化的多樣性緊密相連,可以說是同一事物的兩面。當今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不再被視為一種負擔,而被看作一種和諧社會的建設性資源。因為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創造力、靈感及享受的重要源泉,世界因為多樣化才有色彩、活力。正因為此,中國共產黨人近些年在如何對待不同文化、民族的問題上,反復強調要“尊重差異、包容多樣”,習近平更是提出“要注重塑造我國的國家形象,重點展示中國歷史底蘊深厚、各民族多元一體、文化多樣和諧的文明大國形象”。51

  如何處理多元民族、文化與國家的統一、一體性建設之間的關系,是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面臨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長期存在的難題。世界各國在推進(多)民族國家建設方面,形成了不同模式。如以歐洲大陸的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等為代表的鞏固完善型,以新大陸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為代表的移植更新型,以亞非拉地區的印度、埃及、伊朗等國為代表的恢復重建型,以蘇聯、南斯拉夫等為代表的國家聯盟型,以及以非洲新興國家為代表的新生構建型等,但這些國家并沒有十分成功地解決這一難題,有的可以說完全失敗了。相比較而言,屬于恢復重建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設卻成效斐然。究其根本,就在于我們較好地協調了“多元”與“一體”的關系,在于中國共產黨人在探尋解決國內民族問題之道時,始終秉持著多元一體的價值取向和思想方法。多元一體實際已成為中華民族建設的成功模式。關于多元一體的價值立場、思想方法的重大意義,正如有學者闡明的,“多元一體體現了一種事物結構上的規律性。而既然是一種規律,就有其不可動搖的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我們不能指望會有多元消融純然一體這樣的民族和民族走向。每一個民族、每一種文化的內部結構都是多元的。中華民族只要存在,其內部結構也會是多元的,在族性或文化上完全同質的中華民族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形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普遍民族結構的一種典型反映。據此,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正確看待民族現象以及民族關系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分析方法”,52這些洞見與費孝通當年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時談到“多元”與“一體”的未來走向時強調的,“一個社會越是富裕,這個社會里的成員發展其個性的機會也越多;經濟越發展,越是現代化,各民族間憑各自的優勢去發展民族特點的機會也越大”53之論點異曲同工。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把多元一體思想貫穿在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的再生產當中。

  (四)民族意識-價值性維度

  對當代中國而言,以什么樣的一種社會意識,才能跨越各種地域社會、宗教信仰等之間的藩籬,將身處大陸與港澳臺地區的中國人、國內外的中華兒女團結起來,將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類社會組織和團體團結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共同致力于中國現代化強國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近代以來中華兒女最偉大的夢想?除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能找不到第二種。這個事實表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遠非民族事務領域的事業,而是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和各個政黨、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各條戰線共同的事業。但問題的關鍵是,由于知識的普及與宣傳不足,以及其他原因,中國人、中華兒女心目中的中華民族卻不完全相同。與之相對應,人們心目中的中華民族意識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并不完全一致。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意識的一種。一般意義上的民族意識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如積極的、消極的;包容的、狹隘的;內斂性的,擴張性的;從屬民族的,國家民族等。中國共產黨人主張的中華民族意識是一種積極的、包容的、內斂性的國家民族意識,是建立在民族平等、團結、進步等馬克思主義民族觀主張的基本價值理念之上的。其不同于清末民初以來的維新派、革命黨、國民黨及其他一些資產階級政治力量所主張的中華民族意識。這些政治力量主張的中華民族意識所依托的意識形態或是雜糅了西方自由主義的封建主義,或是保守的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主張的中華民族意識依托的意識形態則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這種區別是本質性的。盡管清末以來資產階級政治力量所主張的以大漢族主義為內核的中華民族意識、觀念因長期受到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正義之士的批判和少數民族同胞的抵制而已被歷史拋棄,但這種思想觀念并未徹底消失、沉寂,其主張、言論在今天的學術界、理論界仍不時浮現,只是觀點表達變得更加隱晦,傳播的主要場域由現實社會轉移到了網絡空間而已。所以,重新書寫的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中華民族史要獲得各民族成員的認可,真正成為我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設性力量,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凸顯其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屬性。這是一條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歷史已經雄辯地證明,“中華民族共同體觀念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才能發揮更大的社會動員作用,團結盡可能廣泛的力量形成最大‘同心圓’”。54

  四、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再生產的基本途徑

  毫無疑問,再生產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學界不同學科力量與黨和國家理論、宣傳、民族、教育、文化、宗教等工作部門協同及努力。前文述及,通過再生產形成的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知識,實際上會形成一種新的專門知識體系。而這一過程,包括新的專門知識體系的“發明”和傳播普及兩個環節。

  (一)注重“發明”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新知識

  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新知識的學術闡釋、體系建構及文本書寫是再生產這一專門知識的首要環節。沒有這個環節,與此相關的價值作用的發揮便無從談起。

  第一,開展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專題研究。

  應通過設立招標課題、舉辦專題學術會議、設立學術論壇等形式,組織多學科力量協同攻關,全面挖掘、整理我國各民族在數千年歷史發展中交融匯聚的史實,以符合時代需要的話語作出新的闡釋,書寫出系列性專題成果。應注重從可信度高,說服力強,容易被各民族接受、認可的地方史志,包括用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寫成的史志中挖掘史實。專題性研究議題的設立,既應包括體現各民族交融匯聚總體情況及趨勢的通史,也應包括體現不同地區、民族、歷史時段交融匯聚特色的區域史、斷代史。但不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須以重塑各民族共同歷史記憶,和增強各民族對中國歷史、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為旨歸。

  第二,挖掘整理各地、各民族關于民族交融匯聚史的地方性知識。

  馬克思講,“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55歷史上各民族之間的交融匯聚實際上是各民族基于趨利避害、興利除弊之目的而交往交流的結果。如何認知這種社會現象及運動,不同民族、地域社會的人們積累了豐富經驗、智慧,構成了多樣化的民族交融的地方性知識。這些地方性知識雖然表征著不同民族、區域社會文化的差異性,但其對促進各民族和諧相處、團結與凝聚所具有的作用卻往往是外來的現代性知識無法替代的。這也是地方性知識近些年來日益受到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研究者重視的根本原因。56中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包含多重的跨地域社會,不同區域、民族的人們長期以來積累的大量有關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性知識,或記載在地方文獻、私人文書、宗教典籍等文本之中,或以地方口頭文學藝術的形式被民間社會代代相傳。它們都應當被挖掘、整理出來,更好地為促進今天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發揮積極作用。

  第三,組織、動員多學科參與。

  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是一種多民族參與的社會運動,涉及我國各民族及其所在區域社會、國家的各個方面,動態性、持續性特點鮮明。這決定了若要向人們全面、立體、生動地展現這一宏大社會運動的歷史,使其在推動人們重塑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記憶、價值共識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必然需要具有不同功能的學科參與其中,尤其是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人類學、文學、語言學、農學、建筑學、中醫藥學(包括民族醫藥學),以及政治思想史、經濟史、音樂、體育、美術等學科要參加進來,展開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及新的專門知識體系的再生產。

  (二)注重傳播普及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新知識

  馬克思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57所以在加強專門知識“發明”的同時,必須重視新知識的傳播普及工作。只有把那些在研究中形成共識的、符合時代需要的成果,轉化成容易被各族群眾接受的大眾知識,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話語和形式,作為民族團結進步教育的素材,在全社會廣泛持續地宣傳普及,才能起到重塑各民族共同記憶、激發情感共鳴、凝聚價值共識、促進文化認同的效應。

  第一,推動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新知識進教材、進課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基礎性條件,是全社會、各民族和各戰線共同的事業,也是一項需要常抓不懈,尤其需要從教育行業、從青少年抓起的事業。同民族團結進步教育事業一樣,各級各類學校也是培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陣地。所以,應在充分研究、討論及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把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新知識,具有典型意義的史實、事例寫入中小學國情教育教材、高中歷史教科書、大中專院校專業課《中國通史》教科書和思政課《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教科書,以及各級、各類干部學院的通識性課程教材之中。

  第二,推動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新知識進大眾傳媒、向文藝形式轉化,在全社會廣泛傳播。大眾傳媒在鞏固和提升國家軟實力、引導和塑造社會意識方面具有的重要作用早已為致力于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政治力量及學人認可、重視。58所以,除了推動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新知識進教材、進課堂之外,還應把握好信息化社會和全媒體時代知識、觀念傳播的規律,把那些在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例改寫成易于傳播、容易被公眾接受的文學作品、劇本;拍成電影、電視劇;制作成面向不同民族、地區的電視、廣播節目;制作成易傳播、成本低的微視頻等,在全社會廣泛傳播。尤其是新媒體、移動媒體中一些用戶數量眾多的網絡平臺,如學習強國、快手、愛奇藝、騰訊視頻、百度百科知識視頻、各級民族工作部門的微信公眾號等都應成為重要傳播陣地。

  注釋

  1.西方民族主義研究流派中的原生主義、永存主義、新現代主義、族群-象征主義等“范式”均程度不同地承認這一點。

  2.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19年9月27日)》,《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

  3.習近平:《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治藏方略建設團結富裕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西藏》,新華網,2020年8月29日。

  4.習近平:《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文化潤疆富民興疆長期建疆努力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疆》,新華網,2020年9月26日。

  5.參見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96-99頁。

  6.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在知識社會學(研究知識以及思想產生、發展與社會文化之間聯系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研究者中是共識。以創建批判理性主義著稱的奧地利猶太裔當代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在分析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思想時也指出,他們二人“的歷史主義哲學是他們的時代的特有產物”;認為在黑格爾看來,“人的理智工具是不斷變化的,它是人的社會遺產的一部分;因此,人的理性的發展必須與其社會(即他所屬的國家)的歷史發展相吻合”。參見[英]波普爾著、倪山川編譯:《波普爾說真理與謬誤》,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49、150頁。

  7.英國學者邁克爾·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提出,在知識生產的源頭上注重應用語境、在學科框架上注重跨學科和超學科性、在場所和從業者上注重異質性和社會彌散性、在社會責任上注重社會問責和自我反思性的知識生產活動,已成為一種知識生產的新模式,其具有突出價值,應用前景廣闊。參見[英]邁克爾·吉本斯等著,陳洪捷、沈文欽等譯:《知識生產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9頁。

  8.科學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也是科學發明和傳授的過程。參見郭定達:《科學知識再生產過程中的價值關系初探》,《天津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

  9.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

  10.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2005年5月27日)》,《今日民族》2005年第6期。

  11.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學習輔導讀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頁。

  12.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頁。

  13.參見恩格斯:《共產主義信條草案》,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理論室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民族問題文選·馬克思恩格斯卷》(上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頁;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頁。

  14.參見楊須愛:《馬克思主義民族融合理論在新中國的發展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出的思想軌跡》,《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

  15.參見列寧:《關于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列寧論民族問題》(上冊),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頁。

  16.有研究表明,民國時期的中國民族學界長期存在著一種建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思路,即在承認少數民族存在的前提下,以統一的新型文化構筑一個新的中華民族,造就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無論是將苗漢“文化同源”作為“統一文化”的內核,還是推廣漢語、并行民族語的語言教育策略,都反映出民族學界既承認“多元”又謀求“一體”的思路。參見劉波兒:《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思想來源——民國時期民族學界“多元”“一體”理論設計研究》,《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17.在1939年那場“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著名學術論戰中,吳文藻、費孝通雖未明確標榜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的學術觀點與參與論戰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者翦伯贊的觀點不謀而合,具有高度一致性。

  18.參見吳文藻:《論邊疆教育》,《益世周報》第2卷第10期,1939年3月17日;費孝通:《關于民族問題的討論》,《益世報·邊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翦伯贊:《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讀顧頡剛〈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以后》,(重慶)《中蘇文化》第6卷第1期,1940年4月5日;呂振羽:《中國民族簡史》,大連大眾書店,1947年。

  19.代表性作品如(按首版出版時間先后列舉)錢穆著《國史大綱》(1940年)、呂思勉著《中國通史》(上冊,1940年;下冊,1945年)、呂振羽著《簡明中國通史》(上冊,1941年;下冊,1948年)、張蔭麟著《中國史綱》(1941年)、范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上冊,1941年;中冊,1942年)和《中國通史》(1978年)、翦伯贊著《中國史綱》(第一卷,1944;第二卷,1946年)和《中國史綱要》(1979年)、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1999年)、卜憲群總撰《中國通史》(2017年)等。

  20.呂振羽著:《簡明中國通史》,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8年版,“重印序言”第1頁。

  21.王文光、施芳、李艷峰:《中國民族史學發展述論》,《思想戰線》2012年第4期。

  22.參見施芳、李艷峰:《中國民族史史學研究述論》,云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04頁。

  23.代表性成果如江應梁主編《中國民族史》(1990年),王鍾翰主編《中國民族史》(1994年),翁獨健主編《中國民族關系史綱要》(1990年),陳連開主編《中國民族史綱要》(1999年),楊建新著《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1988年),王文光著《中國民族發展史》(2005年),中國社科院和中央民族大學12位學者合作完成的“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1996年)等。

  24.方素梅:《最近十余年的中國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25.羅賢佑:《中國民族史研究二十年》,《民族研究》1998年第5期。

  26.新中國成立后學界出版的“中國民族史”作品,有的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各民族共同性的關注已經有相當明顯的自覺性。例如,江應梁主編《中國民族史》一書,就“突出了中華民族發展的整體性”,“將中國歷史上的各民族納入一個整體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分階段加以敘述,各民族的個性恰到好處地顯示于共性之中”。參見李遠龍:《高屋建瓴各領風騷:建國以來出版的三部〈中國民族史〉讀后》,《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96年第4期。再如,陳連開主編《中國民族史綱要》(1999年)一書,不但以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為指導編寫,而且在書中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也有諸多闡發,等等。這些作品都對中華民族的研究與理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只是說這類的研究和作品還不夠多。

  27.彭豐文:《中國民族史學科要體現民族性》,《人民日報》2016年8月22日。

  28.參見王文光:《中國民族史研究論稿》,云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頁。

  29.10個重點研究基地為:中央民族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云南大學民族政治研究院、廣西民族大學廣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華中科技大學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院、暨南大學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院、東南大學中華民族視覺形象研究基地、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5個重點研究培育基地為: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

  30.參見王明珂:《中國民族與民族史》,《復旦學報》2016年第5期。

  31.參見費孝通:《創建一個和而不同的全球社會——在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中期會議上的主旨發言》,《思想戰線》2001年第6期。

  32.參見馬戎:《重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新的歷史條件》,《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33.參見王希恩:《再倡“多元一體主義”》,《學術界》2018年第8期;王希恩:《從多元文化主義到多元一體主義的思考》,《世界民族》2013年第5期。

  34.參見宋清員、王成:《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與“和合”思想的內在理路》,《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9年第4期。

  35.相關代表性研究參見[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譯:《民族-國家與暴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8、55頁;[德]哈拉爾德·米勒著,酈紅、那濱譯:《文明的共存》,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頁;[英]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與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6-128頁。

  3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新華社,2017年10月27日。

  37.曲青山:《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人民日報》2017年11月29日。

  38.參見林幹著:《匈奴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25頁。

  39.參見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2、33頁。

  40.班班多杰:《和而不同:青海多民族文化和睦相處經驗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41.這里的“長時段”一詞借自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費爾南·勃羅代爾認為,“長時段是社會科學在整個時間長河中共同從事觀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人們要想準確、深刻地觀察某一社會的歷史,就不能被短時段的歷史“事件”掀起的短暫社會反應所迷惑,而是要考察“妨礙著或左右著”歷史發展的“世代相傳、連綿不絕的恒在因素”,即長時段的各種結構,如地理結構、經濟結構、思想文化結構等。這對于我們探究我國各民族交融匯聚史的真相,相當具有啟發性。參見[法]費爾南·勃羅代爾著、承中譯:《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史學理論》1987年第3期。

  42.參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學習輔導讀本》,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頁。

  43.《晉書·熊遠傳》。

  44.參見[瑞士]安德烈亞斯·威默著、葉江譯:《國家建構:聚合與崩潰》,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30頁。

  45.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

  46.國家民委研究室編:《新時代民族理論政策問答》,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第66、67頁。

  47.民族的原生性、次生性和建構性要素分別為西方民族主義理論中的不同流派所看重,其中族群象征主義(Ethno- symbolism)、原生主義(Primordialism)等流派看重的是原生性要素,現代主義流派看重的則是次生性、建構性要素。參見A.D.Smith,“Dating the Nation,” in Daniele Conversi ed.,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d,London:Routledge,2002,p.65;閆偉杰:《當代西方民族主義研究范式述論》,《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等。

  48.參見恩格斯:《致約瑟夫·布洛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頁。

  49.相關研究參見谷苞:《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會科學》1985年第3期;谷苞:《再論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新疆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陳連開:《論中華民族的結構》,《煙臺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許倬云:《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7—90頁;姚大力:《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與國家意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版,第3—52頁;等等。

  50.習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9月28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49頁。

  51.習近平:《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頁。

  52.王希恩:《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中的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版,第376頁。

  53.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5頁。

  54.張淑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要凸顯社會主義屬性》,《廣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2期。

  55.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1842年2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頁。

  56.參見盛小明:《地方性知識的構造》,《哲學研究》2000年第12期。

  57.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58.參見[英]安東尼·史密斯著,龔維斌、良警予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115頁。

作者簡介

姓名:楊須愛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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