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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黨的重要會議看中國共產黨治國之特點
2021年07月14日 10:19 來源: 作者:杜艷華 字號
2021年07月14日 10:19
來源: 作者:杜艷華

內容摘要: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治理國家的全部理論與實踐活動都與其召開的會議息息相關;黨的歷史上的重要會議充分印證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的軌跡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人類歷史進入政黨政治時代以來,政黨會議就成為國家治國理政的重要組成部分。會議在國家治理中具有普遍意義,不論是資產階級政黨還是無產階級政黨,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的會議,只是不同政黨及所舉行的會議在國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黨政分開,政黨會議主要是在其獲取執政地位,即在選舉這個環節發揮重要作用。與此不同,中國共產黨是為治國而生。中國特殊國情條件下形成的黨建國家模式,決定了政黨在國家治理中核心地位,進而決定了黨的會議在治國中地位突出。會議既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其治國的重要方式和途徑。中國共產黨誕生后治理國家的全部理論與實踐活動都與其召開的會議息息相關;黨的歷史上的重要會議充分印證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的軌跡。因而,考察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會議是認識和把握中國共產黨治國特點與規律的一個重要視角。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屬于黨本身召開的重要會議包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及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黨的代表會議、中央書記處會議等。其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在黨召開的各種會議中居統領性地位;又由于黨的組織覆蓋全國,黨員以組織的身份活動于國家治理的各個領域;加之黨的組織系統垂直性特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精神可以貫徹到國家治理的每個實踐環節。因此,本文主要以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黨的九大、十大不做具體研究;黨的其他會議有所涉及,但不作為重點——筆者注)為研究對象,探究總結中國共產黨治國之特點。在此應說明的是: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是為建立新國家做準備,而且還包含解放生產力的土地革命和局部執政,更有新國家藍圖的謀劃和如何建設新國家的戰略思考,因此,民主革命時期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理應屬于黨治國的范疇而成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全面分析考察中國共產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中國共產黨治國特點可以從以下五方面加以認識和概括。 

    

  一、舉什么旗幟和走什么道路始終處于治國方案首位 

  舉旗才能立道。旗幟樹立起來,國家治理走什么道路自然就會明確。旗幟鮮明、立場堅定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突出特點。這一點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文獻中可以獲得有力的佐證。 

  縱觀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歷史,在中國共產黨治國方案中,旗幟與道路始終處于核心地位,由此規約治國的方向。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全部理論和實踐實質都是圍繞如何救國和治國而展開。對于我們而言,治國的前提是將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腐朽統治下解放出來,朝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方向前進。例如,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明確規定:“(1)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為止;(2)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3)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4)聯合第三國際。”盡管這個綱領明顯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但其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向和目標是清楚的。從黨的二大開始到黨的七大,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并把具體的革命目標和未來的共產主義遠大目標結合起來。黨的二大綱領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中國共產黨為工人和貧農的利益在這個聯合戰線里奮斗的目標是:(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再如,黨的三大從宣言到陳獨秀在大會上的報告,都高舉反帝反軍閥旗幟,大會指出,“中國人民受外國及軍閥兩層暴力的壓迫,國家生命和人民自由都危險到了極點”,“我們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下工作的”。黨的四大最后提出的口號是,“打倒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推翻國內的軍閥”。黨的五大最后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軍閥及反叛的資產階級的反革命聯盟”。黨的六大通過的《政治議決案》規定中國革命現在階段政綱是“(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盡管黨的六大在理論上還存在某些脫離實際的內容,但反帝反封建的旗幟是鮮明的。從黨的七大開始,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理論上逐步走向成熟。同時,伴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發展,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之日起確立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初心”從未動搖。再如,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開篇即宣布:“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1956年9月,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在宣布我們黨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提出“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黨的八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正確地說明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正確地指出了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再如,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黨所以能取得上述許多方面的勝利,歸根到底,是由于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科學原理,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創造歷史的科學原理。”從黨的十二大開始,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大會主題的表述基本包含了旗幟和總任務兩大要素。例如,黨的十五大報告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不僅如此,黨的十五大報告還明確提出:“旗幟問題至關緊要。旗幟就是方向,旗幟就是形象。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另外,黨的十一大至十九大通過的黨章的總綱部分雖然在表達上有略有差別,但核心詞都包含“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中國共產黨治國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旗幟鮮明、目標明確,即始終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具備超強的政治定力,能夠成功應對治國理政中遇到的各種風險和考驗,這可謂中國共產黨治國之大道。 

    

  二、堅持治國的中心任務與整體布局相統一、現階段的奮斗目標與未來的遠大目標相統一隨著成長壯大和日益走向成熟,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的能力日益增強,思維更加縝密。 

  第一,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所涉及的范圍及內容看,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往往在確定當前中心任務的同時,又進行整體布局。例如,黨的一大、二大規定了黨的中心任務是組織開展工人運動,但也初步體現了革命的整體性思維。如果說黨的一大還沒來得及進行治國的整體布局,那么僅經過一年實踐探索,到黨的二大時情況就大不一樣了。目前我們看到黨的一大文件有四個,即《中國共產黨第一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和《廣州共產黨黨的報告》。而黨的二大文件則有十一件,即關于“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關于議會行動的決案;關于“工會運動與共產黨”的議決案;關于少年運動問題的決議案;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關于共產黨的組織章程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這些文件不僅規定了有關開展工人運動的內容,還包括“民主的聯合戰線”、議會行動、少年運動、婦女運動等方面的具體行動方案。在社會主義時期,黨的每一次代表大會都會在總結過去經驗并分析現階段面臨的新形勢基礎上,提出黨的中心任務,同時圍繞中心任務進行整體性的戰略布局。例如,黨的十四大指出:“我們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最根本的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加快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同時,要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社會全面進步。”于是,大會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任務,就如何加速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提出了必須努力實現關系全局的十個方面的主要任務。此外,還基于對國際形勢的分析提出了具體的對外政策;對加強黨的建設和黨的領導也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再如,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在本世紀頭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同時,大會還根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從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等十個方面做了具體規劃。此后,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圍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進行國家治理整體布局,其中包括“四個全面”和“五位一體”的戰略布局。黨的十九大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口號下,從十四個方面闡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略;同時,還從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出發,就如何貫徹新發展理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動文化繁榮,提高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等十三個方面做了具體規劃。這就構成了十分完整的治國藍圖,滲透了“治大國若烹小鮮”的思維邏輯。 

  第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及大會上通過的黨章內容表明,中國共產黨始終將治國的現實目標與遠大目標有機統一起來。所謂現實目標,就是一個時期或一個歷史階段要達到的目標,而遠大目標就是共產黨人所堅信的共產主義理想。正如習近平所說,“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叫共產黨,就是因為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把共產主義確立為遠大理想”。如前所述,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每一次代表大會都沒有離開反帝反封建這一主題,而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目的就是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社會主義國家,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目標。中國近百年來歷史證明,這是共產黨人始終不變的初心。事實上,黨的二大制定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是中國共產黨堅持治國的現實目標與遠大目標有機統一的典型案例。從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的文件看,除了黨綱黨章,所有內容都是一定時期或一定歷史階段的治國規劃。例如,黨的六大文件數多達26個,其中涉及政治、軍事、土地、職工運動、民族問題等;黨的七大文件包括毛澤東的《兩個中國之命運》《論聯合政府》;朱德的《論解放區戰場》;周恩來的《論統一戰線》;劉少奇的《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等。顯然,這些文獻的具體內容與黨章相呼應,充分展現了黨的現實目標與遠大目標的有機統一。同樣,社會主義時期黨的代表大會的文件也是不同時期黨治國的整體謀劃。如果分析黨的十一大至十九大通過的黨章,再對應地看黨的代表大會報告的主題,現實目標和遠大目標有機統一的特色更加清晰。黨的十一大以來的黨章總綱部分雖然在表達上略有差別,但核心詞都包含“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而黨的代表大會的主題則直接展現了現階段治國的目標。如,黨的十二大報告主題是“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黨的十三大報告主題是“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報告主題都包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從黨的十六大到黨的十九大報告,主題沒有離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第三,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與黨的其他會議的邏輯關系,決定黨的治國方案具有與時俱進、逐步完善,再到整體性謀劃的特點。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統領下,從中央全會到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以及特殊條件下特別會議的設置及邏輯關系看,治國方案設計具有層層遞進和及時調整、不斷完善的特點。這使治國總體目標的實現得到具體規劃的有力支撐。例如,黨的十二大提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為此,黨堅持沿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方針路線前進,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為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1984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就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對于貫徹落實黨的十二大精神,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發揮了重大作用。再如,黨的十四大提出了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為落實十四大精神,1993年黨的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討論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干重大問題,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出了十分具體的規劃,由此推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如此等等,無不展現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的獨特邏輯。另外,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召開的特別會議有力應對了各種新問題,保證治國方針、政策、路線調整及時,防止因某種失誤而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這一點,在民主革命時期表現尤為突出。例如,1927年的八七會議、1935年的遵義會議都是有力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人在治國方面既具有整體性的戰略思維,又不乏對具體方案的縝密思考,做到了治國的中心任務與整體布局相統一、現階段的奮斗目標與未來的遠大目標相統一。這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一個突出特點。 

    

  三、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 

  近代中國先進分子創建共產黨的目的在于救國救民,即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 

  第一,一切為了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是黨的會議文件的精髓。民主革命時期,黨的會議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其目的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和封建剝削制度,將人民從水深火熱中解救出來。黨的一大綱領開明宗義: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同時明確提出消滅私有制。黨從一大到七大,始終圍繞反帝反封建的任務進行部署,這是一切為了人民的有力詮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從黨的八大提出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黨雖然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中走了彎路,但最終依然回歸到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來。一切為了人民、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是黨的會議的精髓。例如,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指出:“黨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因此,必須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地和不斷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而這也是提高人民生產積極性的必要條件。”再如,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斗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從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到黨的十九大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無不證明了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如果觀察黨綱與黨章合并的黨章(從黨的七大黨章開始),其黨綱部分都包含“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或“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的內容。盡管隨著歷史條件變化和黨章的修訂語言表述上略有不同,但立黨為公、立黨為民的核心內容始終不變。 

  不僅如此,中國共產黨還堅持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檢驗自己治國水平的重要標準。自從1992年鄧小平提出檢驗黨的工作“三個有利于”的標準以來,黨的歷次代表大會總結過去的工作內容都包含一個重要指標,即以實際數據說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和提高的程度。例如黨的十四大報告在總結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工作時,把“十一億人民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正在向小康邁進”作為衡量黨的工作的重要指標,報告指出,這十四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十四年,因此,黨贏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城鎮居民人均生活費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百分之七點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實際增長百分之五點七,是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市場商品豐富,人民的衣食住用行條件明顯改善。城鄉居民儲蓄大幅度增長。全國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三千二百萬。”黨的十五大以來,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總結過去5年工作的一個重點,就是闡述人民生活水平變化的情況。例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城鄉居民收入穩步增長。城鄉市場繁榮,商品供應充裕,居民生活質量提高,衣食住用行都有較大改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成效明顯。‘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基本完成。”黨的十九大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確立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得到一進步凸顯和升華。 

  第二,堅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依靠人民的力量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會議文件的顯著特點。事實上,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本身就是依靠人民治國理念的展現。毛澤東曾指出:“我們共產黨員,無論在什么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眾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從黨的一大規定黨的中心任務是發動工人運動起,黨的代表大會出臺的革命方案,就將發動群眾的范圍逐步擴展到農民運動、婦女運動、青年運動、兵士運動、統一戰線工作等。黨的一大提出要“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黨的二大文件寫道:“向中國全體被壓迫的民眾高聲喊叫道:一齊來和集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的工人和貧農共同奮斗呀!”毛澤東在黨的七大的開幕詞中指出:“我們的任務不是別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黨帶領人民一起奮斗的結果。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主張的實現,都要通過黨的組織和黨員在人民群眾中間的活動,都要通過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的自覺的努力。”“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再如,黨的十二大報告最后借用列寧的話說:“生氣勃勃的創造性的社會主義是人民群眾自己創造的。毫無疑義,沒有億萬群眾的高昂的勞動熱忱,沒有成千上萬個生產單位的首創精神,沒有各地方、各部門的積極奮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蓬勃發展是不可能的。”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的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偉業。”  

  總之,人民至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治理國家,這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硬道理,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更是中國共產黨治國之道的精髓。 

    

  四、堅持國家治理的繼承性與創新性有機結合的思維方式 

  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及國家治理的艱巨性,中國共產黨欲達到治國的目標需經歷長期探索和“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性過程,加之中國共產黨是長期連續執政的黨,治國的思想理論和方案始終處于“變與不變”的狀態。堅持繼承性與創新性相結合的思維就成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的又一突出特色。 

  第一,縱觀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的歷史,雖然代際交替自然持續,每一代領導集體面對的時代條件和治國任務不同,國家治理理論與時俱進,國家發展日新月異,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的主義和奮斗目標始終不變,歷代領導集體之間治國理念相互銜接,充分體現了延續性和繼承性。例如,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此后,歷代領導集體都堅持這面旗幟。再如,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創立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以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是歷代領導集體所堅持和掌握的武器,如此等等。如果說,我們黨治國成功的一個重要支點在于理論創新,那么這種創新不是顛覆前人的思想遺產,而是在前人探索的基礎上發展創新。如黨的十四大報告在總結經驗時所指出的,“十四年來,我們從事的事業,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中國共產黨治國理論發展的繼承性做了總體概括,“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特別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在繼承的前提下不斷創新,才取得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輝煌成就。這一特點在黨的代表大會的文件中處處可見,也是中國共產黨連續執政和中國政治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從黨的會議內容看,在面對不斷變化的新情況、新問題的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治國的路線、方針、政策、戰略、路徑等不斷調整、更新和完善。這一特點主要表現在:一是在探索中逐步解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以及在自我糾正錯誤的條件下獲得發展和進步。例如,從黨的一大宣布中國共產黨成立,到黨的二大合作統一戰線;黨的六大關于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分析;黨的七大路線及關于提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主張,都清晰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革命道路過程中的理論創新。再如,從黨的十二大到黨的十九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和理論體系的形成,其中包括改革開放的思想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生態文明建設、“一帶一路”倡議等,無不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不斷超越前人、勇于探索的偉大氣魄。二是黨的許多會議都直接強調從中國實際出發,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例如,從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如果說中國革命道路是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不斷創新的成果,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更是理論創新的結晶。我們知道,從黨的十二大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開始,黨的歷次代表大會實質都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九大形成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可謂水到渠成。三是黨的會議在理論創新上(除個別會議,如黨的九大、黨的十大外)呈現出與時俱進和層層遞進的態勢。例如,黨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局面”這一新的偉大任務,相應提出了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具體方針,即實施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以及對外開放等。此后,經過5年的探索,正如黨的十三大報告所總結的,“十二大以來,黨中央召開了七次全會和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就一系列重大問題及時作出正確決策,有力地推進了改革和開放,加強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而黨的十三大在理論上又一個重大突破就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還進一步提出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等一系列創新理論。到黨的十四大時,就在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等九個方面形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和總體框架;此后,經過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理論創新,黨的十九大就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如果從治國具體戰略規劃的變遷來看,這一特點就更加鮮明。例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發展戰略部署上,是從“兩步走”到“三步走”;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提出,“從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紀末的二十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翻兩番”,“為了實現二十年的奮斗目標,在戰略部署上要分兩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礎,積蓄力量,創造條件,后十年要進入一個新的經濟振興時期”。而黨的十三大報告根據黨的十二大以來的發展實際提出了“三步走”戰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經濟建設的戰略部署大體分三步走。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這個任務已經基本實現。第二步,到本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個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然后,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前進”。在社會發展目標上,黨的十六大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黨的十七大則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黨的十九大就提出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在國家治理的協調發展戰略方面,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兩個文明”思想,即“我們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又加進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內容,由此形成了三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再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則在三位一體的基礎上,增加了“建設生態文明”的內容,形成了“四位一體”戰略。黨的十八大報告對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又做出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如此等等,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依靠理論創新來治理國家的突出特點。 

  堅持國家治理的繼承性與創新性有機結合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智慧及特色之一,也是其成功治國的一大關鍵。 

    

  五、始終堅持治國與治黨的有機統一 

  會議作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的重要方式,蘊含了中國共產黨治國的奧秘和邏輯。這其中最突出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始終堅持治國與治黨的有機結合。這既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特色,也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一條重要規律。 

  第一,從形式上看,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不僅有關于治國的具體方案出臺,而且關于治黨的章法也在不斷更新。其中,《黨章》作為黨的根本大法,是治黨的最高準則。除了黨的一大的黨綱和黨章是合并的形式外,從黨的二大開始,歷次黨的代表大會都有新黨章出臺,這是治國與治黨有機統一的鮮明例證。 

  第二,黨的代表大會文件的內容也充分體現了治國與治黨有機統一的邏輯。例如,許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報告除了包含治國的具體方案外,還包含黨如何加強和改善領導以及如何進行自我革命的具體內容。有的會議文件將黨的建設問題放在前面,有的放在后面。例如,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中指出:“完成這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我們黨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就會更加明確,黨的建設就能夠更加適合新的歷史時期的需要,黨的最高領導層就能夠實現新老合作和交替,成為更加朝氣蓬勃的戰斗指揮部。”再如,黨的十三大報告的第六個部分,即“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就如何加強黨的建設做了專門闡述。黨的十三大后,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有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專門論述。 

  第三,黨的代表大會以及其他重要會議本身,實質也是黨實現“四個自我”的重要平臺或關鍵環節。如果說黨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會議本身也是中國共產黨治黨的一種形式,屬于治黨的范疇。對此,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出發加以認識。 

  一是黨的會議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從而保持了黨的高度團結和統一。毛澤東曾說:“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會議作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的形式,最大的優勢在于能夠實現民主與集中的有效統一。會議既有利于集中全黨的智慧和集中統一領導,也有利于發揚民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以民主的形式選舉產生黨的各級領導機構;黨的代表大會在廣泛聽取黨代表意見的基礎上制定治國方案。另外,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等同樣體現了民主與集中的統一。例如,遵義會議就是因為實施了民主集中制,才順利實現了軍事和組織路線的調整,實現了黨的歷史的一次重大轉折。黨的七大被稱為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就在于“大會中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經過說明已經歸于一致了;過去中央路線和個別同志領導的退卻路線之間的分歧,也已經解決了,表示了我們的黨已經團結得很堅固”。 

  二是黨的會議推進了黨在理論上逐步走向成熟,展現了黨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特點。可以說,黨的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是我們觀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節點和依據。如前所述,一大黨綱表明當時黨還在探索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但黨的二大通過的民主革命綱領就產生了飛躍式的進步,而黨的三大、四大至七大,黨對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逐步給予了正確回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將歷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除了黨的九大、十大外)關聯起來觀察,便可清楚地看出我們黨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中與時俱進且日益走向成熟的特點。例如,黨的十一大對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性等問題的認識有了很大進步,黨的十一大報告指出:“迅速發展生產力,使社會主義制度獲得日益增強的物質基礎,推動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發展和變革。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最后達到消滅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黨的十二大以來,經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創新,黨掌握了這一打開通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鑰匙,黨的十四大則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特色的重大理論,以及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框架;此后經過黨的十五大的發展,到黨的十六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基本形成,再經過黨的十七大和黨的十八大的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形成完備的體系。 

  三是黨的會議直接糾正了黨所犯的錯誤,凈化了黨的機體,保持了黨的先進性。例如,1927年黨在緊急關頭召開的八七會議雖然產生了“左”傾情緒,但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八七會議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績的。它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地糾正了和結束了陳獨秀的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屠殺政策的總方針,號召黨和人民群眾繼續革命的戰斗,這些都是正確的,是它的主要方面”。在土地革命戰爭的十年內,黨又連續犯了“左”的錯誤。其中,從1931年的六屆四中全會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這一期間所犯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遵義會議成為黨的歷史上一次重大轉折的標志,就在于結束了王明“左”傾錯誤在黨內的長期統治,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再如,黨的七大召開時,大會會場墻壁兩側張貼的標語就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雖然走了彎路,但所犯錯誤都是靠黨自己糾正的。例如,黨的十一大對林彪“四人幫”進行了深刻揭露和批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可以說是黨自我糾錯的標志性文件。正如黨的十二大報告所指出的,“我們黨在領導人民完成歷史性偉大轉變的過程中,本身也經受了考驗和改造。黨為端正黨風作了大量工作,逐步恢復優良傳統,正在斗爭中鍛煉得更加成熟和堅強”。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大黨老黨,能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在于具備憂患意識,時刻能夠自我糾正錯誤。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以不同層次的會議發揮其不同功能,特別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定期召開,通過實施民主集中制原則,發揚黨內民主,集中全黨智慧,及時制定和不斷發展完善治國方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治國理念、治國模式。中國共產黨以會議治國的方式,既保證了國家的政治穩定,又逐步推進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而推動國家日益發展。 

作者簡介

姓名:杜艷華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徐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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