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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南渡時期士大夫的居所書寫
    2021年07月16日 09:57 來源:《江海學刊》2019年第2期 作者:劉幗超 字號
    2021年07月16日 09:57
    來源:《江海學刊》2019年第2期 作者:劉幗超
    關鍵詞:南渡;士大夫;居所營建;居所書寫

    內容摘要:宋代南渡后,“退居”普遍存在于士大夫生平履歷中,自行擇地、營建住宅成為不少退居士大夫的居住選擇。南渡士大夫營居地址選擇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并有從流寓向定居過渡的趨勢。南渡時期士大夫居所書寫具有世俗性和超越性,是士大夫審美情趣的外化體現。同時居所書寫也折射出士大夫群體徘徊于江湖、魏闕之間的矛盾心態,凝聚了他們關于個人與國家、社會關系的思考,對士大夫群體研究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南渡;士大夫;居所營建;居所書寫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宋代南渡后,“退居”普遍存在于士大夫生平履歷中,自行擇地、營建住宅成為不少退居士大夫的居住選擇。南渡士大夫營居地址選擇呈現出多元化的傾向,并有從流寓向定居過渡的趨勢。南渡時期士大夫居所書寫具有世俗性和超越性,是士大夫審美情趣的外化體現。同時居所書寫也折射出士大夫群體徘徊于江湖、魏闕之間的矛盾心態,凝聚了他們關于個人與國家、社會關系的思考,對士大夫群體研究有重要意義。

      關 鍵 詞:南渡/士大夫/居所營建/居所書寫

      作者簡介:劉幗超,上海師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創新團隊成員,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一直以來,在朝與在野、為官與閑居是科舉士大夫最為常見的兩種生活狀態,不少士大夫在這兩種生活狀態的轉換中,度過了自己的一生。南渡前后是兩宋歷史上最為動蕩、波折的時期,元祐、新黨之爭未平,和戰守之議又起,朝廷政策的轉變,經常導致大批官員職位變動。而在紹興和議形成之后,代表最高統治者意志的宰相對士大夫展開了新一次的大規模清洗。據學者統計,宋高宗朝,祠官總數已逾千人,與三省吏人數相當①。“退居”存在于許多士大夫的生平履歷中②,對他們的生存狀態、文學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基于經濟能力、生活理念的差別,南渡時期的退居士大夫或選擇寓居,或自行購買土地,營建住宅,后者的自由度更高,個性化也更強。而在針對南渡士大夫營居情況的研究中,個案分析居多,趨勢描述較少,研究者將關注點放在了重要作家自行營居的情況,以及退居生活對創作的影響方面,對士大夫營居地選擇、營建、書寫的綜合性研究不夠③。本文試圖彌補這一空缺,對南渡士大夫的居所營建和書寫情況進行全面描繪,并對其中體現出的士大夫審美情趣、個人心態展開分析和探討。

      營居地址選擇的多樣化與“過渡性”

      出于種種考慮,南渡士大夫的營居地選擇呈現出多樣化傾向,其中比較常見的,一是營居于故里,二是選擇南渡后遷入地。先看前者,占籍建州崇安的劉子翚,辭官后歸隱武夷山,筑宅于潭溪;占籍無錫的錢紳退居無錫漆塘山,并營有宅所;占籍雙流的詩人郭印營宅于云溪,雖不知具體地址,但根據郭印一生活動軌跡都在巴蜀之地的事實,“云溪”即便不在其出生地,也相距不遠。另外,紹興年間奉祠的孫覿、程俱、劉一止,斥和議被罷官的馮時行等人,也都返還故里,筑宅而居。有的士大夫營居于祖籍所在地,雖然也屬于“故里”,卻并非生長地。葉夢得從徽宗朝開始筑居卞山石林,先后持續二十余年,卞山地屬湖州,乃葉氏祖輩之故鄉。據明代葉盛《水東日記》卷一八,葉夢得曾為《湖州葉氏族譜》寫過前、后兩敘,文中稱,葉氏有縉云(居處州)、烏程、長洲(居蘇州)三大支系④,夢得七世祖葉彪從縉云遷居烏程,曾祖葉綱葬于蘇州寶華山,所以出生于蘇州,政和年間,葬其父于卞山,因家焉⑤。又如李彌遜出生于蘇州吳縣,因不附秦檜和議,紹興九年(1139)出知漳州,十年奉祠,歸隱福建連江西山。在《跋筠溪圖后》中,他寫道:“李子倦游,歸自秣陵,至連江曰,吾祖之舊隱也,遂家焉。得湖陰依山之地百畝,可佃可漁,因以筑室。”⑥退居地亦為祖籍。

      靖康之變后,中原淪陷,為躲避金人,建炎年間高宗數次南逃,路線大致是揚州—建康—鎮江—常州—平江—秀州—杭州—越州—明州—臺州—溫州,朝廷規定,隨從避敵的士大夫可以在明州、越州、溫州、臺州“從便居住”⑦,所以呂頤浩、朱勝非、謝克家、范宗尹等宰執都在臺州營有居所,較知名的當屬呂頤浩的退老堂,堂成之后,呂頤浩曾經邀請名臣、名士題詩唱和,蔚為大觀。也有當時即在南方任職的士大夫,諸如向子諲在《西江月》的詞序中寫道:“政和年間,卜筑宛丘,手植眾薌,自號薌林居士。建炎初,解六路漕事,中原俶擾,故廬不得返,卜居清江之五柳坊。”⑧政和年間,向子諲曾任咸平知縣,忤上憲,勒停貶官,應該是之后才前往宛丘。又據王庭珪所作《故左奉直大夫直秘閣向公行狀》:“靖康元年,淵圣皇帝覃恩,轉通直郎,六月,丁少師憂。少師晩年不樂處京師,市第于宛邱,未及徙居而少師捐館。”⑨“向公”是向子諲之弟子忞,“少師”指向子諲之父向宗琦,宛丘是向父晚年選定的卜居之地,那么向子諲在此筑宅,大概還有侍親之目的。南渡后,宛丘淪為敵土,向子諲便選擇清江五柳坊作為新的居所。宋室南渡后擇地另居的還有李綱,宣和二年,李綱自南劍州貶所北歸,三年夏,與家人同歸無錫梁溪,閏五月,其父李夔逝世,居家丁憂,始筑室于梁溪。梁溪宅成后,李綱未嘗安居,便被召入朝廷⑩。經歷了第一次金兵入侵、京城保衛戰、外放,建炎元年,李綱出任南宋首任丞相,七十五日即罷。當年十月,落職,鄂州居住;二年,授單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紹興元年三月提舉臨安洞霄宮,回閩,居福州天寧寺。紹興年間李綱幾度浮沉,閑居之時皆在福建,其間不僅對天寧寺僧舍有所修繕和增益,還建造了小圃、茅齋等(11),亦可算作“自行營居”。

      此外,有些士大夫的退居地選擇與仕宦因素有關。胡安國本是建州崇安人,嘗提舉湖南學事,其間講學于衡陽南岳,后營宅居之,其子胡寅、胡宏退閑時也居于此。另外兩位筑居湖湘的韓璜、向子忞與胡氏父子都有密切的關系。據《宋元學案》,韓璜曾經跟從胡安國講學,與胡寅尤善。之后,韓璜因忤秦檜離開朝廷,便“筑室衡湘,致堂與向秘閣宣卿時相過從,稱三友”(12)。可知他筑居于此,應該是出于友人間的志趣相投。向子忞起初前往湖湘是為了尋找失散的親人,前引王庭珪《向公行狀》記載:“明年(按,紹興元年)兼管內安撫使。公自遭宛丘家禍,忠毅公有子沈為給事胡公安國婿,從寓湖南,不知存亡,丐守道州,從之。”“宛丘家禍”指建炎二年,金兵攻破淮寧府,知府向子韶(子諲、子忞兄)罵賊而亡,一并遇害的還有其弟子褒、子家兩家人,向子韶被追謚為“忠毅”,故稱“忠毅公”。向子韶之子向沈跟從胡安國寓居湖南,不知死生,所以向子忞才申請出守道州,以便尋侄。之后,向子忞仕途蹭蹬,胡安國為之辯誣,無果,“公知道之不可行也,胡公亦自瑣闈出,乃相從隱居衡岳山中讀書,授左氏春秋學”,紹興十年,子忞以職事落職,“復歸衡岳之下,與侍郎胡公寅、諫院韓公璜為方外之游,不復有仕進意”,故而“十九年間四領宮祠”(13)。從現存詩作看,胡寅、向子忞、韓璜不僅互為居所題詩作文,且共同出游、研討學問,體現了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文雅化。

      周紫芝的情況也類似,周乃宣州宣城人,紹興二十一年(1151)五月出知興國軍,任滿,奉祠居九江,九江在當時隸屬江州,與興國軍毗鄰。據他自述:“故人喚我廬山住,欲買茅椽近廬阜。”(14)是與朋友一起買地濂溪,結廬而居。濂溪是周敦頤舊隱之地,白居易也有廬山草堂,能在前賢居住過的地方營宅,周紫芝有種榮幸感和愉悅感,所以在想象退閑生活時,都是“先生不管醉尉呵,柱杖尋游繞山去”之類的輕松語調。

      研究者曾經提到,北宋士大夫偏愛“寄居”,即在做官的地方買地置產,退閑之后,便居于其中,很少返回故里;而南宋士大夫對家鄉有更深的依戀,無論在外做官多久,離職之后,基本選擇回鄉。本文論及的南渡士大夫在時間上處于兩宋之交,居住狀況也呈現出由流寓向定居過渡的傾向。首先,依然有士大夫選擇在為官之地(或附近)營產,但較前代已有所減少。與北宋士大夫的流動性寓居相比,如非特殊原因,南渡士大夫在退閑之后,會返回自行營建的居所中繼續居住。像胡安國選擇的衡陽,雖然只是曾經為官、講學之地,但幾次退閑都居住于此。其次,由于客觀因素的影響,南渡士大夫未必能夠回鄉定居。中原淪陷后,占籍北方者只得在南方重尋住處,而占籍南方的部分士人也未必返回生長地。像李綱生于華亭,長于無錫,南渡后筑居福州,靠近祖籍地福建邵武;李彌遜生于蘇州吳縣,紹興和議后居于福建連江(祖籍地)。蘇、錫依舊屬于南宋疆域,二人卻選擇了福建,大概與距離、安全因素有關。李彌遜退居之前知漳州,本身就在福建境內;李綱從嶺南貶所北歸,到福建路程更短。另一方面,福建遠離前線,加之三面環山,地形崎嶇,如同天然的防御屏障,不易為兵火殃及。因而,福建路在南渡后地位大大提升,甚至一度成為行都的候選地址(15),是更好的居住選擇。第三,南遷士大夫的寓居地逐漸成為子孫的久居地。如韓元吉南渡后先寓居福建邵武,后遷入江西信州,其子韓淲入仕不久便返回信州閑居。邵伯溫宣和年間入蜀,居犍為,其子邵溥、邵博退閑時亦居于此。隨著時間流逝,南遷“寓居”士大夫的身份逐漸轉為“鄉居”,對遷入地的歸屬感也慢慢增強。可見,南渡士大夫的確是承前啟后的過渡者,影響了南宋士大夫的居住狀態和居所選擇。

      世俗生活與詩意棲居:居所書寫的兩個層面

      關于居所營建之過程、亭臺樓閣之題名、人在居所中的生活狀態等方方面面,士大夫創作了多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如詩歌、記、序、上梁文等,我們不妨稱為“居所書寫”。居所既是身之所寄,又是心之所歸,士大夫的居所書寫,也體現出世俗性與超越性并存的特點。

      首先來看世俗性的第一個方面。上文提到的不少居所都屬于一個家族,而非個人:有的是父輩開始營居,子孫繼承完善,比如胡安國與胡宏、胡寅父子,胡安國營居于衡陽南岳,胡宏、胡寅兄弟在紹興和議后也退居此地。有的是家族成員聚居,比如李綱梁溪居所中有“棣華堂”,“棣華”出自《詩經·小雅·常棣》篇,喻兄弟。李綱兄弟共四人,綱居長,二弟李維(字仲輔),三弟李經(字叔易),四弟李綸(字季言)。從李綱的不少作品可知,四兄弟政見相似,感情篤厚,時有唱酬寄贈。南渡士大夫多受戰火波及,有些人甚至是死里逃生,因而他們分外注重家族成員間的團聚和平安,相關青詞、上梁文也傳達了類似的祈愿。孫覿《新居醮謝青詞》云:“俾同袍之兄弟,共臻黃發之期;遂邀福于子孫,永保青氈之舊。”(16)希望兄弟長壽康健,子孫福澤綿長。周紫芝《九江新居上梁文》云:“不謂天心,偶如人意,當生生世世永無萍梗流轉之憂,令子子孫孫常享國家平治之福。”(17)希望子孫后代免于漂泊流離之苦,國和家興。劉子翚《屏山新居上梁文》云:“伏愿上梁之后,人安土著,歲樂金穰,干掫不施。”(18)期盼土地豐收,衣食無憂,生活安定。話語平淡質樸,心意卻真摯而迫切,充分體現出世俗人情的色彩。

      世俗性的第二個方面,是指士大夫親自參與到田園勞作中,并以之為樂。在科舉制社會,能否通過激烈的競爭進入仕途具有不確定性,本著現實理性的精神,宋代士大夫更傾向于耕讀傳家的營生方式,詩歌也多表達躬耕之愿。朱翌《買田潼溪》云:“潄石枕流新夢想,帶牛佩犢老生涯。”(19)郭印《次韻杜安行嘉陵春日書事十首》(其八)云:“彭澤非難學,菟裘且旋營。樂哉莘野趣,功業在深耕。”(20)呂頤浩《次朱通判敦儒韻》云:“腐儒奮跡自耕耘,冒玷臺衡力不任。”(21)有的士大夫則將這種心愿變為現實,劉子翚《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絕》(其八):“春來太半在農疇,邂逅相逢皆飲流。貪看暮煙馳萬柳,不知明月上前洲。”(22)揭示了作者忙碌而充實的春耕生活。鄭樵生平大部分時間隱居于夾漈山中,耕讀不輟,他作有《負耒歌》和《插秧歌》,將平凡的勞動過程以詩意的手法表現出來。此時創作田園農事詩數量較多的是曹勛,其《松隱文集》卷二一、卷二二均為“山居雜詩”,計180首,有二十余首描繪了田園勞作,超過九分之一。詩歌包含了大量生動鮮活的勞動細節,以下不妨舉出幾例:

      孟夏物物茂,瓜瓠先置架。引苗上扶疏,須蔓競纏掛。白花亦已出,青實旋造化。會喜園枯時,匕箸不增價。

      ——其三(卷二一)

      高原收菽麥,下田插禾秧。田頭與地尾,一一意所量。躬耕辨好怯,擇種均豐荒。所以終歲間,食米不及糠。

      ——其二十六(卷二二)(23)

      第一首詩細致地描繪了瓜蔓爬架之情景,先置架,后引苗,白花出,青實可期,之后枯萎的藤蔓可以作為“匕箸”,充滿畫面感。第二首則儼然一位田間勞作專家:善擇地、會擇種、巧耕作才能豐收,終歲之間“食米不及糠”。顯然,作者有一定的農業知識,對田園生活的理解也比較真實具體,所以更能體察農民的心態和生存困境。在一首憫農詩中他寫道:“大麥未救饑,小麥漸擢芒。此時農夫嘆,政阻接青黃。多畏頻雨澤,只欲暄晴光。農安吾亦安,朝夕祈蒼蒼。”(24)每年青黃不接之時,農民總是格外的憂慮,他們盼望天氣晴朗,生怕淫雨不止,影響收成,以至溫飽難繼。基于共情之體驗,作者也為他們向上蒼祈福,保佑風調雨順,耕種順利,筆觸細致動人。

      世俗生活之外,南渡士大夫亦有超越性的追求,希望“詩意棲居”。正如周紫芝《九江新居上梁文》所說:“孔方兄不至絕交,管城子時求入室。”“洛鳧飛鷺,同為笠澤之游;稚子老妻,共作鹿門之隱。”物質基礎與天倫之樂固然是生活之必需,但精神世界的滋養、超功利性的樂趣同樣不可或缺,只有兩者并重,才能實現身心圓融。士大夫非常注重生活環境的選擇和景觀營造,這是實現自然境界與人文意蘊交融的重要方式。向子諲的一首《鷓鴣天》詞序云:“舊史載白樂天歸洛陽,得楊常侍舊第,有林泉之致,占一都之勝。薌林居士卜筑清江,乃楊遵道光祿故居也,昔文安先生之所可,而竹木池館亦甚似之,其子孫與兩蘇公并從游,所謂百花洲者,因東坡而得名,嘗為絕句以紀其事,復戲廣其聲為是詞云。”(25)清江薌林乃楊遵道故居,景致清幽,亦為蘇洵所喜,楊氏子孫與二蘇交往,“百花洲”之名出自蘇軾絕句。不僅如此,詞序還隱含了薌林與洛陽香山間的關聯,那就是前任主人姓氏相同,景致“占一都之勝”,園林建筑的布置也相仿佛。通過居所相似性的找尋,作者進一步發掘出個人與白居易生平經歷的相似處:“丘壑有深情,市朝多見忌。杭州總看山,蘇州俱漫仕。”(26)二人有情于山水而不容于朝廷,宜老于山林,不宜立于廟堂。向子諲還為所處之坊取名“五柳”,上梁文曰:“坊名五柳,仰陶令之高風;洲號百花,乃東坡之遺事。”(27)通過有意的“選”和“造”,他將陶淵明、白居易、楊遵道、蘇軾等人串聯起來,使居處不僅有秀麗的自然風光,更富文化底蘊。

      有的士大夫未必能選得名園故址,然而依靠“造景”也能形成清幽脫俗之境,映射出高潔人格。劉子翚的潭溪居所有海棠洲、橘林、蓮池、桂巖、百花臺、酴醿洞,這些自然意象充滿了地域特色,明艷可愛;又有醒心泉、宴坐巖、意遠亭等表達超越之意景觀。作者徜徉其間,或游憩,或宴坐,或欣賞自然之景,沉浸其中;或思考天人之際,超脫塵外,對身心都是一種滋養。郭印自營云溪,《云溪雜詠》序描述道:

      亭曰雙清,以其面揖清流,腋背叢篁也;橋曰浮翠,以其篬筤拱衛,下跨長溪也;齋曰虛舟,以其二水夾流,如片帆之泛湖海也。野望空曠,遙岑隱隱,則曰遠色閣;舂輪日飛,汀鷗時下,則曰忘機臺;沉潭不流,神物屢見,則曰龍淵;地勢突起,植蕙滋蘭,則曰蘭坡。(28)

      此地有遠山叢竹,又有流水深潭,作者建齋起居,又因山坡之地形種植蘭蕙,雖是人造園林,也清曠明麗,風景怡人。以“虛舟”“忘機”名齋、名臺,既與建筑所處的自然環境有關,又是摒棄機心、寄情山水的個人襟抱寫照。

      由上可知,“選景”和“造景”既是為了欣賞自然,也是為了表達己意;既是對居住環境的挑剔,也是個人節行操守的折射。自然從被欣賞的客體上升為構成意境的主體,與營居者之間存在密切的互動。李綱在梁溪居所種植松、竹、蘭、菊,目之“四友”,它們的自然特征可以用來比喻君子德行,與之為友是對個人品格的期許和驕矜。李綱為松命字“歲寒”,贊曰:“霜霰既零,草木殄瘁。惟茲歲寒,獨立不改……”是挺立不屈的君子人格的寫照。為竹命字“虛心”,贊曰:“君子學道,其心貴虛。此君之心,一物本無。勁節堅竦,清影扶疏。劍拔環侍,十萬丈夫……”(29)翠竹“虛心”之特征給學道者以啟示,加之堅韌有節,象征著君子堅持操守,百折不回。為蘭命字“幽芳”,取香遠益清之義,喻君子之德潛移默化,潤物細無聲。為菊命字“粲華”,這是陶淵明之最愛,象征著隱士的高潔、淡泊。我國的文化傳統中,一直不乏以自然喻德、與無情物為友的表述,從《論語》中的“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列子》中的“狎鷗者”,到陶淵明之“采菊”、孔稚圭的“兩部蛙”、周敦頤“愛蓮”,自然為人類品質的象喻化表達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南渡士大夫在追求詩意棲居過程中的書寫,成為這一傳統的體現和延續。

      倦于仕宦與不忘憂國:居所書寫中的個人心態折射

      在南渡士大夫的居所書寫中,有一個非常引人關注的現象,那就是以表現仕宦心態、處世態度的相關詞語作為居所題名。沉郁下僚的郭印將所居之堂名為“亦樂”,取窮通相等、貴賤無異之意,這可以視作窮賤之人的心理安慰。而一些身居高位的士大夫也對仕宦持有消極態度,葉夢得有“知止”“巖居”等亭,李綱梁溪居所有“中隱堂”“心遠亭”“濯纓亭”“拙軒”“吏隱軒”,呂頤浩臺州住所名為“退老堂”,向子諲清江薌林有“企疏堂”,等等。這些題名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直接表達歸隱的思想,如退老、巖居、中隱、吏隱。所謂“中隱”和“吏隱”,都是從中唐開始的一種關于士大夫生存狀態的獨特描述。西晉王康琚詩云:“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30)隱士或者棲身山林,潔身自好;或者身處朝堂、鬧市,依然能保持意志自由。但從白居易開始,“隱”有了新的方式途徑,其《中隱》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閑。不勞心與力,又免饑與寒。終歲無公事,隨月有俸錢……”(31)擔任只領俸祿而無差遣的閑職,既不脫離政治身份,也不深陷政治漩渦,游刃于仕隱之間,從容不迫。在“吏隱”的狀態下,士大夫不必過多擔憂生計,可以將更多的精力放在精神世界的完善和創造上,這更適合宋代士大夫的生活實際,故而深為他們所服膺。李綱的《中隱堂》詩便說:“不在山林不市朝,且將圖史當漁樵。”(32)另一類是借用典故表達,如“知止”“濯纓”“企疏”。“知止”出自《道德經》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企疏”意為企及二疏,西漢疏廣、疏受叔侄官至太子太傅、少傅,在任五年,太子進步明顯,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后悔,豈如父子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33)遂上書乞骸骨,還鄉終老。二人也是“知止”思想的具體實踐者。“濯纓”乃“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之簡稱,據《孟子》記載,源自先秦時期的《孺子歌》(34),后世引申為隱居、超脫于世俗。

      不僅以歸隱之義作為題名,士大夫自行營建的居所,也成為他們宦海沉浮中的思念和寄托。在科舉仕進的背景下,離鄉外任是士大夫生活的常態,出于現實理性精神,厭倦漂泊、渴望歸隱的士大夫或用一個“隨身空間”來寄托自己的湖海之情,比如蘇軾的仇池石;或在郡齋營有草堂、書齋,以平衡社會身份和個體之思。但對于營有固定居所的士大夫而言,這些抽象的、臨時的個人化空間已經無法提供足夠的心理慰藉,只有返回居所,才能真正實現身心自由。葉夢得于紹興年間兩任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雖在郡齋營建草堂,卻一直對石林念念不忘:“四年身不到吾廬,底處仍堪托左符閉閣漫憐公事少,投簪敢說宦情無。”(35)“四年不到”說明“吾廬”是石林舊居,而非郡齋草堂。可見即便經過了四年,草堂依舊是“他鄉”,是他不愿、卻又不得不寄身的場所。在《與惇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一詩中,這種情緒表達得更為明顯: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自注:余營石林,今幾三十年矣。)冠服豈不榮,狙猿強包纏。惟余緇衣心,未敢忘賢賢。他日得吾子,匣藏駭龍泉。衰頹為興起,此腸寧非天。單于玩兵久,亦悟終好旋。叩關復請吏,企頸志頗虔。休兵固有奇,撫事猶涕漣。投懷幸傾瀉,知子非寒蟬。十日對榻語,夜窗了無眠。賈生侍宣室,趣席方招延。愿上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返故廬,趺坐看爐煙。功名會及時,佇子論燕然。(36)

      詩題和頭二句已明確表達了懷歸之意,不同的是,出仕的“四年”變成了營建居所的“三十年”,情感力度更強。又將客居郡齋比喻為“狙猿強包纏”,自己就像勉強穿上人類冠服的猿猴,非但德不配位、虛有其表,而且違背了山林之性。接著,詩歌圍繞“與惇立夜話”展開,作者認為徐度(字惇立)如寶劍在匣,光芒難掩,他日得用,定能消弭戰禍,致家國太平。所以希望徐度勉力進仕,為朝廷效力,這樣,自己也好安心退隱,返回故廬。層次豐富,表達曲折,字里行間交織著懷歸之意和對后輩的殷切期待。值得一提的是,自己在任上無暇分身,葉夢得就幾次差遣第三子葉模歸石林“按視”,問候親友故交,整頓園林書齋,以方便退隱后居住(37)。

      由上可見,南渡士大夫中間普遍存在著一種對仕進的厭倦感,這種情感傾向伴隨了士大夫的整個仕宦生涯,在不同階段演化出不同形式:謫居時思歸懷遠,居高位時憂讒畏譏,被允許奉祠或歸隱時輕松愉悅。它與前文提到的嚴酷動蕩的政治形勢相表里,是一個歷史階段政治文化生態的重要體現。然而士大夫的心態并沒有完全“內向化”,首先,絕大多數退居士大夫的營居地交通便利,方便出入和掌握信息。比如向子諲南渡前選定的宛丘靠近都城開封,雖是退居,也未必無復出之意。南渡后遷入的清江雖是彈丸之地,卻“扼省會上游為腹心要地,講求防御大局者必先注意于此”(38),有利于維系廣泛的交際人脈。郭印的云溪居所“直衡門,越官道,不能五步”,其中有一亭名“和光”,“以示不敢離世異俗,膏肓于林泉者也”。詩作《云溪雜詠》(其四)也說:“門前車馬跡,籬內水云鄉。分委江流駛,通幽徑路長。一池擎菡蓞,萬竹聳篬筤。誰謂蓬壺遠,紅塵官道傍。”(39)可知退居的本質是鬧中取靜,而非遠離世俗。其次,在居所書寫中,不少內容呈現出他們不忘憂國的一面,說明退居士大夫依然具有政治參與者的身份自覺意識。劉子翚《續賦家園七詠·橫秋閣》云:“秋山萬尺青,影落杯酒中。登臨豈不佳,寒色見遠空。未忘天下憂,胡塵起西風。”(40)秋高氣爽,四野空曠,南國的山巒依然青翠蔥郁,登臨別有一番風味。然而西風起,敵兵又至,這不能不讓作者感到擔憂。“橫秋”之名在自然意境外,多了一層警醒義,提醒作亭者國家并不太平,不要安于自己的一方小天地。紹興元年罷職閑居的葉夢得在《石林家訓》中寫道:“去年自浙東歸,須發盡白,志意衰謝,復度世間,何所覬望?兵革未息,風警日傳。既忝重祿,又有此族屬。外則豈敢忘王室之憂,內亦以家室為務。危坐終日,百念關心,何曾少釋!”(41)雖然同時提到“族屬”和“家室”,言說順序卻是“國”先而“家”后,有輕重之分。另一位曾為宰執的呂頤浩,在退老堂唱和的答詩中稱:“衰謝何堪撫鳴劍,夢魂猶擬滅羌戎。”“心存魏闕豈能忘,揣分非才合退蔵。此日燕休難報國,平生艱阻憶垂堂。”(42)“退”既有“老”的無奈,也有壯志未酬的悲哀,然而作者內心仍有恢復中原的意愿,這種執念化為夢境,讓人深切感受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悲壯情懷。正如包偉民先生所說,雖然南宋儒學體現出“為己之學”的新變,“但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變化,所以要‘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參與國家政治,應舉出仕,正是精英們主要人身價值之所體現。”(43)個人趣味和消極化心態只是退居生活的一個層面,閑暇中,他們依然以家國為念,矢志不渝。張元幹曾以“高臥憂蒼生”評價葉夢得(44),這恐怕也是當時退居士大夫的寫照。

      西方學者認為,空間定位的活動與自我反思有密切關聯(45)。南渡士大夫的居所選擇、營建和書寫雖然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客觀現實因素,但他們努力擺脫外界的限制,追求自適,使得居所成為個人生活和審美情趣的外化體現,凝聚了他們關于個人與國家、社會關系的思考,是考察士大夫思想的重要“窗口”,對之后的南宋士大夫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者簡介

    姓名:劉幗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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