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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見《懌堂詩鈔》作者與吳敬梓關系考論 ——兼論《儒林外史》人物原型
    2021年07月16日 10:13 來源:《文獻》2019年第2期 作者:葉楚炎 字號
    2021年07月16日 10:13
    來源:《文獻》2019年第2期 作者:葉楚炎
    關鍵詞:涂逢豫;《懌堂詩鈔》;《儒林外史》;余夔

    內容摘要:

    關鍵詞:涂逢豫;《懌堂詩鈔》;《儒林外史》;余夔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現藏于南京大學圖書館的《懌堂詩鈔》對于《儒林外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價值。通過《懌堂詩鈔》,可以清晰考辨其作者涂逢豫的行跡和交游,而保留在詩集中贈與吳敬梓的五首詩作等文獻也為我們探討吳敬梓的行跡、思想,以及涂逢豫與吳敬梓、吳烺父子的交游,包括吳敬梓父子與其他友朋的交往等提供了諸多資料。除此之外,《懌堂詩鈔》還提供了原型人物考索的重要線索。通過考證可以知道,涂逢豫便是《儒林外史》中余夔的原型,吳敬梓將涂逢豫的很多特性挪用到小說中,并以之為基礎,塑造了余夔這一人物。

      關 鍵 詞:涂逢豫/《懌堂詩鈔》/《儒林外史》/余夔

      作者簡介:葉楚炎,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小說。

     

      涂逢豫,字長卿,一字懌堂,號莼溪①,是雍乾年間南京的著名士人。寧楷在敘及南京的友人時曾在詩中寫道:“南有陶蘅川,北有程棉②莊,東有戴古田,西有涂長卿。如此數君子,高躅均非常。志趣或小異,述作齊炳烺。會編儒林中,不亦文苑行。”③涂逢豫不僅在友朋的眼中是可以與《儒林外史》中莊征君的原型程廷祚(字綿莊)相提并論的士人,同時他也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好友,嚴長明便寫有名為《宿文木山房待涂長卿陶蘅川不至》④的詩作。涂逢豫還與吳敬梓之子吳烺有交誼,吳烺的《杉亭集》中也有《秦學士招飲寓廬喜涂長卿至分得痕字橫字二首》⑤。

      可以說,涂逢豫是研究吳敬梓交游以及探討《儒林外史》成書過程的一個重要人物,但學界對于涂逢豫的了解卻并不多。約成書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慶八年(1803)年之間⑥的《蒲褐山房詩話》中有一段涂逢豫的小傳,在結尾提到其“然中年早卒,所存無幾”⑦,從這句話看,早亡且著作基本散佚殆盡或許是此前學界對其知之甚少的關鍵原因。但事實上,雖然《蒲褐山房詩話》的作者王昶(1724—1806)與涂逢豫是同時代之人,但《蒲褐山房詩話》中所說的這兩點卻都有誤,涂逢豫不僅長壽,并且也有詩集存世。而可以糾正這些謬誤并提供了諸多研究資料的便是涂逢豫的詩集《懌堂詩鈔》。

      一、《懌堂詩鈔》及其作者涂逢豫

      成書于民國五年(1916)⑧的《雪橋詩話續集》曾記載涂逢豫“有《懌堂詩鈔》”⑨,并引用了其中的《百子山》《秦淮曲》等詩。孟醒仁所著的《吳敬梓年譜》中亦提及涂逢豫“著《懌堂詩鈔》”⑩,從這句話前面的引文來看,應該來自于《雪橋詩話續集》的記載。而《中國古籍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人別集總目》等均未著錄此書,也沒有其他學者提到過涂逢豫的這部詩集。

      《懌堂詩鈔》四冊,清刻本,現藏于南京大學圖書館。版框高17厘米,半頁寬11.3厘米。白口,單黑魚尾,左右雙邊。每半頁九行,行二十字。目錄頁署“上元涂逢豫莼溪氏著”、“男長發校字”,卷末刻有“江寧端木介山鐫字”。在卷一首頁上鈐印二方,一方為朱文長方印“夏廬所藏金石書畫圖籍”,另一方為朱文方印“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夏廬是胡小石先生(1888—1962)的號,胡小石先生曾任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等職,去世后其藏書贈與了南京大學圖書館。

      卷首刻有夢麟、陶湘所寫的兩篇序言,均沒有署作序時間。夢麟序提到其從提督江蘇學政離任之事,則此序應寫于乾隆二十年(1755)之后,時間下限則為夢麟去世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11)。陶湘序中有“壬辰秋,歸自京華。長卿亦后先返棹,訪予冰雪窩中,流連數日,因出其前后所為詩屬予論定之”(12)之語,則此序寫作時間或為壬辰年,即乾隆三十七年(1772)。

      《懌堂詩鈔》共存詩571題、801首,分為九卷,每卷的題名分別為《紅豆吟》《山璺集》《鳳城編》《皖江集》《晉游草》《通潞集》《淮海錄》《灊陽錄》《蜀游草》。據《續纂江寧府志》,涂逢豫“作《紅豆吟》《林於閣詩》”,并著有“《山璺集》《鳳城編》《皖江集》《晉游草》《通潞集》《淮海錄》《灊陽錄》《蜀游草》”(13),從題名看,除了《林於閣詩》之外,府志中所載的這些詩集基本都被編入了《懌堂詩鈔》。

      根據《懌堂詩鈔》可以較為清晰地考知涂逢豫的生平行跡。《懌堂詩鈔》卷三有《長安春日雜詩十首》,在第七首的小注中有曰:“丙辰予年二十五。”丙辰年為乾隆元年(1736),由此上推,可以知道涂逢豫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又據卷八《發男揀用蜀中過潛盛覲喜而有作》一詩小注中的“重九為予初度”之語,涂逢豫的生日當為九月初九。

      《懌堂詩鈔》的九卷詩基本以時間先后為序,每卷之前都有涂逢豫所作的小序。從這些小序可知,卷一《紅豆吟》是涂逢豫“弱冠以后十馀年”詩。卷二《山璺集》乃“自壬戌至丙子”,即乾隆七年(1742)至二十一年(1756)所作之詩。乾隆二十二年(1757),涂逢豫“以優行貢入太學”,二十四年“旋以京兆榜獲雋”,成為舉人,此后“因萱堂篤老,庚辰(1760)六月遄歸”(14),從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所存之詩即為卷三《鳳城編》。乾隆二十六年(1761),涂逢豫應安徽布政使許松佶之邀入幕,至二十七年(1762)辭去,期間所寫之詩為卷四《皖江集》。乾隆二十七年,因長子長發贅于太谷,涂逢豫到晉陽,并“主大陵書院講席”(15),至三十年(1765)冬準備入京參加會試,期間所存詩為卷五《晉游草》。涂逢豫于乾隆三十年至京,三十一年(1766)秋“主潞河講席”,至三十七年“始附舟歸里”(16),其間所得詩為卷六《通潞集》。乾隆三十八年涂逢豫任高郵州學正(17),三十九年又任海州學正(18),“歲暮檢稿中所存稿”(19),匯為卷七《淮海錄》。乾隆四十年(1775),涂逢豫任潛山訓導之職(20),其間“凡八年”,約至四十七年(1782),“合為一編”(21),即卷八《灊陽錄》。乾隆四十八年(1783),因涂長發在蜀地為官,涂逢豫離開潛陽入蜀,“凡所存詩”(22),為卷九《蜀游草》(23)。

      詩集中標有確切時間的最后一首詩為卷九的《人日試筆》,中有“乙巳逢人日,七旬有四年”之語,乙巳為乾隆五十年(1785),此時涂逢豫七十四歲。此詩之后數首還有名為《宿白沙府》的詩作,中有小注“時男授開邑令”,據《夔州府志》,涂逢豫之子涂長發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任開縣知縣(24),因此,《懌堂詩鈔》中的存詩應當截止于乾隆五十一年,此時涂逢豫已是七十五歲的老翁。

      也便是說,《懌堂詩鈔》的存在本身便可以糾正《蒲褐山房詩話》中涂逢豫的詩作“所存無幾”的訛誤,這些詩作也足以說明涂逢豫并非“中年早卒”,而是恰如他的好友陶湘所預言的那般是“其年之壽且康”(25)之人。

      由于資料所限,現在還無法得知涂逢豫確切的卒年(26)。但涂逢豫之子涂長發的仕宦經歷卻可以成為考證涂逢豫卒年的一個重要參照。據涂逢豫在《懌堂詩鈔》卷九小序中所云,涂長發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任嘉定府榮縣知縣之職,因此將涂逢豫從安徽迎接到四川奉養。而此后涂長發的任職之所也都在四川,具體情形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以看到,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入蜀為官始,至嘉慶五年(1800)卸任眉州太守為止,涂長發在蜀地的任職履歷是連續的。這也就意味著,涂長發這段時間的仕宦不曾被守制之事打斷。考慮到涂長發只是府縣地方官,奪情的可能性極小,因此,基本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涂逢豫在涂長發任職于四川的這段時間內未曾去世,其卒年的上限不應早于嘉慶五年(1800),而此時涂逢豫已是八十九歲高齡。

      二、涂逢豫贈與吳敬梓的五首詩作

      如前所論,涂逢豫是吳敬梓的好友,這從嚴長明所寫的《宿文木山房待涂長卿陶蘅川不至》詩作題目便可以得到確證。此外,涂逢豫還有贈給吳敬梓的詩作,據《雪橋詩話》所載:

      全椒吳敬梓,字敏軒,荀叔司馬尊人也,薦鴻博不赴。涂長卿贈詩有“曾見鶴書飛隴畔,誰知豹隱隔山巾”之句。(34)

      這則材料被《儒林外史研究資料》《儒林外史資料匯編》《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集成》等書收錄,尤其是其中涂逢豫的兩句贈詩,對于研究吳敬梓生平及交游頗為重要。但事實上,涂逢豫給吳敬梓的贈詩不止一首,而這些詩作都保留在《懌堂詩鈔》中。

      《懌堂詩鈔》中給吳敬梓的贈詩共有五首,即位于卷一的《寄吳敏軒》和《贈吳敏軒四首》,《雪橋詩話》所引涂逢豫贈與吳敬梓的兩句詩便出自《贈吳敏軒四首》(其二)。

      《寄吳敏軒》

      憶君廣陵去,山館發桐花。此日客何事,長空月自華。鶯聲綣楊柳,江浪補云霞。應有新詞帙,臨風鼓枇杷。

      《贈吳敏軒四首》

      (其一)十載魂銷幼婦詞,離情好鳥隔芳枝。愛搴蘭茝臨風秀,敢道芙蓉出水遲。碧草春深南國夢,青溪云老北譙思。相逢一笑還相惜,彈遍懷陵世豈知。

      (其二)釋奴龍子邁群倫,詞賦爭傳不夜珍。曾見鶴書飛隴畔,誰知豹隱隔山巾。筆床書幌酬虞愿,蘿幄松窗慰許詢。千載黃金臺上月,于今清冷照何人。

      (其三)懷古情深恨轉加,每逢江左惜才華。了無俗韻推微子,少有門風是阮家。劉尹不逢猶植樹,長瑜一見許同車。劇憐此調何零落,鳴鶴聲聲倚斷霞。

      (其四)去去蕪城欲問船,茱萸灣口賣餳天。三分酥雨紅樓箔,萬里春潮白打錢。只有梅花知水部,更無金粉識樊川。遙知鄂被舟中夜,楊柳依稀賽客眠。(時將之廣陵)

      通過涂逢豫的這五首詩可以看到,對于吳敬梓的詩作,涂逢豫有較高的評價,不僅以“幼婦詞”之典稱贊其為絕妙好詞,更以“敢道芙蓉出水遲”等語來具體形容吳敬梓詩歌的風貌,這與黃河在《文木山房集序》中所說的“其詩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正屬同脈(35),可見是諸位友朋對于吳敬梓詩作的一致評價。

      涂逢豫一方面贊揚了吳敬梓的詩賦才華,另一方面卻也深惜吳敬梓的不遇,而將“曾見鶴書飛隴畔,誰知豹隱隔山巾”兩句放在全詩中去體會,亦可尋味出在友朋眼中,吳敬梓未赴乾隆元年(1736)博學鴻詞之試,是出于與《遂初賦》命意相同的主動選擇。對于這一點,涂逢豫也在詩作中表達了贊賞,但這又與涂逢豫對吳敬梓詩作的褒揚以及對其不遇的惋惜相重疊,構成了頗為復雜而微妙的情感層次,而這或許也折射出了吳敬梓彼時的某些心理狀態。

      從“釋奴龍子邁群倫”一句還可看出,涂逢豫不僅是吳敬梓的好友,也應認識吳檠,因此以“盧家千里,釋奴、龍子”(36)之典稱揚吳氏兄弟。此外,“青溪云老北譙思”之句中的北譙,可與《懌堂詩鈔》卷九《后花朝詩》小注中的“北譙吳敏軒”對讀,北譙是全椒之古稱,這與嚴長明的詩句“昨年傾蓋阜陵吳(敏軒丈)”(37)中的“阜陵”正相類。

      從年歲上說,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的涂逢豫比吳敬梓小十一歲,而與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的吳烺基本是同輩人。但從詩作看,涂逢豫和吳敬梓之間卻頗為昵洽,因此當得知吳敬梓將去揚州的時候,涂逢豫在詩中以“三分酥雨紅樓箔”、“更無金粉識樊川”、“遙知鄂被舟中夜”等語相贈,這固然與涂逢豫“修詞愛文綺”(38)的寫詩風格相關,卻也說明了兩人之間的親厚,因此可以“劇談雜雅謔”(39)。

      《寄吳敏軒》與《贈吳敏軒四首》同在卷一《紅豆吟》,據涂逢豫所作小序,此卷詩是“予弱冠以后十馀年詩也”,則這些詩作的寫作時間約從雍正九年(1731)年起。第二卷《山璺集》為“自壬戌(乾隆七年,1742)至丙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之作,則卷一存詩的時間下限應為乾隆七年。但在卷一中,有些詩作的時間卻明顯超出了這個范圍,如卷一第七首詩為《奉酬戴雪村學士同侯夷門少尹東廨梅花唱和之什》,侯夷門少尹指時任江寧縣丞的侯嘉翻,而據《江寧新志》,侯嘉翻于乾隆十一年才擔任江寧縣丞之職(40)。此詩之后還有《袁簡齋大尹集徐氏園亭分得兩字》一詩,袁枚任江寧知縣為乾隆十年,招集江寧諸生會于徐園之事在乾隆十年的秋季(41)。此外,在《贈吳敏軒四首》之后數首為明確標識了時間的《癸亥暮春偕謝春垓沈厚田郊外看牡丹即事四首》,癸亥是乾隆八年,也超出了小序中所言卷一的時間范圍。

      由此可見,從時間的角度看,卷一《紅豆吟》的編排順序頗為雜亂,既有不在本卷時間范圍之內的詩作,詩作前后的次序也沒有統一的規則,這與此后諸卷基本按照時間先后有序排列頗為不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應是由于《懌堂詩鈔》的編訂應在涂逢豫七十五歲以后,由于時日最為久遠,作為早年詩作的《紅豆吟》在時間方面也便顯得頗為雜亂。而這種時間編排上的雜亂也為確定《寄吳敏軒》與《贈吳敏軒四首》五首詩的寫作時間帶來了困難。從《寄吳敏軒》中的“憶君廣陵去”以及《贈吳敏軒四首》中的“時將之廣陵”之語來看,五首詩或是寫于吳敬梓客居揚州之時,或是寫于他將赴揚之際,這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沈大成所說的吳敬梓“出游江淮間,留揚最久”(42),也應是吳敬梓落拓之后,為生計不得不頻繁奔波于南京、揚州之間的真實寫照。

      《懌堂詩鈔》不僅留存了涂逢豫給吳敬梓的五首贈詩,還有與吳烺相關的兩首詩作,即卷三的《澗泉學士招飲同吳杉亭舍人分賦得二首》以及《中秋月下仝杉亭觀九青圖》。乾隆二十二年(1757)涂逢豫以優行出貢,“戊寅夏赴都。己卯朝試畢,入成均,旋以京兆榜獲雋。因萱堂篤老,庚辰六月遄歸”(43)。而在戊寅(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庚辰(乾隆二十五年,1760)涂逢豫在京的這段時間,擔任內閣中書之職的吳烺也在京城。兩人在南京時便是好友,據涂逢豫詩中的“舍人相去一牛鳴”(44)之語可知,兩人的居所離得很近,因此應有頗為頻繁的交游。乾隆二十三年十一月涂逢豫曾給涂長發寫詩,并敘及自己在京的狀況,有“忘形四五人,置酒時盤桓”(45)之語,這四五個知交好友中,也當有吳烺在內。而吳烺在戊寅年所寫的《秦學士招飲寓廬喜涂長卿至分得痕字橫字二首》既是兩人在涂逢豫此次入京后的初次相會,也可與涂逢豫的《澗泉學士招飲同吳杉亭舍人分賦得二首》做充分的對讀,因為兩首詩都是同一次雅集的分韻之作。

      三、與吳敬梓相關的其他問題考辨

      除了與吳敬梓父子相關的這些詩,《懌堂詩鈔》中還有多首涉及《儒林外史》原型人物的詩作,如《留春詩仝戴雪村吳蒙泉先生暨秦澗泉樊軫亭同賦》《題李蘧門板輿花徑圖》《和商寶意司馬惆悵詩》《秋日晤李嘯村于秦淮水閣賦贈二首》《次韻酬朱草衣》《題李嘯村畫荷》等,所涉及的原型人物包括吳培源(虞育德之原型)、程廷祚(莊紹光之原型)、樊明征(遲衡山之原型)、李本宣(蘧公孫之原型)、商盤(向鼎之原型)、李葂(季葦蕭之原型)、朱草衣(牛布衣之原型)等,與贈與吳敬梓的五首詩一樣,這些詩都集中于卷一,從中也可看出卷一《紅豆吟》在討論吳敬梓交游以及《儒林外史》成書過程中的重要意義。但頗為可惜的是,涂逢豫的《紅豆吟》并未完整保留在《懌堂詩鈔》中,據涂逢豫在《紅豆吟》小序中所說:“自維少作,原不足存,而追憶昔人,并撫舊物,不忍棄也。故刪汰綺語,存十之一。”這也便是陶湘在序言中所說的“曩所為諧聲摘艷者十汰其九”,經過涂逢豫自己的刪汰,原本的《紅豆吟》只有十分之一的作品被編入《懌堂詩鈔》,其馀的十分之九都沒有留存下來。

      不僅是《儒林外史》的原型人物,對于探討吳敬梓父子交游圈中的其他一些士人,《懌堂詩鈔》也有著頗為重要的價值。這些士人包括戴瀚、程麗山、楊繩武、秦大士、陶湘、嚴長明、戴翼子、金兆燕、江昱等,通過相關的詩作,不僅能夠勾連出涂逢豫與這些士人的交往,也能夠還原一些重要活動的細節。

      如卷八的《元夕行》應作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其時年已六十四歲的涂逢豫正在潛山縣任訓導之職,在“憶昔江南元夜時”,涂逢豫寫道:“樓上紅妝笑語妍,箏琵競奏相夫憐。珍珠連綰葡桃錦,彩鳳雙棲玳瑁筵。裙屐盈盈輝綺席,詞人狎客簪朋集。擊缽裁詩滿座驚,分曹時覆千人敵。”從這些詩句中足可看出當年元夕之夜南京諸名士雅集的盛況。就此而言,更值得關注的則是《懌堂詩鈔》中寫及花朝會的兩首詩作。

      花朝會是當時南京城中頗為重要的士人雅集,據孟醒仁先生所著《吳敬梓年譜》,花朝會至少在乾隆六年(1741)、七年、八年都曾舉行(46)。吳敬梓和吳烺也曾經參加此會,并將其寫入詩作。吳敬梓在《老伶行·贈七十八叟王寧仲》一詩中寫道:“今年城北花朝會,鶣鴉拉紛無賴,四座都為失意人,老伶闌入歡聲大。”(47)吳烺則寫有《花朝宴集程丈麗山護蘭齋中四首》,其中提供了較多雅集信息的是第四首:“洛社年年逸興新,百壺仙酒酹花神。香山九老風流在,記取花朝社里人。”(48)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吳烺還寫有《家愛棠錫山官舍喜晤蒙泉先生八首》,并回憶起當年的花朝會:“憶向秦淮泛畫船,花朝嘉會舊因緣。而今老輩銷磨盡,無復歌笙醉綺筵。”(49)

      對于與吳敬梓父子關系密切的花朝會,《懌堂詩鈔》中的兩首詩則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首先是花朝會的時間。花朝節有二月初二、十二以及十五日三種不同的說法(50),孟醒仁先生引用戴瀚《花朝麗山程丈招同人集》中所寫“四序佳逢春序半,百花光在杏花深”(51),認為“賴戴詩,得知麗山所擇取花朝為二月十五日”(52),但通觀全詩,連同這兩句在內,并未確言花朝會的時間,所謂“春序半”應當也只是一個約指。而據《懌堂詩鈔》卷一《二月十二日程丈麗山率為花朝之會即席成句和楊皋里吳蒙泉兩先生》一詩的題名可以明確知道,程麗山舉辦花朝會的時間是二月十二日。

      此外,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十五歲的涂逢豫客游四川之時,又回憶起四十馀年前的花朝會,并寫下了《后花朝詩》一詩,其中的小注有“程丈麗山歲為花朝會集,諸同人賦詩”(53)之語,這也可印證吳培源在《壬戌花朝再集程丈麗山齋頭即席四首》(其三)中所說的“此后金陵添故事,年年觴詠及花朝”(54)。

      其次是參加的人員。從吳敬梓、吳烺的詩作中可知,當時參加花朝會的士人頗多,涂逢豫的《后花朝詩》中也道:“同時把臂多唫客,嚶鳴群數新安宅。”對于參與者,吳蒙泉在《花朝宴集程丈鹿(55)山宅同諸前輩作》(其一)中通過小注,列舉了其中的六人:“座中為楊文叔太史、戴巨川宮詹、王巖夫員外、周織甸太守及綿莊、蘧門諸君子。”(56)而《后花朝詩》有“前輩風流擅盛名”之語,后面的小注則云:“吳門楊皋里、梁溪吳蒙泉先生、江陰沈凡民、北野程綿莊、北譙吳敏軒皆與此會。”由此可見,吳敬梓與楊繩武、吳蒙泉、程綿莊等人一樣,被涂逢豫視為“前輩”,而除了此前已知的參與者之外,與袁枚過從甚密的沈鳳(字凡民)也參加了花朝會,并且吳敬梓與沈鳳之間也肯定存在交游。

      再次,通過《后花朝詩》還能知道花朝會的一些具體情形,詩中的“迭舞征歌石板橋,清詞綺語聯裙屐。前輩風流擅盛名,氍毹香暖萃諸伶”等句向我們展示了花朝會的熱鬧景況:既有歌舞,又有詩詞唱和,同時還有戲曲表演。特別是最后一句“氍毹香暖萃諸伶”,對于我們解讀吳敬梓以花朝會為背景寫就的《老伶行·贈七十八叟王寧仲》無疑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在這樣充滿娛樂氣氛的聚會中,在諸多技藝高超的伶人里,吳敬梓卻偏偏對“蹣跚兩足不成行”、“緩步氍毹歌一聲”(57)的王寧仲印象最為深刻,并將對于才人淪落失意宿命的深切感慨與悲憫蘊含在對于王寧仲的詩歌題詠中,這種熱鬧場中的冷眼與冷峻其實貫穿于《儒林外史》之始終,也為我們勾連吳敬梓的行跡、詩歌與小說創作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視角。

      總之,涂逢豫的詩集《懌堂詩鈔》為《儒林外史》研究提供了諸多資料,從中不僅可以清晰梳理身為吳敬梓、吳烺父子好友的涂逢豫的行跡與交游,對于探討吳敬梓的交游以及《儒林外史》的寫作過程,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就交游圈而言,涂逢豫與吳敬梓、吳烺在南京的友朋存在相當大的重合,而其中的很多原型人物都出自他們共同的知交好友。實際上,對于《儒林外史》研究而言,涂逢豫這一人物之所以值得重視,并不僅僅在于這些現實的人際交往,他與《儒林外史》之間還存在著更深層次的聯系。

      四、涂逢豫與《儒林外史》中的余夔形象

      在《儒林外史》的第三十四回,被評點者視為書中“第二人”(58)的莊紹光正式登場。而就在莊紹光出場之前,此回中還聯袂出現了兩個士人,一個是蕭柏泉,另一個則是余夔。就重要性而言,這兩個士人顯然不能和莊紹光相提并論,但從人物特色的角度說,這兩個士人卻頗為引人注目。書中寫道:“這兩個名士獨有兩個綽號:一個叫‘余美人’,一個叫‘蕭姑娘’。”(59)以美人、姑娘這樣的綽號稱呼士人,在《儒林外史》中這是絕無僅有的兩例。

      越來越多的研究已經證明,《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多有原型人物,并且在小說人物和原型人物的姓名字號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而余夔與涂逢豫的姓氏名字正有著這種頗為密切的聯系。

      首先是姓氏,“余”恰好是“涂”字的半邊,這與將馮祚泰之“馮”轉為小說里馬二先生之“馬”手法正相同。其次是名字,涂逢豫,字長卿,一字懌堂。余夔字和聲。《尚書·梓材》中有曰:“和懌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60)由此可見,余夔字中的“和”便是依據《尚書》中的這句話,從涂逢豫之字“懌堂”中的“懌”轉化而來。而余夔的名字也同樣出自《尚書》,《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61)因此,余夔的姓氏名字是從涂逢豫的姓氏名字中生發出來,小說中余夔的原型人物應當是吳敬梓、吳烺的好友涂逢豫。

      事實上,不僅是涂逢豫和余夔的姓名字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人物性情也是如此。袁枚稱涂逢豫“修潔自好”(62),寧楷在《鐘山書院同學志》中則說得更為細致“涂氏喜休潔,風流自賞,所著《紅豆吟》多艷思”(63),在陶湘寫給涂逢豫的序言中也說其“少時好為綺麗之詞”(64),對此,涂逢豫自己亦以“修詞愛文綺”(65)概之。正是根據這些友朋的共同評價,《蒲褐山房詩話》稱涂逢豫“才情旖旎”(66),《金陵通傳》也說其“喜為綺麗之詞”(67)。一方面是外貌的“修潔”與“風流自賞”,另一方面則是文學創作方面的“綺麗”和“旖旎”,這兩者既共同構成了小說中余夔“面如傅粉,唇若涂朱,舉止風流,芳蘭竟體”(68)的外貌特征,同時也是其“余美人”綽號的由來。

      從年歲上說,涂逢豫比吳敬梓小十一歲,與吳烺應屬同輩,因此涂逢豫會將吳敬梓稱為“前輩”(69),也正是因為這種年歲和輩分上的差距,《儒林外史》將余夔寫成了一位“少年名士”(70)。此外,《懌堂詩鈔》卷一有《春日自采石歸里》一詩,在《次韻酬朱草衣》的小注中也有“時予客采石”之語,而在朱卉的《草衣山人集》中亦有《寄涂長卿》一詩,起首便是“伊人游采石”(71)。可見涂逢豫曾經客居采石,而這也或許是小說將余夔的籍貫從江寧挪到采石,稱其為“采石余夔”(72)的原由所在。

      在《儒林外史》里,余夔的人物性格主要展現于第三十四回,余夔參加了薛鄉紳家的宴請,座中還有馬二先生、蘧公孫、季葦蕭、高翰林等人,在敘述席間所談時,小說中有道:

      席間談到浙江這許多名士,以及西湖上的風景,婁氏弟兄兩個許多結交賓客的故事。余美人道:“這些事我還不愛,我只愛夫家的雙紅姐,說著還齒頰生香。”季葦蕭道:“怪不得,你是個美人,所以就愛美人了。”(73)

      從結構上說,這番問答巧借席間閑談勾連前文并引發下文諸人對于杜少卿的品鑒,自有其妙用。而從人物形象的角度考慮,則又是在小說中說話機會不多的余夔自我性情的一番重要呈現。在諸名士雅集的時候,談的都是名勝之景狀以及名士之間的交往和軼事,但在其中,余夔卻突兀而輕薄地將話題引到蘧公孫家的侍女雙紅的身上,與整個雅集的氣氛顯得格格不入。更為不妥的是,雙紅牽涉到蘧公孫家頗為隱秘的私情,而雙紅與宦成的私奔不僅是蘧公孫的家丑,也是他內心之中情感的舊疤痕。盡管小說頗為微妙地完全沒有交代蘧公孫聽完此話后的反應,但便如天目山樵在余夔這句話后所做的評語“夫聞之以為何如”(74),余夔固然是在開玩笑而已,可所引發的蘧公孫心中的尷尬和不快,卻是讀者完全可以通過文字后面的留白去揣知的。相對而言,季葦蕭之話也是戲謔,卻巧妙地以余夔“美人”的綽號應對了余夔令人尷尬的玩笑,并化解了席間可能會發生的冷場甚至是齟齬。

      需要指出的是,余夔以“我只愛夫家的雙紅姐,說著還齒頰生香”之語進行戲謔,與其原型人物余夔也有著頗為綿密的聯系。如前所論,涂逢豫的詩作“多艷思”(75),其性情也如他自己在詩中所言“好向六朝斜照里,美人醇酒度年年”(76),余夔在席間所言正本自原型人物涂逢豫的這些特性。此外,涂逢豫應當也是愛戲謔之人,在給吳敬梓的《贈吳敏軒四首》(其四)中,涂逢豫以吳敬梓“時將之廣陵”為由頭,在詩中通過“三分酥雨紅樓箔”、“更無金粉識樊川”、“遙知鄂被舟中夜”等綺語相謔,既顯現出友朋之間的昵洽,也透露出涂逢豫對于戲謔的喜好。就此而言,吳敬梓將余夔設置為“余美人”,并讓其滿口綺語,或許也正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雅謔。

      但更為重要的是,吳敬梓對于余夔的塑造并不僅僅只是挪借原型人物涂逢豫的相關特性進行雅謔而已,藉由涂逢豫的這些特性,余夔這一人物的塑造還有著更為深刻的用意,這也涉及到與余夔相關的另一處情節。在第三十四回所寫及的宴席正式開始之前,此次宴會最重要的賓客高翰林駕到,在首席坐下之后,高翰林一一問及座中諸人的名姓:

      便問:“這兩位少年先生尊姓?”余美人、蕭姑娘各道了姓名。又問馬、蘧二人。馬純上道:“書坊里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余美人道:“這位蘧先生是南昌太守公孫。先父曾在南昌做府學,蘧先生和晚生也是世弟兄。”(77)

      在余夔的回答中,最為有趣的便是“世弟兄”三字。所謂“世弟兄”,是一種科舉關系,指的是兩人的父輩是科舉考試中的同年或同門,因此若論起世誼,可以互稱世弟兄。但蘧公孫的祖父蘧祐是南昌太守,余夔的父親是南昌府學的教官,兩人只能算是同僚,而不是同年或同門,并無任何世誼可言。退一步說,就算是有世誼可論,則也是蘧公孫之祖和余夔之父同輩,按照這樣的輩分推算,余夔應是蘧公孫的世叔,也不是“弟兄”。因此,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世弟兄”三字都錯得一無是處。再退一步而言,就士人之間的禮儀來看,即便是輩分更高的世叔,在稱呼對方時也應稱其為“世兄”(78),這或許是余夔“謙遜”地沒有提及兩人之間的叔侄關系,而只是稱以“世兄弟”的原因所在。可無論如何,將自己的輩分抬到比自己更為年長的蘧公孫之上,還是極不妥當之語。而余夔之所以會說出這樣的錯話,其奧妙便在于天目山樵在余夔這句話后面所加的四字評語“急欲攀附”(79)。

      實際上,當時在座的都可謂“名士”,因此,在高翰林問及各人名姓時,亦是各人展現“名士”來由的契機。就此而言,馬二先生頭一句話便說“書坊里選《歷科程墨持運》的,便是晚生兩個”,正是要在一語之間顯露自己的名聲所在。而遲衡山則簡單地以“賤姓遲,字衡山”應對,也正符合遲衡山襟懷沖淡的品性,但季葦蕭卻適時地補充介紹道:“遲先生有制禮作樂之才,乃是南邦名宿。”(80)

      相對于馬二先生和蘧公孫的選家之名以及遲衡山的禮樂之名,余夔、蕭柏泉二人全無可以拿得出手的名聲,因此在自我介紹時只能“各道了姓名”而已,可這淡淡一語顯然很難在高翰林心中留下印象,由此我們不難想見余夔心中的焦急。而此后他脫口而出的“世弟兄”之語也便顯得順理成章:看似他是在如季葦蕭一般在為蘧公孫補充遺漏的家世信息,實則卻是在為說出自己的家世創造機會。令人尷尬的是,與“南昌太守”相比,“南昌府學”實在有些相形見絀,而這也是余夔以“世弟兄”三字去綰結與蘧公孫之間關系的原由所在:在這樣的攀附中,似乎他也可以沾染名宦之后的風光,在“紗帽蟒衣”(81)而來的高翰林那里贏得更多的關注。但他始料未及的是,正是由于太過急切,慌不擇言中的“世弟兄”三個錯字非但不能為他帶來更多的青睞,對于以出身科舉正途自傲的高翰林來說,只能在其心中徒留笑柄。

      因此,吳敬梓不只是將原型人物涂逢豫多艷思、好戲謔的特質挪用到了余夔這一人物的身上,還借此賦予了小說中的余夔更為深刻的命意:相較于其他士人,除了相貌之外,作為少年名士的余夔其實別無所長,但他的逐名之心卻毫不遜色,甚至更為急切。這種急切的求名之念卻又與其自身的才薄學弱形成了一個奇妙的融合:每每因為急切而急于發言,卻又由于急切而失言。

      根據涂逢豫和余夔兩人之間的比對可見,吳敬梓將涂逢豫多艷思、好戲謔以及年輩等信息都帶入小說,但余夔的好名心切、逢迎與輕薄卻又似乎在消解他身為吳敬梓“好友”的這重身份——吳敬梓對于余夔這些刻畫似乎都已越過了友朋之間雅謔的界限。從一個方面說,涂逢豫或許原本就有這樣的品行。例如陶湘與余夔“居相近,年相若”且“交又最深”,但對于涂逢豫的“少時好為綺麗之詞”,卻也“見之弗善也”。因此,吳敬梓也可能是基于相同的情感,將“折節讀書”、“與古為徒”(82)之前的涂逢豫挪用到小說中,而余夔可笑的言行也正來自于此。但從另一方面看,余夔卻又超越了僅以個體士人存在的簡單狀態,在和其他士人的碰撞和勾連中,呈現出復雜而深厚的意蘊,從這一意義上說,無論余夔這一形象的錯謬言行是否都來自于涂逢豫,他都是不同于涂逢豫的另一客體,而這一客體也與吳敬梓對于涂逢豫的好惡喜憎無關——即使其形象或許完全得益于涂逢豫所給予的塑造靈感。

      五、馀論

      綜上所述,現藏于南京大學圖書館的《懌堂詩鈔》對于《儒林外史》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價值。通過《懌堂詩鈔》可以清晰考辨其作者涂逢豫的行跡和交游,同時也為我們探討涂逢豫與吳敬梓、吳烺父子的交游,以及吳敬梓父子與其他友朋的交往提供了諸多資料。除此之外,通過姓名字號之間的聯系可以知道,涂逢豫便是《儒林外史》中余夔的原型,吳敬梓將涂逢豫的很多人物特性挪用到小說中,并以之為基礎,塑造了余夔這一人物。而僅就這一原型人物的考論而言,《懌堂詩鈔》同樣提供了頗為關鍵的線索和材料。

      通過對《懌堂詩鈔》的考論,對于吳敬梓寫作《儒林外史》的現實背景,我們能有更為深入地體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花朝會。花朝會匯集了小說中最被標榜的三個士人的原型:即吳培源、程廷祚和吳敬梓,同時還有程麗山、李本宣、涂逢豫等被寫入小說的士人的參與,南京士人圈中的重要人物楊繩武、戴瀚、沈鳳等人也現身其中。而聯系小說中所寫,無論是在上半部還是下半部,士人雅集都是極為重要的敘事內容。因此,吳敬梓從花朝會中汲取了哪些寫作資源,又如何以花朝會這樣較大規模的士人雅集為取材對象進行小說書寫,無疑都是頗具價值的研究議題。僅以戲子為例,花朝會中的“氍毹香暖萃諸伶”(83)被吳敬梓寫入詩歌,便成為了《老伶行》;在小說中,這一老伶又很可能被融入了鮑文卿的形象之中(84);而在薛鄉紳家的宴席里,缺席的錢麻子又或許代表了吳敬梓對于諸伶薈萃之雅集的另一種觀感和思考。《懌堂詩鈔》留存的這些士人雅集的原始材料向我們表明了在現實資源的汲取和文學寫作之間的多重可能性,而這同樣是值得進一步去追索的。事實上,僅就余夔這一人物而言,其形象塑造以及意蘊表達也是通過士人雅集去完成的。在薛鄉紳的宴席之中,余夔的所有言行都與在座的士人有著密切的關聯,其急切因此而得以表露,其錯謬也因此而被觸發。這些士人雅集既給予了吳敬梓冷眼旁觀、深刻洞察的契機,同時也為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刻畫和深層意旨的表達提供了恰切的場景。

      對于涂逢豫以及《懌堂詩鈔》的考察不僅對《儒林外史》寫作過程的研究非常重要,或許也能為《儒林外史》成書過程的探討提供某些線索。涂逢豫生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與吳敬梓的另一好友寧楷恰好同年。涂逢豫與寧楷是鐘山書院的同學,在寧楷的《修潔堂初稿》中有數首詩都與涂逢豫有關,如《病中雜感十六首》(其二)、《贈涂長卿二首》等,從這些詩作可知,涂逢豫與寧楷也是知交。而這兩人也同樣都是長壽之人,寧楷于嘉慶六年(1801)去世(85),享年九十。而據前考論,涂逢豫卒年的上限不會早于嘉慶五年(1800),其卒年或亦與寧楷相仿。在寧楷的《修潔堂初稿》中,有與《儒林外史》成書密切相關的《儒林外史題辭》。這也就意味著,身為吳敬梓和寧楷的好友,并且其卒年已接近臥閑草堂本刊刻時間即嘉慶八年(1803)的涂逢豫,或許也會知道有關《儒林外史》成書過程的關鍵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懌堂詩鈔》卷六中有《寄懷金棕亭》一詩,題名下的小注中寫明“時為揚州教授”,可見此詩是在金兆燕擔任揚州府學教授之時所寫,而據金和所作跋語,《儒林外史》“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學教授時梓以行世”(86)。雖然在《寄懷金棕亭》一詩中,涂逢豫只說及了金兆燕所作的傳奇《旗亭記》,并沒有提到《儒林外史》,但這種時間上的重合,以及涂逢豫作為吳敬梓、金兆燕共同友朋的身份,還是提醒我們應給予涂逢豫這一人物更多的注意。事實上,從《懌堂詩鈔》可知,即使到了晚年,涂逢豫也一直在懷念包括吳敬梓在內的南京友人以及當時的交游,整部《懌堂詩鈔》的倒數第三首詩便是憶及吳敬梓以及南京友人的《后花朝詩》。因此,涂逢豫或許也會在其他的一些作品下留下某些重要的信息。

      但略顯遺憾的是,在涂逢豫的詩集中,載有與吳敬梓等南京友人交游狀況的《紅豆吟》目前只能看到刪汰后留于《懌堂詩鈔》的十分之一。而《續纂江寧府志》所記載的涂逢豫另一部詩集《林於閣詩》也不知亡佚與否。此外,《懌堂詩鈔》存詩時間的下限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此之后涂逢豫有無詩作結集傳世亦不得而知。倘或能發現涂逢豫更多的作品,對于《儒林外史》研究應當還會有新的推進。

      說到最后,還有一點需要提及。在《儒林外史》最末的第五十六回,余夔既進入了儒修名單,也進入了“幽榜”。在“幽榜”中,余夔名列三甲第三十一名,也是整個幽榜的倒數第二名。而在標注余夔的籍貫時,書中寫道:“南直隸上元縣人。”(87)這一信息與余夔剛出場時所交代的“采石余夔”完全不符。但微妙的是,從《懌堂詩鈔》所署“上元涂逢豫莼溪氏著”中便可知道,余夔的原型涂逢豫恰是上元人。因此,這既是進一步證明了余夔的原型就是涂逢豫,同時也說明了第五十六回的寫作者在寫到幽榜的時候,忘記了此前對于余夔籍貫應為“采石”的敘述,而將原型人物的籍貫帶入進來,以至于出現了這一前后不符的現象。這也意味著幽榜的寫作者無論是誰,都熟知余夔的原型涂逢豫。因而,從涂逢豫及其詩集《懌堂詩鈔》入手,由此繼續延伸,對于《儒林外史》的原貌問題或許也會有新的進展,而這同樣有賴于更多新文獻的發現。

      (本文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得到南京大學圖書館史梅、時文甲、李軼倫等老師的熱情幫助,特此致謝!)

    作者簡介

    姓名:葉楚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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