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tton id="emyci"><object id="emyci"></object></button>
    <rt id="emyci"><acronym id="emyci"></acronym></rt>
  •  首頁 >> 文學 >> 文壇聚焦
    新時期以來文學理論范式建構三題
    2021年07月09日 09:32 來源:《中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高楠 字號
    2021年07月09日 09:32
    來源:《中國文學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高楠
    關鍵詞:新時期;文學理論范式;建構

    內容摘要:新時期以來40年,中國文學理論在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中,在汲納西方理論資源的過程中,走著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構之路,并且已形成范疇、命題、方法、視域、闡釋域、問題域各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成就。這類理論范式可以區分為認識論范式、實踐論范式、文化論范式等。范式是理論研究規范化的規定,范式規定是在理論研究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它們分別有各自的基本范疇及研究方法。上述三個范式交互影響、交互構成又各有要領,代表性地綜合地體現著幾十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的全貌。 

    關鍵詞:新時期;文學理論范式;建構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新時期以來40年,中國文學理論在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中,在汲納西方理論資源的過程中,走著中國特色的理論建構之路,并且已形成范疇、命題、方法、視域、闡釋域、問題域各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成就。這類理論范式可以區分為認識論范式、實踐論范式、文化論范式等。范式是理論研究規范化的規定,范式規定是在理論研究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它們分別有各自的基本范疇及研究方法。上述三個范式交互影響、交互構成又各有要領,代表性地綜合地體現著幾十年來中國文學理論的全貌。  

      關 鍵 詞:新時期 文學理論范式 建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批評研究”(14BZW004)。

      作者簡介:高楠,遼寧大學文學院 遼寧 沈陽 110036 高楠(本名高凱征),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延續性是理論學科的歷史屬性,延續的歷史軌跡刻劃著學科綜合各種相關社會實踐力量及理性力量的建構過程;而范式則是理論學科的延續性在歷史軸線上的標志性刻痕。標志性刻痕所標志的是學科發展的系統化——惟有系統化的理論學科才具有學科的理論價值。提出范式這一理論標志的美國哲學家庫恩特別指出理論范式的獲得是學科成熟的重要標志。中國文學理論新時期以來40年的歷史發展,通過各種社會歷史力量的磨合、碰撞、交叉、融合,進入可以進行范式梳理與思考的階段,并且可以進行范式性的發展趨向研究。通過中國文學理論范式特點、范式形成過程、范式相互作用與影響的分析與闡釋,揭示其得以生成的歷史與現實、內部與外部相互作用的機制,這是充分體現著理論整體特色的機制,是中國文學理論特色性研究的途徑。范式已不同程度地見于中國文學理論的不同研究領域,包括認識論領域、實踐論領域、文化論領域、語言論領域、審美論領域等;而且,在更細微的構成性領域,還可以劃分出不同層位的更多范式,如敘事論范式、生產論范式、功能論范式等。本文從代表性意義出發,對認識論范式、實踐論范式及文化論范式進行研究,以求取樣探幽的效果。

      一、認識論范式

      范式也被稱為規范、范型、范例、構架、模式。這是對于理論構成性與構造性的結構學的解釋與概括。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把范式解釋為具有該范式的理論的整體規定性。這種整體規定性是理論構成性的,包括理論信念、取得的理論成就、理論發展方向、路徑、價值、標準,以及概念框架和方法論信條。庫恩說:“對某一時期某一專業做仔細的歷史研究,就能發現一組反復出現而類標準式的實例,體現各種理論在其概念的、觀念的和儀器的應用中。這些實例就是共同體的范式,它們存在于教科書,課堂講演和實驗室的實驗中。研究它們并用它們去實踐,相應的共同體成員就能學會他們的專業”。①這是一個共同體式的規定性,加入到某一范式共同體的成員,接受著范式的整體規定,并在整體規定中分享理論共同體的資源,提供各自的理論成果。庫恩概括范式的兩個特征,一是“空前地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這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他競爭模式;二是,它們必須是開放性的,許多問題留待因被這類模式所吸引而不斷組織起來的新的實踐者去解決。這兩個特征,簡要地說,前者是已然凝聚的群體性成就,后者是依據這群體性成就進一步展開的群體性的科學研究。對此,庫恩總結說:“凡是共有這兩個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稱之為‘范式’”。②本文正是從這種意義上引入范式這一關鍵詞,即它是在歷史延續性中凝聚而成的理論模式,這是被群體性運用與追隨的研究模式,它在進一步研究中被模式地群體性地運用——對這群體性,庫恩稱為科學共同體。他是把范式概念與科學共同體概念相互作用地共同引入他的研究的。伊安·哈金在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第四版《導讀》中,特別強調了這一點,“在1974年的《對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庫恩再次強調《結構》中的范式與‘科學共同體’一詞是同時引入的。這些科學成就作為范例,告訴科學家該做什么,該提什么樣的問題,什么才是成功的應用,以及‘范例式的觀察和實驗’。”③范式及其共同體規定性是一個潛移默化的歷史延續過程,用哈貝馬斯的話說,這是一個方向日趨明確的,不同對象的理解參與者對于對象的“完成行為”過程。④對不同理論范式的差異規定性,中國文學理論領域的一些學者不斷地形成理論關注,并將之深刻地轉入理論建構的總體差異性與創新性研究。溫州大學馬大康2010年就當時興起的“文學生產”論研究對此前“文學創造”論的突破,進行了理論范式的意義揭示,概括出創造論與生產論兩種不同的研究總體性,認為他們分別代表了兩種相互抵梧的文學理念與理論范式。⑤馬大康進行的這種由西而中的范式論的轉化研究,對中國文學理論范式論的建構有一定的代表性。

      認識論范式是中國文學理論界最為熟悉又廣有共識的文學理論范式。不過,由于這個范式的既成模式已以一種既在方式構架于大家都熟悉的那套理論之中,因此除了曾有過的由認識論到反映論的無關大要的爭論,從而使之作為理論問題躍入研究群體的視野,它基本是處于一種潛在的隨時在場狀態,而這本身就已成為問題。因為新時期以來很多文學理論建構都與這個范式密切相關,都就它的規范性而來,它的潛在的隨時在場像一幢住慣的老屋一樣,被習以為常,因而看不到它的有待清理與翻修。

      認識論范式承蘇聯文學理論認識論范式而來,新時期的一段時間里被蔡儀、以群等學者進行轉化、改造,系統化為教材樣式,進入各高校文學理論教學,并據此引發1980年代末及1990年代的文學理論高校教材的編寫與出版熱潮。上百種教材在很短時間內推出,認識論范式因此定型為幾乎是大一統的文學理論范式。這種范式一直有力地延續到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主編并四次修訂的21世紀全國高校課程教材《文學理論教程》中。

      中國文學理論認識論范式的核心是文學功能論,認識論范式的各構成性規定都圍繞這一核心展開。功能論的理論要點即認知——認知生活及世界的本質與規律。認識論范式把核心化的認知功能設定為它的研究對象——文學的第一位功能。認知功能的前提是文學創作者應該成為真理揭示者與守衛者,通往這一應該的途徑便是堅持唯物論的認識論并因此而深入生活,在生活源泉中提取真知,把這種真知予以文學表達的方法是現實主義為主與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其他范式要點,文學創作論、文學方法論、文學構成論、文學批評論等,都圍繞認識功能而各就其位。由此,形成一套專有的范疇、命題、闡釋與論證。

      認識論范式對于文學認識功能的堅持,其有效性在于認識與生存關系的本原的合理性,即是說,不認識周圍世界也就無法生存于這個世界。出于這一層道理,亞里士多德才倡導智慧,認為“智慧是關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科學”。⑥人在生存的本原與原因中著落,認知因此成為生存的著落。這便是文學認識功能無可置疑的合理性。美國哲學家威廉·佩珀雷爾·蒙塔古認為,達到認知的途徑是多元的,他提出了六種邏輯方法,但無論哪種方法最終都要落實到實在性,即它必須是對于認知對象的實際所是的認知。⑦即是說,認識論歸根結底解決的是對象是什么的問題,包括對象是什么的根據何在,對象是什么又何以由這樣的根據而獲得,何以這樣的根據便是對象是什么的根據,以及何以由這樣的根據所求得的對象是什么確實就是那對象之所是。因此,認識論范式的難題在于如何獲取那生存的本原與原因,以及如何證實這本原與原因。進而,既然這本原與原因的獲取途徑不是確定的,它的證實又是難以確實的——這是亙古以來認識論不斷糾結又答案不明的難題,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表示了哲學史“內在本性”的又需要不斷探求的人類生存的“普遍的精神”;⑧那么,從文學理論角度說,如此結論懸疑的認識功能,何以就被推崇為文學的核心功能?由此引起的糾結與懸疑不斷把認識論范式推入爭論的漩渦;而且,這類爭論,主要是來于這一范式的共同體成員,他們面對不斷變化的文學對象及文學觀念,切身地感受著理論壓迫,因此不斷地產生使之完善的沖動。同時,這也說明了任何理論范式對于它不斷生成變化的研究對象,都只能是一種理論追隨而不是簡單的理論設定。

      認識論范式的調整策略是向反映論、能動論及審美意識形態論轉化。反映論使先前認識論的真理觀轉化為并不排斥真理的綜合感知論,其中包括感受、感知、認知與實踐。⑨反映論使文學創作主體束縛于難于確證的客觀真理的能動性有了釋放空間。認識論向反映論的轉化性討論發生于1980年代末,其中留存著當時所謂“向內轉”的時代烙印。而反映論向意識形態論尤其是審美意識形態論的轉化,則是文學理論轉入文學本體研究的進一步的成果。意識形態論對于認識論的堅持確定在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基礎上,意識形態論的合理性來源于認識論的真理性。不過,意識形態論在認知基礎上為自己拓展了社會心理、社會意識活動的更大空間,這種解束性努力顯然是文學對象性的——當時,亦即1990年代,正是中國文學進入前所未有的“想象的盛宴”的年代,⑩因此,認識論向意識形態論的轉化,是一種有效的理論應對。而意識形態論向審美意識形態論的美學集中,其動力性原因,則又是認識論范式進一步轉向文學本體的堅持。這一堅持,為認識論范式贏得了構入文學對象的更大的理論探索空間。如錢中文所說:“審美意識形態不是單純的審美,也不是單純的意識形態,而是審美意識的自然的歷史生成。它把文學作為相對的獨立形態,討論的是這種獨立形態自身的本質特性”。(11)

      因為認識論范式是中國文學理論界眾多學者多年的耳濡目染,身在其中,因此以上集中進行的主要是歷史描述性的理論闡釋。至于這一范式的理論構成特點,這里便只是作以下概述:

      (1)認識論范式的前提是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的二元設立。在這樣的設立中,認識主體成為認識對象的觀察者。在認識論范式由認識而反映乃至能動反映的推移中,認識主體的觀察者身份被靈活化為構入性的理解者身份,這種身份使情感與體驗這類先前被指認為干擾因素的主體心理活動,獲得認識論的合法性。但二元設定的主體對于客體的觀察身份并沒有實質性改變。

      (2)認識論是先行理解的知識論。認識主體對于對象的當下認識建立在對象理解的基礎上,而理解的根據不是當下理解中獲得于對象的根據,而是在對象理解中具體化的先在根據,這先在根據便是在具體理解之前得于生活、學習及研究積累的經驗、知識與思想理論。認識論范式的有效性離不開認識主體這類先在的深廣性。這類先在就其先在規定性而言類似于柏拉圖說的先行而在并且不斷具體化的“理式”,是先在具體化的判斷,這先在的運用能力及運用狀況,又被稱為理性。

      (3)認識論范式是同一個認識程序,在對象判斷與理解性研究中的雙重運用,即對象分析與判斷及對象的理論研究與闡釋,都循著認識論展開。對于中國認識論程序的主導性而言,是唯物論的認識論,上層建筑論、意識形態論、創作方法論、文學功能論、文學批評論,它們都堅持認識論的經驗實證標準與歷史實證標準。并不斷地將之納入邏輯實證的框架。認識論范式常陷入自我矛盾,即它的先在知識論與對象實證論的矛盾,它執迷于先在知識的理論興趣與注重于現實觀照的認識興趣常常形成對象與對象構入理論研究時的對立、糾纏或混亂。

      (4)認識論范式靠一套在歷史延續性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命題研究方法支撐它的范式化的理論領域,其中的范疇、命題通過統一制定并發行的教科書得以延續性傳授,并因此成為認識論范式的先在知識。

      二、實踐論范式

      中國文學理論的實踐論范式很長一段時間并沒有形成理論意義的范式,而是一些依附于認識論范式的理論觀點。如“三為方向”論、“深入生活”論、“雙百方針”論、“文學道德”論等。實踐論范式理論意義的建構,應該推溯到1980年代全國規模的第二次美學大討論。那是一次真正意義的理論狂歡,盡管狂歡的主旋律中還留有政治決定論的余響。討論中涌起的四大美學派別,實踐觀點美學在代表人物李澤厚的執掌下風生水起。不過,李澤厚的實踐觀點美學卻沒有在文學理論實踐論的理論范式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原因除了李澤厚當時討論的著力點在于哲學之外,恐怕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唯心與唯物的政治決定論影響,使他的實踐論由實踐的歷史活動層面滑入實踐觀念層面,實踐成為抽掉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客觀規定層面,在這個層面上,實踐被抽象為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歷史必然性,美則成為體現這種歷史必然性的自由形式。對為了客觀而否定人的意識活動的實踐抽象化傾向,朱光潛曾批判這是“要拆開客體與主體的統一而孤立客體,認為客體決定一切”,稱這是“‘見物不見人’的美學”。(12)屏除人的現實意識能動性的實踐主張,自然為當時已開始由機械認識論轉向能動反映論的文學理論范式難于接受。

      實踐論理論范式的自覺建構者是復旦大學的蔣孔陽,他取的是文學理論的認識論范式,但因為在認識論范式中特別強調了整體把握實踐關系的實踐意識,從而在有機整體性、創造生成性、關系互動性及目的過程性這四個要點上豎起了實踐論范式的理論構架。在這個理論構架中,人的社會關系的實踐性展開被強調為四個要點,即這是“通過感覺器官來和現實建立關系”,“審美關系是自由的”,“審美關系是人作為一個整體來和現實發生關系”,“審美關系還特別是人對現實的一種情感關系”。(13)從這四個要點出發,蔣孔陽關系地、現實動態地面對文學對象,不是把文學單純地看作對于生活的認識或反映(包括能動反映,意識形態反映),而是把文學看作是在各種社會關系中展開的實踐活動;并且,又不斷地確認著文學實踐中的認識活動、意識活動,使認識論成為見于實踐的認識論,或者說,是實踐的認識論。

      這里須予強調的是,蔣孔陽的實踐論文學理論研究中所堅持的有機整體性,歷史延續性及現實敞開性研究方法,為后來的實踐論范式提供了方法論根據。蔣孔陽有機整體性地理解與闡釋對象,有三個特點,即其一,把文學對象置于更大的社會實踐關系體中,分析與思考文學對象與社會實踐關系體的有機關聯性,注意把握這種關聯性的相互作用相互構成的動態狀況。他說:“人通過勞動所得到的,不僅是物質上的滿足,同時也是精神上的享受,勞動所創造的,不僅是物質的產品,而且也是勞動者的思想與感情,聰明與智慧等這樣一些人的本質力量的實現”。(14)這段話,把見于藝術的人的本質力量,歸入人的物質與精神有機統一的活動中,進而,又把這一活動歸入人的社會勞動中,并在這種構成與歸入的實踐中,揭示其整體性關系。這段在當下理論界已看似平易的闡釋,明確著實踐論的有機整體性的方法論范式。其二,有機整體性地思考文學創造主體的創造過程。文學創造主體,當他進入創作過程時,既不是抽象的認識工具也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承擔或展示者,他是以有機生命整體的身份進入藝術創造的,他不僅是理智、情感、意志的有機整體性的參與者,而且,他的創造,也只能在有機整體性中產生出來。蔣孔陽說:“任何事物,既可以從概念上來認識,又可以從形象上來認識。概念是本質屬性,是抽象的,形象則是形體象貌,是具體的……藝術家之所以能夠創造美,就因為他創造了形象”,(15)這是說,藝術的創造主體性活動,是創造形象的有機整體性活動,在這樣的創造活動中,創造主體的有機整體性得以實現。這是在認識論范式中被作為個性的不確定性,而從確定性與普遍性中驅逐的東西。其三,由創作主體創造的文學作品,是創作主體整體性實現的作品,也是在整體性中獲有意義的作品。這是衡定作品的整體性的意義標準與價值標準,也是實踐論文學批評的綜合標準。他說,在這樣的實踐整體性中,“人不僅創造了客觀世界中本來沒有的新產品,而且在這些新產品中,他欣賞到了自己作為‘族類’的人的本質力量,欣賞到了自己的理想、愿望、聰明、智慧和本領等等在對象中的實現”。(16)這種綜合性的價值尺度與批評標準,是惟有在實踐的有機整體性中才能提出與把握的尺度與標準。至于蔣孔陽所堅持的實踐論的歷史延續性與現實敞開性方法,不僅為實踐論范式堅持了歷史維度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根據,而且,為實踐論范式打開了一個突破認識論范式的先在知識自證之大門的開放性的研究思路,“作為‘世界的美’的人,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于一定社會歷史關系中的人。只有把人放在社會關系中,人才能創造美,欣賞美,并成為‘世界的美’”。(17)這是在社會關系的關聯性中向各生活領域,社會活動領域充分敞開的實踐論范式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為文學理論預設了廣闊的理論空間。

      實踐論范式的后繼建構者,以北京師范大學童慶炳為代表,他處于“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文學理論教程》主編的位置,他的一些學術主張及學術影響通過《文學理論教程》直接進入全國高校中文專業文學理論教學,并在碩士、博士高層次人才培養中發揮作用。這種重要性是其他文學理論界學者難以取代的。童慶炳的文學實踐論建立在艾布拉姆斯文學活動要素說的基礎上,文學作品被置于中心位置;這個中心,其實只是中介,其他的要素通過作品而相互溝通并組合為文學活動整體。在童慶炳,文學實踐不僅是精神活動,同時也是交往性物質活動,藝術家通過物質交往活動獲得文學創作的靈感、動力、機遇及經驗,文本由此被創造出來;創造的過程也是見于書寫、人際溝通、交付印刷、推廣傳播的物質交往過程;接受也是同樣,接受是交換性的消費,它不僅是理解,同時也是交流溝通。至于世界,則把它的全部豐富性都向著藝術家、欣賞者敞開,并通過藝術家與欣賞者,轉化為文本中永生永存的世界。“世界——作家——文本——讀者,這四個要素,其間包含了體驗、創作、接受三個過程,這才構成完整的文學活動”。(18)這是一個宏大的實踐論范式構架,具有理論建構的開闊視野。它所拓展的闡釋域、問題域及具此建構的理論域,都相當深遠。遺憾的是,童慶炳拓開了這個范式視域,卻沒有來得及把這個視域所看到的氣象萬千的理論地理,勾畫為可供探險的地圖。在他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的第四修訂版中,他簡要地闡發艾布拉姆斯四要素說并強調了文學活動的提法之后,整個教材,就又歸落到先前三版帶有的明顯的認識論范式體例中去。這里的關鍵在于實踐論范式的問題域,是以實踐的展開形態為要點的。觀察一個實踐過程而獲得的認識與構入一個實踐過程而展開的活動,不僅是外部與內部的差異,也不僅是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的差異,文本創造與文本接受的差異,這更是一種形態構造的差異,思考意向的差異,以及闡釋方法的差異。

      對實踐論范式進行理論概括,其要點在于:

      (1)實踐論是先行理解的行為論,這便與認識論范式的先行理解的知識論有了確定的差異。知識論的先行理解,是對于確定的、必然的普遍性的理解;實踐行為的先行理解,則是對活動的目的、方法、構成性協調的預先籌劃。理解性認識與理解性籌劃,前者是言語判斷的,后者是行為過程的。亞里士多德曾對認識論與實踐論作過區分,認為思辨知識——認識真理的知識“,以真理為目的……盡管實踐著的人也思考事物是個什么樣子,但他們不在永恒方面進行思辨,只想到關系和此時”。(19)這種區分是特征性的,也是深刻的。文學活動的行為籌劃,無論是構成性行為、協調性行為,還是延續性行為,都活躍并實現著為認識論范式所回避、所淡化或者所無能為力的實踐目的性感性體驗,及個性呈現的非語言性的行為要點。正是這些行為要點,成為實踐論范式的理論關注。它的理論思維模式,即實踐理性。實踐理性,如康德所說,這是一種生命能力,即“欲望功能是一個存在者借其表象而成為這些表象的對象現實存在的原因的那種能力。快樂是對象或行為與生命的主觀狀況(亦即與一個表象在其對象的現實性方面所有的原因性能力)相互契合的表象”。(20)這里的四個要點,即生命、感官、表象及見于快樂的相互契合,在實踐論范式中獲有理論思考的合法性。

      (2)實踐論理論是對實踐活動各方面互構綜合的理論。與認識論對于對象的由彼及此的單向反映不同,實踐論范式的理論提升是構入活動的各方面,也包括構入活動的理論主體通過相互協調所達成的理論綜合。它保持活動籌劃及展開的多重活動根據,但又不是這些東西的原封不動的保留,而是它們各自合于活動規定的那些東西經由活動而達成的組合,因此又稱為互構。以文本接受而言,文本不僅是作家一廂情愿的書寫,而且是與接受者不斷地進行潛對話的書寫。書寫的文本便是這種潛對話的互構;文本拿到接受者手中,文本在這種上手中除文本之外又構入了印制與傳播,選擇與購買,它們都現實地體現在文本上手之中;文本接受,又是接受者的經驗構入,這是接受者時斷時連或一氣呵成的閱讀過程的構入。同時,先前形成文本上手的那些因素,也都構成接受的實在影響或語境影響。這時,文本還是那個文本,但它所提供的問題域與闡釋域,就明顯地不同于認識論范式中的那個文本。對實踐論范式的這種互構綜合狀況,哈貝馬斯闡釋說:“言語與行為不是一回事。直接參與者在日常交往實踐中所追求的是行為的目的;參與到共同的解釋過程當中,目的是為了形成一種共識,并在此基礎上把他們的行為計劃協調起來……解釋者的目的行為與直接參與者的目的行為必須就行為的目的達成一致”。(21)

      (3)實踐論理論是闡發意義的理論。認識論范式的理論規定是羅素所說的“可斷言性”的,即它總是要把先在的知識在對象的體現狀況中用判斷語式概括出來。對比而言,實踐論范式的理論是意義的闡釋性理論。意義是一個凝聚著關系結構的概念,像“愛”這個概念一樣。規定概念得以形成的各個方面,在概念中被凝聚。西方一些語言學研究及結構主義研究,有一種到語言或結構中搜尋自在的意義,把唯有在接受關系中才能起作用的語言或結構,封閉為意義貯藏罐式的語言與結構的傾向,它們因此面臨解構主義的批判而走向衰落。須予指出,實踐論范式的意義關系性與條件性的理論關注,并非要把研究拉入經驗具體性甚至個別性中去。意義闡釋只要是理論的,它就不可能繞開普遍性或者一般性,雖然它不務求認識論的可斷言性。其實,這也就是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談到的具體普遍性問題。

      由于實踐論范式是建構在以文學活動為要點的廣泛的社會實踐活動中的,所以,文學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領域的相互作用與相互構成關系,就更容易見出它理論建構的當下性與靈活性。如藝術生產論研究,文學社會學研究,文學政治論研究,大眾文化中的文學研究,新媒體文學研究等。這類研究,不僅為實踐論范式所注重,也互構性地建構著實踐論范式。

      三、文化論范式

      中國文學理論的文化論范式,從它進入規模性搭建的1990年上葉開始,它就是文學理論認識論范式及美學范式的批判性范式。而且,這種批判一直伴隨著它的范式搭建過程。它對于既有文學理論范式的批判——是它的批判,也是它的被批判,集中體現在這樣四個方面:

      首先,它對于認識論文學理論范式堅持多年的文本中心論的批判。1990年代,是中國社會轉型國勢既定后又經過了近10年的蓄勢,而以市場經濟高度活躍為特征的年代,市場經濟把市場文化整體性地拉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來。在這一拉入中,娛樂、審美、藝術乃至文學寫作也一并被席卷。作為社會生活活動的文學,以其語言表述的特殊身份,成為具有突出的活動性質的市場文化現象。當文學以其活動性在社會文化中現身時,文學的社會生活活動的研究,便拉開了對文本中心論施以批判的帷幕。對此,中國人民大學余虹在文化論的大眾文化研究漸入高潮的2003年表述說:“我想以‘總體文學’這個概念來涵蓋狹義的文學和‘具有廣義文學性的非文學的話語’,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拓展文學研究的領域”。(22)余虹說的“狹義的文學”即文學文本,“廣義文學性的非文學的話語”則不僅超越了文學文本,而且超越了一般意義的文學活動,把社會生活活動也拉入到文學中來。隨著活動性文學研究日見增多,理論的批判與反批判也日漸激烈地展開。其次,它對于向文本回歸的文學理論的領域性收束展開批判。文學理論向著文學文本的領域性收束,被學者們稱為向內轉,即轉向文本意義的文學對象自身。這種收束本身就是批判性的,這是中國文學及文學理論擺脫此前政治工具身份的批判性轉身。當文學理論界陶醉于這一批判性轉身時,起于1990年代的文學活動性的文化研究則對這種批判性轉身進行了批判,這是一股向外拉動的理論力量。其三,它是對于當時正形成著的理論知識格局的批判。當時,西方文學理論及其他學科理論已經向中國理論界涌入,很多東西與中國既有認識論理論格局相融洽,于是形成了一套內容與形式,主體與客體、創作與欣賞、政治與審美、理性與感性二元論的知識格局,這類格局在井噴式推出的多種大學文學理論教材中成為大體確定的格局。當時啟動的面對活動的文學研究,不得不被活動對象的有機綜合性所規定,因此也不得不對那種二元論的版塊性知識格局予以批判。陜西師范大學暢廣元主編的《文學文化學》,把文學納入文化研究,是文化學范式初建階段有影響的成果。它的批判指向在于當時文學理論“學科觀念的封閉性”,“學科內容的狹窄性”,以及“學科方法的單一性”。(23)其四,它是對當時正在興頭上的基于理論興趣的聚合性理論建構趨向的批判。1990年代,面對西潮涌入,中國文學理論界一方面積極汲取西方理論,一方面又力挺自己既有的理論格局也可以說是理論體系。當時的理論建構趨向就是理論上的以西論中、以西助中。這種論與助,都圍繞既有理論格局展開,形成一個審美論、功能論、構成論及批評論的理論構架。文學文化論的理論建構,隨著文學活動而使相關理論研究面對熱鬧的文化活動發散式地展開。剛剛在收歸文學自身中形成的理論構架在這種發散式展開中被批判性地解構,于是便有了當時盛極一時的“邊緣化”之說。以上四個方面的批判理所當然地成為它的被批判。既有文學理論以已然覺醒的學科領域意識和已然被西論充漲的學科體系意識,對頗有些暴發戶架勢的文學文化學研究展開批判,這就是當時引起不小反響的文學對象之爭,亦即文學理論的家園之爭。因此,文化論范式是在批判與被批判的過程中建構的。對這種情況,陶東風曾從批評學的角度進行了闡釋,他所闡釋的三個要點,與上面指出的四個批判方面是大體切合的。(24)

      上述文化學范式的批判與被批判的動力傾向,使這一范式在建構中走入了一條可以不如此走的路徑,即出離文學理論。一批文化學范式的建構學者,在自己開辟的文化學范式中釋放著一種對于文學理論的疏離力量,他們更傾向于在自己開辟的文化領域形成自己的對象關注、問題關注以及理論資源的關注。他們更多地不是在文化學研究中建構文化學文學理論的范式,而是建構一個從文學理論中分化出來,進而自成體系的只是相關于文學理論的文化學范式。比如在文學理論主導之外另辟蹊徑的文化產業研究、生活藝術化研究、娛樂文化研究、傳媒文化研究等。對這種令人擔憂的文化論疏離文學理論而另辟蹊徑的傾向,童慶炳曾語重心長地予以提醒:“我們無論如何不可放棄對詩意的追求。文化視角無論如何不要摒棄詩意視角。我們要文化,但也要詩意、語言等等。大可不必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是文學藝術的詩情畫意的守望者”。(25)詩意,即文學在語言營造中提升現實、超越現實且又把美好的社會理想、生存理想帶入現實的知情意相統一的魂魄。無論這文學是文學文本,還是文學活動,它都是詩意展開的研究對象,離開或淡化了文學對象的詩意,這類文化學研究可以是博學的,可以是深刻的,可以是潛入歷史的,也可以是現實動態的,但卻未必是文學理論的。

      從文化論范式的文學理論建構狀況而言,有兩種取向,一種是闡釋取向,一種是建構取向。闡釋取向又有兩種情況,一是對既有文學理論范疇與命題,進行文化學闡釋或文化學批判性闡釋。這種闡釋的合理性奠基于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與文化的歷史與現實的一體性關系。在這樣的一體性關系中,文化系統以文學的母系統身份發揮系統性的規定作用,因此文學理論對于文學的研究完全可以在它的文化母系統中找到系統規定的根據,從而使既有文學理論的范疇、命題獲得文化學審視與批判的根據。南京大學周憲在審美現代性美學二元范疇結構的研究中,運用文化學方法及理論資源,闡釋了文學理論經常談到的“韻味”與“震驚”范疇。他分析這對范疇的提出者本雅明,指出“在他看來,傳統文化是一種手工性的,而現代文化則是機械復制的文化”。因此,“傳統藝術是一種帶有‘韻味’的藝術”。(26)論證本雅明的關于文化闡釋的“韻味”,周憲又從文化對于藝術規定的相似性角度,用王羲之《蘭亭序》的文化規定性對“韻味”進行范疇闡釋,致使文學理論及美學范疇有了文化學的著落。另一種闡釋取向是對文學理論研究對象的現象性闡釋或事件性闡釋,比如有學者研究1920年代創立中國古代文論學科的兩位學者羅根澤與郭紹虞,在分析二者的學術主張差異時,便將之放入當時的“整理國故”的文化運動中,對之進行文化學的考查,并由此評價說羅根澤與郭紹虞“分別代表了古代文論研究的兩種學術理念,也體現了當時‘整理國故’運動對待傳統文化的兩個面向”。(27)這類文化論的分析,使文學理論研究有了更為廣闊的文化根據。與文化學范式的闡釋取向不同的是理論建構取向。這一取向的根據在于文學及文學理論與文化及文化學的互構關系。從學科規定的總體與部分角度說,文學在文化中,是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因此文化系統是文學系統的母系統;就文化與文學的現實及歷史關系而言,則不僅文學理論是文化構成,文化也是文學理論構成,它們互構并且互動。當對這種互構關系的研究展開為理論建構時,則文化學的文學理論建構就有了文化學的文學理論范式。對這種互構的文學理論的范式影響,童慶炳指出:“文化研究的所謂跨學科反學科的方法,可能沖垮原有的文學理論學科的知識體系……面臨學科體系受到沖擊的危險,這不能不說是文學理論面臨的挑戰。但是由于文化研究跨學科的開闊視野和關懷現實的品格,也可以擴大文學理論研究的領域,密切與社會現實的關系,使文學理論煥發出又一次青春”。(28)童慶炳對文化批評對于文學理論建構的關注與期待,已在很多理論研究中不同程度的實現。這類體系建構范式,主要是取文化與文學、文化學與文學理論的一體性構成關系,它不是側重于哪一方,而是從一體化關系的角度,提取二者關聯的范疇,以及二者一體化的批評范疇,并據此形成體系性的命題與闡釋。比起既有的文學理論范式,這顯然是別有洞天的問題群的理論顯現。

      對文化學范式進行理論概括,其要點在于:

      (1)文化是理論研究的總體性范疇

      文化現象的龐雜、零散、無處不在,為文化研究提供了其他學科研究難以比擬的取樣方便,但同時,也帶來一個學科定向與定位的困難。這種困難引發出兩種情況:一是很多研究者沉浸于具體的文化現象中,調動這類現象與其他文化現象的四通八達的關聯性,把文化研究辦成超市般的集散地。各色文化現象為了一個設定的文化課題,像購物者那樣,擠擠攘攘地購物而來,又擠擠攘攘地取物而去,文化研究由此成為課題性的大雜燴式的研究。二是使文化成為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對之進行包羅萬象的概念性研究。于是,這些概念便成為一個個小招貼,隨意地貼到什么現象上去,如墻壁文化、攤床文化、公交文化、廁所文化等等。概念是文化的標簽,文化是概念的例證;而這又很容易淪入概念的邏輯游戲。勞倫斯·格雷斯伯格曾對文化研究的標簽化在西方帶來的混亂概述說:“它是一件遭到抵制的危險之事,而且隨時可能會被攻擊,如太理論或不夠理論,太政治化或不夠政治化,太抽象或太具體,過分批判或批判得還不充分,過于精英或過于平民主義,太專注于學院規范或太過分消弱學科規范,助長了西方文明的衰退或成為西方帝國主義利益的仆人,等等。”(29)這兩種情況在近年來國內文化研究中普遍存在,如對現當代文學作品的文化學研究中常見的簡單歸類的研究,以及先設定某類文化特征,然后進行對號入座式研究等,對這類情況,一些學者提出了批評。(30)

      盡管對于文化研究有各種不同看法,但文化是一個總體,因此是一個總體性研究對象,對這一點,在眾多有成果的文化研究中可以說是共識性的。總體性,是說各種文化現象,精神的、物質的、行為的、制度的,都有一種彼此關聯性,而且這是一種互生互構的關聯性。這種總體關聯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上以橫向與縱向相交織的網絡形式存在并發揮作用,不同文化現象不過是文化網絡枝蔓上滿天星式的花朵。

      對無處不在的文化總體性,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將之概括為涵容著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及任何一位社會成員的能力與習慣在內的“復合整體”。(31)20世紀初,英國文學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同樣認為文化不僅包容著且調節著構成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各種“專門研究”,“必會和文化的比較研究相銜接,而且得到相互的助益”。(32)泰勒與馬林諾夫斯基是文化研究的開啟者與奠基者,他們對于文化的總體性看法也是具有奠基意義的看法。文化作為一種總體規定不僅制約著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且根據這方方面面對于文化的作用,對之進行權力的衡量。這便已經深入到文化總體性的運作層面。

      (2)文化總體性現實地見于文化活動

      文化總體性可以理論地分析、揭示與表述,但作為文化的現實規定性,它卻不是理論性的,而是現實實踐性的。它以一種相互作用力的方式存在于具體的文化實踐活動中。或者說,具體文化活動,作為進行著或者完成了的文化活動,是被關聯性的相互作用力推動的或塑型的活動,它是相互作用力的發力過程及其結果。這也就是哈貝馬斯談到主體間性時所說的主體間相互作用的“完成行為”。

      近年來形成的中國文化學文學理論范式在文學活動的文化研究方面存在著有待打通及方法適宜這兩個問題。有待打通,即打通文學文本與文學活動的界限,從仍居主導地位的文本中心走出來,敞開文學活動的視野,并且把已然展開的文學理論的文化研究,從文學理論之外的游走狀態整合到文學理論中來,這既是文本與文學活動的打通,又是文學性的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研究的打通。在這方面實踐論范式的活動性關注可以導入,進而在活動研究中向不同文學活動間的文化關聯性推入。方法適宜,即改變文本中心的套路性的研究方法,向文化活動的研究方法轉換。這類研究方法已不同程度地展開,如語境研究方法、場域研究方法、邊緣綜合研究方法,及上面提到的實踐過程研究方法等。但須進一步突出活動性研究。當文化研究進一步轉入活動性研究,則既有文學理論的格局將發生巨大的整體性變化。

    作者簡介

    姓名:高楠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頻道首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碰超免费国产97久久青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