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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1846-1847年經濟危機新論 ——兼論1848年革命的爆發原因
    2021年07月09日 09:47 來源:《學術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周小蘭 字號
    2021年07月09日 09:47
    來源:《學術研究》2021年第4期 作者:周小蘭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法國1848年革命是19世紀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政治事件,引發這次革命的一系列危機在巴黎集中爆發。農業、工業、金融業和鐵路事業的危機或多或少地加速了革命的來臨。首先,1845-1846年爆發的農業危機帶來的谷物價格升高是短暫的,而且幅度不及1816-1817年間的水平,對于政界的觸動不大,但政府大量進口谷物使金融市場資本缺乏的狀況雪上加霜。其次,這一時期法國紡織業和冶金業深受原材料緊缺和技術落后之苦,長期依賴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這些企業在谷物危機發生之際難以融資,再加上消費者購買力下降導致工業品市場萎縮,面臨困局。最后,政府與投資人在鐵路施工過程中的矛盾難以調和,這一矛盾在投機泡沫破滅后迅速白熱化。這些因素最終將法國推向革命。上述現象說明法國經濟在19世紀上半葉仍未實現“騰飛”,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國政府無力推動工業化進程中所必需的制度改革,最終必被淘汰。

      關 鍵 詞:1848年革命/谷物歉收/工業危機/七月王朝政府/鐵路投機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19世紀中前期法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機理及政府應對研究”(15BSS03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周小蘭,華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廣州 510631)。   

      

      1848年革命在歐洲政壇上引發了劇烈的震蕩,這次革命將法國從奧爾良王朝掌權的君主制推向了共和制及后來的帝制。學術界對于這次革命的背景、經過、結果及其影響已有詳盡描述,但是對于革命前經濟結構的深層隱患著墨不多。筆者認為,法國1848年革命表面上看是一次以巴黎為中心向其他地方輻射的社會騷亂,但實質上也是近代法國經濟轉型過程中各種危機的集中爆發。

      多數學者將1846-1847年經濟危機視為社會和政治矛盾激化以及革命爆發的主因。①然而,相關學者對于這次經濟危機爆發的機制并未進行具體、深入的探討,尤其是危機形成、擴大和觸發革命的過程。此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未能解決如下幾個問題:其一,工業的結構性困難何以從經濟層面上升到政治層面,引致大范圍騷亂?其二,面對工業發展失衡的困境和鐵路這個可能突破困局的手段,政府如何在平衡各派利益的前提下施政?效果如何?依筆者管見,1846-1847年經濟危機暴露了工業和金融業長期存在的困難,但是政府在放任自由和保護主義之間猶疑不決,未能大刀闊斧地施行改革。1848年革命正是這些懸而未解的難題最終上升為無法調和的政治矛盾的結果。由于政治革命延緩了補救措施的實施,革命同時也是經濟危機進一步惡化的原因。

      本文追溯危機如何在革命最激烈的巴黎逐步顯山露水,剖析農業、工業和金融業在這場危機之中的表現,考察其與革命之間是否有直接的因果聯系。首先,農業出現一定困難,但遠未嚴重到引發政變的程度,這與大多數學者的觀點有出入;其次,以紡織業和冶金業為代表的工業由于結構性缺陷無法實現“騰飛”;最后,鐵路事業本來是19世紀上半葉最有希望振興法國經濟的項目,吸引了大量私人和公共資本,但最終造成政府與投資者之間越來越深的嫌隙。事實證明,無論是七月王朝,還是共和國政府,都不具備突破上述困境的能力。一直到第二帝國,法國效仿英國經濟政策,大力發展殖民地,推行自由貿易,興建新型銀行,上述問題才得到根本解決。

      一、經濟危機席卷巴黎

      1846-1847年,經濟危機在法國全面爆發。作為全國經濟和金融中心,巴黎受到的打擊和損失在短時間內被迅速放大。首先,巴黎擁有全國最大的生計物資市場,是生計物資價格的風向標。其次,巴黎聚集了為數不少的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雇傭了大量勞動力。最后,巴黎在舊制度末期就是法國乃至歐洲的金融中心,這里匯集了大大小小的本土銀行和外資銀行。毋容置疑的是,巴黎還是中央集權傳統極深的法國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經濟問題產生的矛盾會在這里集中爆發。19世紀40年代,法國產業正經歷更新換代的過渡期,在舊式危機的基礎上,一種前所未有的新型危機對法國經濟造成重創,這在巴黎也體現得最為明顯。

      1846年,異常炎熱干燥的天氣導致法國大部分產糧區谷物歉收,作為全國最大生計物資市場的巴黎受到沖擊,當地面包價格驟升,每公斤達到70生丁。②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傳統作物小麥和后來引進的馬鈴薯產量不及正常年份,但是谷物歉收帶來的危害已逐漸弱化。玉米、板栗、牧草、葡萄和蠶繭的產量實現逆勢增長,有效緩解了首都生計物資供給的困難。此外,1847年法國小麥實現豐收,巴黎生計物資價格很快又恢復正常水平。其實,1816-1817年、1825年、1830年均發生了谷物減產,糧價上升是周期性現象。但是,谷物歉收帶來的負面效應使一些過去隱而未發的問題暴露出來。為了緩解1845-1846年間谷物歉收的問題,七月王朝政府從俄國進口小麥,這導致政府財政赤字大增,為國庫提供資金支持的法蘭西銀行庫存貨幣大幅減少。法國各地流傳著錢荒的傳聞,引發工商企業和金融市場的恐慌。1845年11月,巴黎的《經濟學人》報觀察到當時貨幣緊缺的狀況和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局。這個問題隨后困擾貿易商、地主和年金收入者。這些人為了預防各種災難的發生持資金觀望,導致全國流動資金普遍匱乏。③此外,由于資本大量投入鐵路建設,市面上本已稀缺的貨幣量驟減,使坊間出現各種關于金融危機的傳言,股票價格下跌,法蘭西銀行和鐵路公司的資本縮減。

      普遍的貨幣緊缺現象使巴黎的銀行業受到劇烈沖擊。革命發生前,巴黎的投機活動近乎瘋狂。巴黎的各個階層都在追逐金錢、榮譽和娛樂,資本流通是這些活動的主要載體。人們通過在巴黎地區流通的銀行券進行投機,個人利益開始與銀行利息掛鉤。④1847年初,谷物收成形勢尚未明朗,政府為穩定局勢繼續進口谷物。法蘭西銀行的貨幣儲備明顯降低,國庫的貴金屬貨幣儲備不斷減少,法蘭西銀行的貼現率升至4%-5%的高水平。⑤法蘭西銀行過于保守和自私的表現受到社會各界的詬病。作為一個擔負著公共職責的金融機構,法蘭西銀行不但未能挺身而出發行銀行券,擴大流通資本規模,反而在此時提高貼現率以自保。這在農產品價格高漲的時代使工商企業融資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然而,即便提高了利率,法蘭西銀行還是未能獨善其身,其股價不斷下跌,自二月革命爆發以來大幅下跌50%。⑥

      規模較小的私人銀行更是面臨艱難時世。銀行家雅克·拉斐特(Jacques Laffitte)在巴黎創辦的貼現銀行——工商業總銀行(Caisse générale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于1847-1848年宣布破產清算。此外,總部設在巴黎的儲蓄銀行(La Caisse d’Epargne)業務也受到波及。1846年儲蓄銀行被取走的款項超庫存貨幣2000萬法郎,到了1847年這個數字擴大到3600萬法郎。⑦1848年2月24日以后成群的儲戶前往銀行要求取走存款,僅僅在巴黎,2000名儲戶就取走了70.2萬法郎,相當于早前存款盈余的一大半。⑧為穩定局勢,政府出面擔保,軍人、工人和奧爾良鐵路公司的雇員可取回存款,但根據《1848年3月9日敕令》,這些弱勢群體又被排除到受保障的行列之外。⑨這引起了強烈的民怨。

      面對困境,以法蘭西銀行為首的巴黎銀行限制流動性,對耗資巨大的鐵路工程造成重創。負責里昂—阿維尼翁鐵路修建的塔拉博公司(la Société Talabot)于1847年10月11日宣布破產清算。由于資金周轉不靈,許多相關企業被迫裁員。根據普塔斯的估算,這一時期煤炭業20%的從業者被遣散,冶鐵業的失業率達到35%。⑩這一數字說明當時與鐵路建材加工有關的企業的失業狀況已經十分嚴重,其中很多失業問題是由鐵路工程停工所致。1848年二月革命爆發之際,法國工人階層開始以一種全新的面貌登上歷史舞臺。這一群體的崛起與其惡劣的生活環境、低廉的勞動收入和企業主肆無忌憚的壓榨有關。根據拉布魯斯的統計,雖然1846-1847年間谷物均價增幅不及1816-1817年,但是工人工資卻是復辟王朝以來最低的,大型企業工人的工資收入減少30%,而面包的價格增長100%。(11)這一情況導致工人購買力大幅下降。工人對過低的收入和過長的勞動時間產生了強烈的不滿。

      舊制度時期的同業行會被取消以后,法國工人只能自發地組織起來進行抗爭。因而,罷工運動伴隨著日趨白熱化的政治斗爭在全國展開。(12)巴黎工人是較早進行自覺抗爭的群體。1833-1834年巴黎的裁縫就發動了較有影響力的罷工運動,1839-1843年巴黎的石匠、鎖匠、木匠、裁縫、細木工和機械工發起一系列罷工潮。到了1847年,巴黎的罷工運動又再度興起。(13)巴黎的工人罷工主要是為了抗議惡劣的生活條件、政府的無視以及過長的工作時間。1831年,巴黎裁縫博愛協會成立(la Société philantropique des Tailleurs de Paris),裁縫工團結起來敦促企業主將工作時長壓縮至10小時。1840年,巴黎的建筑工人又發起了要求10小時工作制的大規模運動,整個巴黎籠罩在一種全面罷工的氛圍中。(14)巴黎工人的行動為其他城市的工人提供了范例,罷工潮向外省輻射。

      除此之外,七月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在革命爆發前就備受質疑。首先,年邁的國王路易—菲利普的專制傾向越來越明顯,經常越過議會頒布法令。他的兒子茹安威爾親王(Prince Joinville,1818-1900)在1847年11月公開表達不滿:各部部長如同虛設,他們的責任都可以向上追溯到國王,國王扭曲了憲政制度。(15)議會中反對路易—菲利普和基佐的聲音越來越強烈。其次,議會內部不斷爆出丑聞。貴族院議員泰斯特(Teste)在擔任公共工程部長之時,將一塊鹽田的特許經營權賣給另一位貴族議員德斯潘—庫比埃爾將軍(Général Despans-Cubières)。此外,貴族院議員舒瓦瑟勒—普拉斯蘭(Choiseul-Praslin)殺害自己的妻子并服毒自殺。這些丑聞被揭發后,政府公信力廣受質疑。反對派借此大做文章,政府聲名掃地。最后,七月王朝政府為應對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被迫超發國庫券,并增加了浮動債務,赤字直線上升。至1847年底,政府赤字達2.57億法郎。窘迫的財政狀況使政府在議會遭到各派人士的猛烈抨擊。(16)

      政府的專制和無能還引發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847年7月9日,反對派組織的宴會運動(Campagne des Banquets)在巴黎首先發起,之后蔓延至外省各主要城市,如馬孔、里爾和魯昂。但是外省的宴會運動對于政治局勢的影響相當有限,真正能夠推動輿論并引起社會效應的是巴黎。面對首都一波又一波的抗議,國王堅決不妥協。1847年12月28日,國王在貴族院發表了一次咄咄逼人的演說,將參加宴會的議員斥為“盲目者”和“敵人”,并表示將查禁宴會運動。(17)

      失去民心的七月王朝政府雖然勉強得到議會支持,但卻在巴黎的騷亂中傾塌。起義者抗議政府禁止宴會運動和限制言論自由,設立街壘,發起武裝起義。基佐召集國民衛隊鎮壓巴黎騷亂,但國民衛隊倒向改革派,要求政府改革選舉制度。國王為逃避責任辭退基佐,但為時已晚。在嘗試拉攏梯也爾(Adolphe Thiers,1797-1877)和巴羅(Odilon Barrot,1791-1873)等較有影響力的政治家重組內閣未果后,路易—菲利普只能宣布退位。

      從巴黎爆發的革命可見,工業和銀行業危機造成的危害遠大于傳統農業部門。由于在危機中表現軟弱,七月王朝政府成為眾矢之的,最終淪為經濟危機的犧牲品。巴黎作為經濟和政治中心,見證了1848年革命爆發前的種種亂象,而這些亂象是各種經濟問題長期積累的結果。

      二、農業危機的破壞力有限

      19世紀中葉,馬鈴薯和玉米雖然改變了法國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結構,但遠未能徹底顛覆法國人對小麥的依賴。這一時期官方制訂的食品價格表不統計馬鈴薯和玉米價格,但小麥仍然是政府密切關注的農業產品。

      天氣異常造成收成和播種無法順利進行是1846-1847年農業危機的主因。1846年,法國各地都記錄到較為極端的天氣。根據英國氣候學家布理法(Keith Briffa)的研究,1846年夏是北半球500年來12個酷暑中的一個。(18)這一時期法國各地的極端天氣主要表現為暴雨、狂風、酷熱和干燥。1846年法國北部和東部遭遇干旱,但在諾曼底地區則大雨不止。(19)中部地區深受洪水侵襲,盧瓦爾河及其支流泛濫,導致沿岸農田變為廢墟。(20)在西南部,1845-1846年之交雖然氣候溫暖,只發生了兩次霜凍,但發生多次暴風雨天氣。(21)馬鈴薯的產量也明顯受到影響。在塔恩-加龍省(Tarn-et-Garonne),正常年份每公頃產量為96公擔,1846年平均每公頃產量只有70公擔。上加龍省(Haute-Garonne)收成“令人滿意”,但上比利牛斯省(Hautes-Pyrénées)的馬鈴薯收成則大幅減少,相較于1840-1850年間平均50萬公擔的年產量,這一年只有32萬公擔的收成。1845年,阿里埃日省(Ariège)爆發馬鈴薯病蟲害,1846年的收成只有平均收成的1/5。(22)

      七月王朝史學家圖雷-當讓認為,1846年的農業危機是“意外”,政府無需為此負責。1845年全國農業收成非常有限,公共儲備無法保證。收成前一個月各方都預計的好收成被最后幾個星期極端干燥和炎熱的天氣破壞。進口的谷物需要交納高額關稅,價格昂貴,再加上交通條件的相對落后,局部地區缺糧的問題日益嚴重,饑饉引起的恐慌開始在全國蔓延。(23)1845年,由于寒冷和潮濕的天氣,全國平均每公頃的小麥產量為1253公擔,明顯少于1844年的1452公擔,到了1846年,小麥收成又在炎熱和干旱的天氣下損失慘重,每公頃產量下降至1023公擔。(24)

      雖然小麥和馬鈴薯的收成不佳,但玉米的收成尚算喜人。在上比利牛斯省,玉米產量達92.8萬公擔,是1840-1850年間最高的。上加龍省的玉米收成理想,大量出口,1847年1月至3月危機最嚴峻的時候,出口量達到20萬公擔。該省省長得出結論:“這種食物很適合農村人口的胃口和習慣……沒有這種代用糧的話,我們的人民會受到最悲慘的痛苦威脅”。(25)

      官方的記錄表明1845年惡劣的天氣導致谷物歉收,圖雷-當讓認為1845-1846年法國的農業生產不足,甚至嚴重到威脅國家安定的地步,(26)但是從拉布魯斯的小麥價格數據來看,這一次危機的嚴重程度遠不及1816-1817年。1846年法國全國的小麥平均價格為24.05法郎/公擔,1847年升至29.01法郎/公擔,就其升幅而言,1847年的價格遠沒有30年前高(1817年小麥全國均價達36.16法郎/公擔)。(27)根據每月小麥價格數據,1846年1-8月法國小麥價格均處于較為平穩和低廉的水平,每公擔價格為22法郎左右,但是從9月份開始,小麥價格開始不斷攀升,于次年4月達至最高峰,從24.90法郎升至37.98法郎,之后又迅速回落。(28)就法國東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西北部、西南部、東北部和東南部地區的小麥價格而言,中部的小麥價格漲幅最大,從1846年的23.93法郎升至32.22法郎,提高了8.29法郎;西北部次之,從20.65法郎升至28.35法郎,提升7.7法郎;而整個南部地區(拉布魯斯統計了西南部、東南部和南部三個類別)的價格升幅都沒有超過2法郎。(29)可以說,法國絕大部分地區的谷物歉收引起的負面影響遠遠不及1816-1817年的生計危機。

      深受第二帝國皇帝路易·波拿巴器重的政治經濟學家米歇爾·舍瓦里耶(Michel Chevalier)在1847年發表言論,表明革命爆發前糧食歉收程度確實有限:“擔心這一年糧食收獲緊缺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30)從全國范圍來看,1846年極端炎熱和干燥的天氣并沒有導致谷物歉收,糧價的漲幅也有限,而且地區性的價格差正在縮小。實際上,全國的農業生產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虧損反而實現了歷史性的增長。根據宏觀經濟史學家的估算,19世紀40年代的農業生產實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勒維-勒布瓦耶的研究表明,1840年農業總產值達到50.95億法郎;即便在農業危機最嚴重的1846年,總產值還有輕微上升,達到52.46億法郎;1847年的農業產值甚至突破了60億大關,達到66.19億法郎。(31)

      綜上所述,1847年谷物歉收確實引起谷物價格的攀升,但農業減產的程度有限,代用糧在某些地區普及,這些因素一定程度淡化了歉收帶來的負面效應。在全國范圍內,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的數據都表明,饑饉幾乎是不存在的,更遑論因生計物資缺乏而引發政治危機的隱憂。無論是秩序黨人基佐(Franois Guizot,1787-1874),還是反對君主制的巴羅、保守的保王黨人法盧(Frédéric-Alfred-Pierre Falloux,1811-1886)和信奉自由主義的雷穆薩(Charles de Rémusat,1797-1875)、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等政治家,幾乎都將這一時期谷物價格的波動看作是周期性的正常現象,不可能嚴重到引發政變的程度。發端于農業危機的工業危機導致政治革命的推導機制在當時的觀察家那里似乎都是陌生的。(32)換言之,從目前已經獲得的數據和信息來看,農業危機并非1848年革命爆發的直接誘因。實際上,農業危機只是蝴蝶效應中的那只“蝴蝶”,谷物歉收帶來的后果并不直接導致地方騷亂和政治革命,而是使工業、鐵路建造和政府財政長期存在和積累的弊端暴露出來。

      三、曲折前進的紡織業和冶金業

      1848年革命前夕,長期處于政府保護之下的法國工業處于轉型期,大多數企業設備陳舊、技術落后、規模較小,以家族為單位融資。它們在維持現狀和打破常規、直面競爭、進行技術革新之間徘徊不前。法國工業是否能夠突破保護主義的防線,實現從原工業狀態向現代工業的轉型,取決于政府的視野和立場。然而,無論在七月王朝政府還是在第二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支持保護主義,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仍處于上風。

      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法國工業總產值追趕農業的勢頭明顯,到了60年代,工業開始取代農業成為最重要的經濟部門。根據洛利的計算,1845年的農業總產值為48.70億法郎,工業總產值為50.30億法郎,1846年農業總產值為52.50億法郎,工業為53.50億法郎,1847年分別為66.20億法郎和51.80億法郎。(33)1820-1824年間至1865-1869年間,工業投資的平均增長率為2.1%,到了1865-1869年間至1910-1913年間,年增長率達到2.8%。(34)

      但不可否認的是,1840-1860年間法國工業發展舉步維艱,主要原因在于拉動經濟的新型產業——紡織業和冶金業一直囿于國內有限的資源和市場苦苦掙扎。法國棉紡織業大量依賴從美國進口的原棉進行再加工,法國棉紡織企業一方面受制于美國政府對關稅稅額的設定,另一方面受美國棉花產量的多寡制約。冶金業也是如此,勒維-勒布瓦耶和卡隆整理的1815-1913年間原材料與設備價格數據表明,冶金業在整個19世紀深受原材料價格高昂之苦,金屬和機器是所有統計類別中價格指數最高的。(35)根據馬爾徹夫斯基的統計,19世紀40年代法國企業購買的棉花價格為1.41法郎/公斤,而英國僅需支付0.65法郎/公斤;法國企業購買生鐵的均價為190法郎/噸,而英國為75法郎/噸,鐵的價格在法國為345法郎/噸,而英國僅為200法郎/噸。到了50年代,兩國工業原料的價格差距不但沒有減少反而越拉越大。法國的生鐵價格為174法郎/噸,英國僅為49.69法郎/噸;鐵在法國的價格為252法郎/噸,而英國僅為137法郎/噸。(36)總之,高昂的原材料成本對法國工業的打擊是致命的,法國的棉紡織業和冶鐵業面對英國企業的競爭不堪一擊。

      蘭德斯認為大革命及拿破侖戰爭不僅中止了法國國內經濟增長的態勢,還切斷了歐洲大陸與英國一度繁榮的貿易,英國工業革命的成果在傳入歐洲大陸的過程中受阻,這使法國企業更加難以為繼。19世紀40年代,保護主義陣營以《工業箴言》(Moniteur Industriel)報為喉舌大打輿論戰。1845-1848年間該報刊登的文章經常透露出一個信息:法國本土企業正面臨嚴峻的困難,有的企業瀕臨破產,情況不容樂觀。棉紡織品制造商多爾福斯(Dollfus)曾揭露一個事實:1846-1847年谷物危機發生期間,魯昂的紡織企業以低于成本20%的價格將織物賣給阿爾薩斯的公司,這些公司將這些商品轉手賣到德意志地區賺取利潤。到了1848年,他們以低于成本30-40%的價格賣給阿爾薩斯的公司。(37)1846年,在上加龍省有30家公司倒閉,總資產為80萬法郎,1847年宣布破產的企業數量達83家,總資產為100萬法郎。在富裕的吉龍德地區(Gironde),1845年由于破產帶來的負債達430萬法郎,到了1846年達到450萬法郎,1847年翻了兩倍。(38)《經濟學人》報統計的1848年的數據說明,這一年頭6個月羊呢布、棉布和混合織物出口價格大大降低,導致出口商品的總價值比往年降低了約1300萬法郎,這個數值是1846年總價值的30%。(39)根據蘭德斯統計的1815-1850年西歐原棉消費量,法國在1847年(45191噸)出現嚴重衰退,一直到1850年(59273噸)都沒能恢復到1846年(63952噸)的水平。(40)

      冶金業的產業劃分比紡織業簡單得多,決定這一產業發展潛力的是一國的煤、鐵礦產資源的儲藏和分布。法國的冶金業源于城鎮的鑄鐵工場,較大規模的冶鐵企業在較長的時期內仍采用原始的方法,以燃燒木炭的方法提煉礦石中的鐵成份,因而勃艮第(Bourgogne)、(41)香檳(Champagne)、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尼韋奈(Nivernais)和多菲內地區(Dauphiné)的高爐多建在森林地帶。(42)木炭的供應不僅供給彈性小,而且效能明顯不足以與焦炭和煤競爭。但是由于大多企業主態度保守且融資能力有限,該產業技術革新進展緩慢,廉價的木炭長期被用來煉鐵,新型燃料反遭排斥。根據吉爾的統計,1840年以木材為燃料煉成的生鐵是270710噸,以焦炭煉成的只有70063噸;到了1847年,以木材為燃料煉成的生鐵達339000噸,由于煉焦技術的提高和完善,以焦炭為燃料煉成的生鐵總量提高到252000噸。(43)

      實際上,法國冶金企業開發新型燃料的過程可謂漫長而曲折。1781年路易十六聽從英國焦煉技術發明者約翰·威爾金森(John Wilkinson,1728-1808)的建議,在可能蘊藏著鐵礦石的勒克雷佐(Le Creusot)建造鼓風機,進行焦炭法冶煉的嘗試。來自洛林的弗朗索瓦·伊格納斯·德·旺代爾(Franois Ignace de Wendel,1741-1795)為推廣這一冶煉技術籌措資金,用他在英國學到的技術投入生產。然而由于缺乏啟動資金和廉價原材料,他的宏圖大志無法實現。1795年,他的自殺標志著法國冶鐵業現代化的第一次嘗試失敗。但他的小兒子弗朗索瓦(Franois de Wendel,1778-1825)仍對父親開創的事業念念不忘,他1802年回到梅斯開始收購曾屬于家族的煉鐵廠。由于父親早逝,英式焦炭提煉技術未能傳授給家族成員,弗朗索瓦只能重新摸索相關技術,甚至親自前往英國,在威爾士和英格蘭的工廠一邊工作一邊學習,后來在阿揚日建立了鼓風爐,還從英國人那里引進最新的攪煉技術,高薪聘用英國技術工人。然而,這些嘗試的最終結果是,旺代爾家族負債累累,面對鐵產品價格下跌、新技術困難和到期的債務,弗朗索瓦一籌莫展。(44)1865年,家族第三代企業主夏爾·德·旺代爾(Charles de Wendel,1809-1870)建成自家的煉焦廠后,企業才真正實現能源的自給自足,業務開始走上正軌。

      具體而言,以旺代爾家族為代表的法國冶金業遭遇的困難包括:一是法國仍未發現適合發展冶金業的煤和鐵礦床;二是技術手段還停留在仿效英國的水平,在國內還未能開發出一套完整和系統的工序實現規模化生產;三是社會資本大多投入到收益穩定的地產,冶金業吸引到的資金相對較少;四是鐵制品市場僅限于國內,體量仍然很小。(45)因此,法國的冶金企業從誕生起就發育不良。此外,大部分家族企業為確保自身優勢,嚴守技術秘密,阻礙技術傳播。為保證家族成員對企業的絕對控制,企業多以自我融資(autofinancement)的方式獲得資金,企業規模有限。

      總之,法國工業部門的危機并非短期內的突發現象。處于原工業狀態的紡織業和冶金業延續了舊制度以來的生產模式,到了19世紀中葉仍然未有明顯的改善。宏觀經濟史學家勒維·勒布瓦耶和馬爾徹夫斯基一致認為法國工業并未如英國般出現“騰飛”(take-off),因為無論在紡織業還是冶金業都沒有出現任何尖端部門。(46)在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國政府中,維護舊式工業,倡導保護主義的陣營仍處于上風。彌補法國工業的缺陷,解決1846-1847年危機暴露出來的深層問題不是一次政治革命就可以完成的。第二帝國時期,在1860年英法自由貿易協定(47)和殖民地市場的雙重動力下,舊有的工廠制度逐漸被淘汰,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在相對廉價的原材料和強大的外需推動下蓬勃發展起來,工業整體的低迷才有緩和的跡象。

      四、鐵路投機泡沫破滅

      一直以來,鐵路事業投機泡沫破滅被視為引發1848年革命最重要的經濟原因。然而,鐵路投機泡沫的形成和破滅早在19世紀30年代已有端倪,1846-1847年鐵路危機以更劇烈的方式爆發。在巴黎的證券市場,鐵路股票的崩潰引發巴黎金融界和政界的強烈動蕩。

      19世紀上半葉,法國資本家開始仿效英國在全國范圍內投資修建鐵路,通過聯合私人貸款、地方貸款和國家貸款等方式集資,旨在實現巨額的利潤,但是這一愿景最終被殘酷的現實打破。

      首先,自舊制度以來,法國政府就有意識地投入到交通設施的建設過程中,以促進貿易和經濟發展。19世紀30年代,政府在這項事業中的參與程度更甚于以往。七月王朝商務部長和公共工程部長梯也爾的言論準確地概括了當時鐵路建設的機制:政府作為協調者,國家培養的工程師配合政府,更高效地整合國家公共資源,同時更好地服務公眾。由他們設計的路線和方案能避免私人企業為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導致的資源浪費,如果私人企業遵照工程師的規劃籌集資金進行鐵路干線的鋪設,那么他們能避免風險,國家也能節省公共開支。(48)然而,在具體操作中,政府的干涉大大超過了梯也爾的設想。投入到鐵路建設中的私人企業在融資時遭遇困難,還要面臨較高的運營風險。為了降低失敗的風險和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政府開始以協調者的姿態介入,其介入的廣度和深度都超過了英國和美國政府。(49)1843年,長達120公里的阿維尼翁—馬賽的鐵路修筑權通過,總資本為2000萬法郎,政府另外提供3200萬法郎的資助,(50)其數額多于籌集到的私人資本。到了1848年革命前,政府對于鐵路開發的干預程度有增無減。從1845年起,政府派警察監督私人開發商的業務,路橋部門的工程師不是為鐵路工程提供咨詢,而是指揮工程的開展。私人投資者對于政府事無巨細地干涉鐵路建設的做法大為不滿,他們將路橋部門視為權力部門,一種寡頭政治,在鐵路市場形成難以逾越的障礙。(51)投入資本的股東卻對鐵路修筑方案沒有任何話語權,因此,一旦鐵路建設過程中的花費超出預算,憤怒的股東馬上要求撤資。

      其次,政府在鐵路建設事業方面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對各種項目不加區分地資助和管理,也引起普遍不滿。1842-1845年,政府對體量不一的鐵路公司一視同仁,制定劃一的標準,毫無區別地批核鐵路權;北方鐵路公司(Chemin de Fer du Nord)和白約訥鐵路公司(Chemin de Fer de Bayonne)兩個規模和體量懸殊的公司可以從政府那里獲得同樣的獎勵和補助。(52)此外,政府對所有獲得鐵路建設特許權的公司開出的條件十分嚴苛,公司提交申請時必須支付押金,遵守工期,定期核查工程計劃是否符合之前的約定,實行投標制,等等。(53)投資者多有怨言,連參與工程的國家工程師也呼吁政府放松這種苛刻的管理體制。

      最后,從產業結構的完整性來看,冶金業是蒸汽機和火車機車制造的支撐性產業,但如前文所述,法國冶金業從誕生之初就發育不良。1781年,工業家佩里埃(Claude-Nicolas Périer,1742-1801)曾向瓦特購買蒸汽機,但是一直未能掌握批量生產這一動力機器的技術和手段,其中冶金業的低迷和落后是其主因。隨著復辟王朝時期專業技術學校的建立,冶金和機器制造技術的培訓開始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視。雖然該產業的生產效能相較于舊制度和第一帝國時期有顯著提升,但國內煤鐵資源匱乏仍是企業家和工程師無法克服的硬傷。原材料補給不足已經成為煉鐵廠的噩夢,自1845年起,人們可以預見嚴重的困難甚至是危機的發生。(54)

      1846-1847年鐵路投機泡沫最終破滅,其原因大致有三。首先,信用被普遍認可的政府視鐵路建設為公共事業,而私人企業或投資者則視之為商業盈利活動,二者在認識上存在嚴重偏差和矛盾。政府對于鐵路建造費用的估算過低,致使大多數鐵路公司在投產過程中入不敷出的現象十分普遍,但政府仍不斷加重鐵路建造方的負擔。如1845年7月議會通過一項法律,要求鐵路開發商承擔更多義務,甚至要求他們承擔鐵路圍欄的開支。(55)政府對于鐵路開發的干涉與投機者希望借此事業獲利的初衷不符,政府、鐵路公司和投資者之間的矛盾加深。1848年革命在某種程度上是這種矛盾無法調和的產物,革命又耽誤了政府鐵路事業補助金的發放,導致鐵路工程暫停,引發更大的隱患。

      其次,1847年法蘭西銀行面對低迷的經濟形勢,將基準利率調至5%的最高值,外省企業幾乎無法獲得銀行貸款,工商企業融資環境惡劣,融資成本大幅上升。1847年6月25日的《工業箴言》報揭露了狂熱投機形勢下蘊藏的危機:巨額資本涌向鐵路項目,其他制造業獲得資本的成本更高,而且消費者購買工業品的數量減少……這種無序的投機使工業受到雙重打擊。(56)奧哈斯·薩伊(Horace Say,1794-1860)(57)和克萊蒙·茹格拉爾(Clément Juglar,1819-1905)(58)等19世紀經濟學家在論著中都曾關注信貸緊張引發的種種問題。當代計量史學家貝爾熱和斯伯瑞指出,法國鐵路在國有化的過程中,由于谷物危機導致國家財政的緊張,最終迫使政府放棄了鐵路投資方案。(59)時至1845年,已建成的866公里鐵路共花費2.86億法郎,每公里造價高達33萬法郎。(60)公眾意識到每公里鐵路的造價大大超出政府公布的25萬法郎,這一事業的高風險性成為共識。當投資者對鐵路的盈利預期轉向負面,極度依賴資本投入的鐵路事業就岌岌可危了。

      最后,大部分鐵路公司都以聯合股份制(61)形式創辦,除了通過公司股東籌集資本以外,這些公司還在證券交易市場募集資金。證券交易市場極容易受到局勢波動的影響,一旦股價下跌,對于鐵路公司和投資者而言將會是災難性的沖擊。果然,危機爆發后,資本迅速抽身離場,國家財政和社會資本損失慘重。如實力最雄厚的北方鐵路公司(羅斯柴爾德銀行是主要股東),發行股票時股價為400法郎,于1845年9月22日達到845法郎的高值,但是到了1847年9月30日降至發行價以下的329法郎。圣日耳曼公司的股價從800法郎跌至340法郎。(62)里昂—圣蒂提安鐵路的股價在1844年為5000法郎,1845年升至8000法郎,(63)到了1846年該公司將每股股價調整為500法郎。(64)股票下跌使許多鐵路公司面臨資金流斷裂、債務到期的危機。1847年,鐵路事業被投資者拋棄,里昂-阿維尼翁(Lyon-Avignon)、波爾多-塞特(Bordeau-Cette)、方普—哈茲布魯克(Fampoux-Hazebrouck)公司相繼放棄修路權,巴黎-里昂公司(Paris-Lyon)中止工程并接受收購。(65)

      總之,1845年法國出現狂熱的鐵路事業投機潮,但是七月王朝政府并未及時作出干預,最終導致金融領域的大量資金流向鐵路事業,工商業懸而未解的融資問題不僅未能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法蘭西銀行作為政府調節金融市場的一個舉足輕重的機構,不但面對農業危機引發的信貸荒束手無策,而且無法為鐵路建設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這種長期存在的失衡現象,由農業危機“引爆”,最終一發不可收拾,導致全國范圍內的金融信貸收緊和證券交易市場崩潰,政府威信也跌至低谷。

      五、結語

      1848年革命是蔓延至整個歐洲大陸的一次政治動蕩,關于這次革命的原因學術界眾說紛紜。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經濟危機與革命活動的地理分布大致吻合,政治制度與革命活動的發生并無直接聯系,但革命爆發的形式受到政權性質的影響顯著,也就是說如果革命爆發時,國家政權是壓迫型的,那么革命會以更為暴力的方式表現出來。(66)逐漸轉向專制的七月王朝政府,對于工業領域暴露出來的缺陷無動于衷,制定損害鐵路投資者利益的嚴苛政策,危機爆發時無力解決資本緊缺的問題。反政府的運動就以更暴力的方式——革命表現出來。

      1846-1847年法國的經濟危機仍未完全脫離拉布魯斯界定的“舊制度”危機(crise d’ancien régime)模式,與生計物資短缺有關。但是,工業的結構性危機和鐵路事業的困局造成的負面影響甚于谷物歉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由于企業融資手段的缺乏和政府財政政策的失靈,經濟失衡的狀態未能得到改善,導致危機爆發。農民、工人和投資者損失慘重,無一幸免。這些階層構成了革命的主力。

      實際上,經濟形勢的惡化與政治革命之間并非簡單的因果關系,1848年革命爆發前期、中期和后期,法國工業一直無法突破舊式的以人力為主要勞動力的落后狀態,舊式企業的大量存在阻礙了技術的革新和廉價原材料的獲得,無法突破原工業狀態,向現代工業轉型。面對經濟困難,不同立場的政治家提出了不同的主張,但解決經濟問題是當時的政治家獲得政治話語權的手段而非目的,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事實證明,七月王朝和第二共和國政府未能突破當時的工業困局。相對于通過辯論獲得議會大多數支持,甚至發動政變改朝換代,推動經濟制度變革、產業換代和技術革新的任務則艱巨得多。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開拓殖民地,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整合新式銀行,建立自上而下的中央銀行制度,有序地開展鐵路事業,滿足了新經濟形勢下的一些訴求。

      注釋:

      ①歐美學界對于該次危機的研究成果數量有限,將經濟危機置于長時段的維度進行考察,與法國政治制度的流變結合進行探討的論著尚缺。論及這次經濟危機的史學家包括:拉布魯斯強調了這次危機是“混合危機”的類型,既有舊制度危機的特征又具備新式經濟危機的特點,他認為經濟的困難是政府成為社會各階層責難的對象,最終引發革命(Ernest Labrousse,“1848-1830-1789:Comment naissent les révolutions”,Actes du Congrès historique du Centena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Paris,1948);哥德肖通過細致地爬梳1846-1847年法國西南地區的危機論證了這一時期的經濟危機是導致1848年革命的“罪魁禍首”(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Bibliothèque de la Révolution de 1848,Tome 16,1954);洛利則認為1848年革命并非饑饉導致,也不是財政政策的疏忽所致。革命爆發時,正是法國銀行業走向現代化的轉折點,銀行的破產、證券市場的崩盤和國庫的空虛導致工業危機和農業困難(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1848.Révolution et mutations au XIXe siècle,No.2,1986);貝爾熱和斯伯瑞統計和對比了這一時期英國、法國、普魯士和瑞典等國的谷物價格和制造業增長率,認為經濟的困境是促使革命爆發的主因,而非各種政治思想的博弈(Helge Berger and Mark Spoerer,“Economic cris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1,Vol.61,No.2).

      ②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Coll.“Que sais-je?”,Paris:PUF,1962,p.113.

      ③Betrand Gille,“Les crises vues par la press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1815-1848)”,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T.11,1964,p.22.

      ④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New York:Routledge,2003,p.33.

      ⑤根據《1808年5月18日敕令》,銀行的最高利率不得超過5%。參見:Recueil des lois et statuts relatifs à la Banque de France depuis 1800,Paris:Frère Plon,1851,p.47.

      ⑥Banque de France,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actionnaires du 25 janvier 1849,pp.9-10.

      ⑦Carole Christen,“La crise des Caisses d’épargne franaise en 1848”,Revue d’histoire du XIXe siècle,Tome 16,janvier 1998,p.60.

      ⑧Carole Christen,“La crise des Caisses d’épargne franaise en 1848”,p.63.

      ⑨Carole Christen,“La crise des Caisses d’épargne franaise en 1848”,p.73.

      ⑩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p.115.

      (11)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aris:Cours de Sorbonne,C.D.U.,1948,p.184.

      (12)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38.

      (13)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170.

      (14)Ernest Labrousse,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en France de 1815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p.174.

      (15)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p.119.

      (16)Philippe Vigier,La Monarchie de Juillet,p.117.

      (17)Histoire de cinq mois,depuis l’ouverture de la chambre 1847,jusqu’aux événements de juin 1848,Paris:Garnier,1849,pp.26-27.

      (18)Emmanuel Le R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Paris:Flammarion,1967,p.358.

      (19)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1848.Révolution et Mutations au XIXe siècle,No.2,1986,p.82.

      (20)Emmanuel Le R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p.376.

      (21)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p.95-96.

      (22)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p.95-96.

      (23)Paul Thureau-Dangin,Histoir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Tome 7,Paris:Plon,1892,p.26.

      (24)Emmanuel Le Roy Ladurie,Histoire du climat depuis l’an mil,pp.372-373.

      (25)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96.

      (26)Paul Thureau-Dangin,Histoire de la Monarchie de Juillet,p.26.

      (27)Ernest Labrousse,Le prix du froment au temps de la monnaie stable(1726-1913),Paris:S.E.V.P.E.N,1970,p.10.

      (28)Ernest Labrousse,Le prix du froment au temps de la monnaie stable(1726-1913),p.18.

      (29)Ernest Labrousse,Le prix du froment au temps de la monnaie stable(1726-1913),p.18.

      (30)Michel Chevalier,“Des forces alimentaires des états et de la crise actuelle”,Revue des Deux Mondes,Tome 18,1847.

      (31)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p.84.

      (32)Nadine Vivier,“Pour un réexamen des crises économiques au XIXème siècle en France”,Histoire & mesure XXVI-1,2011,p.143.

      (33)Anthony Rowley,“Deux crises économiques modernes 1846 et 1848”,p.83.

      (34)[英]波斯坦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7卷,上冊,徐強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339頁。

      (35)[英]波斯坦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7卷,上冊,徐強等譯,第339頁。

      (36)Jean Marczewski,“Le produit physique de l’économie franaise de 1789à 1913(Comparaison avec la Grande-Bretagne)”,Paris:Institut de Scicence économique appliquée,1965,p.XXIII.

      (37)Alphonse Thiers,Discours de M.Thiers sur le régime commercial de la France,Préface,Paris:Plon,1851,p.XXXIII.

      (38)Jacques Godechot,“La crise de 1846-1847 dans le sud-ouest de la France”,p.100.

      (39)Le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15 juillet 1848,No.84,p.447.

      (40)David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p.165.

      (41)Pierre Lévêque,Une societe provinciale:la Bourgogne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Paris: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83,p.194.

      (42)David Landes,The Unbound Prometheus,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Western Europe from 1750 to the Present,p.226.

      (43)Bertrand Gille,La sidérurgie franaise au XIX siècle,Genève:Droz,1968,p.55.

      (44)[美]哈羅德·詹姆斯:《家族企業》,暴永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5-25頁。

      (45)Bertrand Gille,La sidérurgie franaise au XIX siècle,p.48.

      (46)Maurice Lévy-Leboyer,“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résultats préliminaires”,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23[e] année,No.4,1968,p.788.

      (47)又名“柯布登—舍瓦里耶條約”(Traité Cobden-Chevalier).

      (48)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le 25 mai,1833,p.7.

      (49)Frank Dobbin,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The United-States,Britain,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96.

      (50)“Revue des travaux public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5,1845,p.64.

      (51)Yves Leclercq,Le réseau impossible:la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grandes compagnies ferroviaires et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n France,1820-1852,Genère:Droz,1987,p.70.

      (52)“Revue des travaux public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5,1845,p.63.

      (53)Yves Leclercq,Le réseau impossible:la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grandes compagnies ferroviaires et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n France,1820-1852,p.68.

      (54)Bertrand Gille,La sidérurgie franaise au XIX siècle,p.57.

      (55)Franois Caron,Histoire des chemins de fer en France,Tome 1,1740-1883,p.194.

      (56)Yves Leclercq,Le réseau impossible:la résistance au système des grandes compagnies ferroviaires et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n France,1820-1852,pp.195-196.

      (57)“La crise financière et commerciale”,Journal des économistes,avril 1848,pp.3-15.

      (58)Des Crises commerciales et leur retour periodique en France,en Angleterre,et aux Etats-Uni,Paris:Guillaumin,1862.

      (59)Helge Berger and Mark Spoerer,“Economic cris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p.306.

      (60)“Les chemins de fer et les voies navigable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2,1845,p.175.

      (61)聯合股份公司是一種服務于特定目標的資本聯合方式,這種目標一般體現在公司名稱之中,它還衍生出整個企業的各種活動目的。它的資本以具有名義價值的股票來代表。在法國,政府對這類公司的成立在管理方面的特點是,成立受到政府的控制,并且政府對它的經營與財務活動的監督極為頻繁。參見[英]波斯坦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7卷,上冊,徐強等譯,第439頁。

      (62)Franois Caron,Histoire des chemins de fer en France,Tome 1,1740-1883,p.195.

      (63)“Les chemins de fer et les voies navigable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No.42,1845,p.175.

      (64)Compte-rendu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u 20 juin 1846,Compagnie du Chemin de Fer de Saint-Etienne à Lyon,Exercice 18461 er semestre,Paris:Siège de la Société et Caisse centrale,1846,p.33.

      (65)Franois Caron,Histoire des chemins de fer en France,Tome 1,1740-1883,p.198.

      (66)Helge Berger and Mark Spoerer,“Economic crises and the European Revolutions of 1848”,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001,Vol.61,No.2,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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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周小蘭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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