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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物之喻與中國文學批評
    2021年07月09日 11:08 來源:《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馮曉玲 字號
    2021年07月09日 11:08
    來源:《文藝理論研究》2019年第3期 作者:馮曉玲
    關鍵詞:自然;譬喻;中國文學批評

    內容摘要:自然物之喻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譬喻方式,有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自然物喻文有著內在的學理依據,它與中國文學的發生論、中國美學傳統、中國哲學的認識論與生命觀相關。自然物喻文有著多方面的批評意義,它溝通了人文世界與宇宙自然世界,拓寬了文學的言說空間與審美空間,打通了文學批評與其他藝術批評之間的界限,彰顯了中國文學批評以及中國美學的生命意識與抒情精神。

    關鍵詞:自然;譬喻;中國文學批評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自然物之喻是中國文學批評的一種譬喻方式,有其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自然物喻文有著內在的學理依據,它與中國文學的發生論、中國美學傳統、中國哲學的認識論與生命觀相關。自然物喻文有著多方面的批評意義,它溝通了人文世界與宇宙自然世界,拓寬了文學的言說空間與審美空間,打通了文學批評與其他藝術批評之間的界限,彰顯了中國文學批評以及中國美學的生命意識與抒情精神。

      關 鍵 詞:自然 譬喻 中國文學批評

      作者簡介:馮曉玲,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

     

      關于中國文學批評的象喻傳統,學界的探索目前已有不少,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一是以人體自身為喻,早期探討如錢鐘書所說的“人化傳統”,吳承學進一步概括為“生命之喻”;①二是以人類社會中的人文器物為喻,已有的研究包括以錦繡喻文、以兵法喻文、以兵器喻文、以容器喻文等;②三是以自然物為喻,包括以山水、日月、風景、動物、植物等自然界中的事物來譬喻文學的現象。在自然物之喻的研究中,目前涉及的,是一些具體的、個別的自然物之喻,如以水喻文、以山水喻文等。③不過,與文學批評中的人化之喻、人文器物之喻相比,自然物之喻的研究尚不充分。其實,以自然物喻文的現象在中國文學批評中大量存在,內容豐富復雜,對其做系統的、綜合的、整體的研究很有必要。本文以此為題,做一些分析。

      一、自然物喻文的歷史發展

      所謂自然物之喻,是指以日月、山水、動物、植物等自然界的物象作為喻體來譬喻文學的批評方式。自然物之喻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其發生、發展、演變、傳承的過程。

      漢末魏晉時期,被一些學者視為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時代(宗白華177)。這一時期的文學批評,也不再像漢代《詩大序》那樣凸顯儒家詩教觀的文學批評話語體系,而是開始大量地以自然物象來譬喻文學。在《文賦》《詩品》《文心雕龍》等魏晉時期的文學批評經典著作中,自然物之喻都有體現。如,陸機《文賦》云“于是沉辭怫悅,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36),是用“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翰鳥纓繳而墜曾云之峻”等自然景象來形容文學的構思、想象等活動。又如,鐘嶸《詩品》評顏延之時引用湯惠休語:“謝詩如芙蓉出水,顏詩如錯彩鏤金”(270),便用芙蓉出水的自然景象及錯彩鏤金的人文景象來分別形容謝靈運、顏延之的詩歌風貌。又如,《詩品》評范云、丘遲詩云“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312),便用“流風回雪”“落花依草”兩種自然景象來形容范云、邱遲詩歌的審美風貌。再如,《文心雕龍·風骨》篇云“夫翚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劉勰321),以翚翟、鷹隼的“色”“彩”與飛翔狀態等比喻文章之“才力”,用“鷙集翰林”來比喻“風骨乏彩”,用“雉竄文囿”來比喻“采乏風骨”,都用自然界中飛鳥的外在形體與飛翔狀態等來比喻文章的文采與風骨。又如,《文心雕龍·隱秀》篇論文章之“隱”時說,“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431),論文章之“秀”時說“若遠山之浮煙靄,孌女之靚容華”(431),是用“川瀆韞珠玉”“遠山浮煙靄”等自然景象來形容所論述的文學風格。可見,漢魏六朝時期,自然物之喻已經在文學批評中廣為應用,并且涉及文學構思、文學審美等多個文學活動層面。

      唐宋元時期,文學批評中的自然物之喻進一步發展壯大、范圍拓展,在新興的詩格、文格、詩話、詞話、文章學等相關著作中,自然物之喻都廣泛使用。④譬如,晚唐五代詩格著作如《詩格》《風騷旨格》《雅道機要》等,都有以“勢”論文的特色,而所謂的“勢”,大都采用自然物之喻的方式來表述。⑤如齊己《風騷旨格》中的“詩有十勢”是“獅子返擲勢,猛虎踞林勢、丹鳳銜珠勢、毒龍顧尾勢、孤雁失群勢、洪河側掌勢、龍鳳交吟勢、猛虎投澗勢、龍潛巨浸勢、鯨吞巨海勢”(403-404),而這十種詩歌之“勢”,都是用自然物象的譬喻方式來表征詩歌的一些規范與體式。又如,宋朝張炎《詞源》中云,“姜白石詞如野云孤飛,去留無跡。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成片段”(16),也是用自然物象來譬喻詞風的批評方法。自然物之喻在宋元時期新興的文章學著作以及文學評點中也有表現。例如,宋朝謝枋得《文章軌范》評韓愈《送孟東野序》云,“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1059),用“層峰疊巒”“驚濤怒浪”等自然景象來形容韓愈文章句法多變之美。這一時期的自然之喻,從批評范圍看,從早期詩文評拓展到詩、文、詞等多種文體之中。從批評方式看,形成了一些帶有程式化傾向的術語,如詩格中的自然物象之“勢”等。從批評文體看,無論是專門的詩文評著作(如詩話、詞話、詩格、文格)還是新興的評點類著作(如總集、選集類的評點)都運用了自然之喻的批評方式。

      明清時期,自然物之喻進一步拓展到新興的曲論、戲曲批評、小說批評等領域中,并且一些固定化、程式化的批評模式繼續使用。如,明朝朱權《太和正音譜》“古今群英樂府格勢”評論各位元曲作家藝術風格時,大量選用由四字組成的自然風景詞匯來譬喻,如“馬東籬之詞,如朝陽鳴鳳”(22),“張小山之詞,如瑤天笙鶴”(22),“白仁甫之詞,如鵬搏九霄”(22),“李壽卿之詞,如洞天春曉”(23)等;論述“國朝十六家”時,同樣也用四字的自然風景來形容,如“王子一之詞,如長鯨飲海”(28),“劉東生之詞,如海嶠云霞”(28),“楊景言之詞,如雨中之花”(29),“夏均政之詞,如南山秋色”(29)等。這種四字格的譬喻方式已經具有程式化、模式化的色彩,與唐宋時期“詩格”“詩式”中的“格”“勢”的四字譬喻法一脈相承。明清時期小說批評中,也使用自然物象來譬喻文學之美。以毛宗崗《讀三國志法》為例,如“《三國》一書,有星移斗轉,雨覆風翻之妙”(朱一玄 劉毓忱編302)一段,用自然界中的風景變幻來形容小說敘事的變化多端;“《三國》一書,有橫云斷嶺,橫橋鎖溪之妙”(303)一段,以自然界中橫云斷嶺、橫橋鎖溪的風景連斷來形容小說敘事的連斷之妙;“《三國》一書,有將雪見霰,將雨聞雷之妙”(303)一段,用自然界中前后相序的風景來形容小說中相關事件銜接組合之妙;“《三國》一書,有浪后波紋,雨后霡霂之妙”(304)一段,用自然界中“浪后波紋、雨后霡霂”的自然景象來形容小說敘事中描寫后事、交代下落的余波之妙;“《三國》一書,有寒冰破熱,涼風掃塵之妙”(304)一段,用自然界中冷熱交替的現象來形容小說節奏緊張與舒緩相間、張弛有度的情形;“《三國》一書,有奇峰對插,錦屏對峙之妙”(307)一段,則用自然界的山峰對插等情景來形容小說敘事中事件與事件之間形成的相反相成的組合狀態。

      綰結而言,自然物之喻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其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并且隨著時代的演進而發展。從被譬喻的文體來看,自然物之喻隨著各文學文體的興衰更替,從早期的詩文批評一直拓展到詩、文、詞、曲、小說、戲曲等各類文體的批評中。從譬喻方式來看,漢魏晉時期多采用對具體自然物象進行描述的方式,唐宋元時期則形成了一些與自然物象相關的“格”“勢”等模式化、程式化的四字批評范式,明清時期這種模式化、程式化的批評范式則進一步固定下來,并且多用來譬喻文學的“格”“勢”“式”及作家作品的美學風格等。從譬喻層次來看,自然物之喻涉及文學的構思、文學的構成、文學的風格、文學的審美風貌等各個層面。可以說,在中國文學批評中,自然物之喻涉及多種文體、多個層面,并以多種譬喻方式呈現,自然物之喻是中國文學批評的特點之一。

      二、自然物喻文的學理依據

      中國文學批評中以自然物喻文的現象,有其深層的學理依據。

      首先,從文學發生論的角度來看,文學作品的發生與自然物之間本身就有內在聯系。“物感論”是中國文學發生論的重要觀點之一。如鐘嶸《詩品序》所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1)又如《文心雕龍·物色》篇所言:“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493)四季風物、自然風景的輪轉變遷,使詩人感發情志,觸動靈感與才華,才能創作出優秀的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產生,常常與自然物的感召有關。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文賦》《文心雕龍》中運用自然物象來譬喻文學的想象、構思等活動,因為文學的產生、想象、構思等活動往往是在與自然物的接觸之中有所感興才能產生的。正因如此,漢魏晉時期自然物之喻的一個時代特點,就是對自然物象的直接描繪較多。同樣,在古代書法批評、繪畫批評等其他藝術批評中,自然物之喻能夠大量使用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這些藝術作品的產生過程與自然世界有著緊密聯系。譬如,中國文字、中國書法、中國文明的起源都與自然物象相關。在出土文物中,早期文明的起源常常與一些圖象、刻符相關。而這些圖象、刻符既是對自然物象進行觀察的印記,是中國文字、中國文明的源頭,又是后世書法、繪畫等藝術的萌芽。在中國漢字造字法中,“象形”是重要的造字原則之一,而“象形”也同對自然事物的觀察與表現相關。這樣,書法、繪畫等藝術的發生與自然物有關,于是在書法、繪畫等藝術批評中,以自然物象來譬喻書法、繪畫的造型方式、構成特點等也就成為可能。因此,從文學藝術發生論的原理來看,古代文學批評等藝術批評的自然之喻,符合文學藝術發生學原理。

      從中國美學傳統來看,文學批評中自然物之喻采用“物象表達”的方式,符合中國美學的一貫傳統。所謂“物象表達”,指的是古代文學批評中,通過描述自然界中一些具體的景象、物象等,來描述、傳達文學想象、文學構思、文學經驗等文學活動。這種文學批評“物象表達”的過程中,批評家沒有對文學活動本身的構成機制進行分析和解剖,而是通過對文學之外的他物(即自然物象)進行描述的方式來比附、形容文學。這種以描述他物的方式代替分析此物的做法,符合中國藝術批評、中國美學的一貫傳統。

      譬如,在中國書法美學中,以自然界的各類物象來形容書法之美是書法理論最初的表達方式。當代學人將最古的書法理論稱之為“喻物派的書法理論”(熊秉明5),認為“最古的書法理論是用自然事物之美來描寫書法之美的[……]評論家用自然事物描寫書法之美,是一種比喻的說法”(5)。在一些產生較早的書法理論文獻中,以各種各樣的自然物象來形容書法之美確實大量存在。例如,東漢蔡邕《筆論》論書云:“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6)其中,便以蟲食木葉、利劍長戈、強弓硬矢、水火、云霧、日月等多種物象來形容書法之美,這些物象中既有自然物象,也有兵器等人文物象。⑥又如,西晉索靖《草書勢》云:“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虯蟉,或往或還,類婀娜以羸羸,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游盼向,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窿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19-20)其中,用大量的自然物象如驚鸞、蟲蛇、騏驥、海水、芝草、棠棣、玄熊、飛燕及其動作、形態等來形容草書之形狀。這種以自然物象來形容書法的“物象表達”方式,是中國書法美學的早期傳統之一,也是中國美學的傳統表達方式之一。古代文學批評正是延續了中國美學這種“物象表達”的方式,所以唐宋元時期文學批評中的“格”“式”“勢”等也多用四字組成的自然物象來表達。也因這種物象表達傳統的存在,由四字組成的自然物象譬喻方式,在后世文學批評中又呈現模式化、程式化的傾向。

      從中國美學的特征來看,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學批評模式,符合中國美學的農業文明特征。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學批評模式中,用以形容文學的譬喻之物,多是自然界中的山川草木、四時風景等農耕文明中的常見事物,這是中國美學農業文明特征的體現。關于中國美學的農耕文明性,已有學者做過相關論述,如劉成紀在《中國美學與農耕文明》中所言,“農耕背景下的時間和空間,是被自然表象的時間(四季)和空間(風景),它的自然性即可感性,它的可感性即審美性。同時,人參與農事就是參與自然,就是將個體納入到自然時空的生命律動[……]農耕文明不但塑造了中國人的時空體驗和四方想象,而且通過人與自然的相互滲透,為人的生存注入了本質性的審美內容”(9)。在這樣一種農耕文明的生活環境中,中國古人的生活、中國古人的藝術、中國古人的審美,都與農耕背景的時間與空間相關。在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學批評方式中,作為喻體的自然事物,都是在時間、空間中活動的四季與風景。中國文學批評中,以農耕文明四季風景中諸多自然物象來譬喻文學活動,正與中國美學農耕文明的特質相關。

      從中國哲學的方法論來看,自然物之喻所用的“物象表達”方式,符合中國哲學觀物取象的認識論傳統。上文所論,古代文學批評中的自然物之喻,往往是通過對某種自然風景、自然景象的描述來代替對文學活動機制本身進行分析與解剖。這種“物象表達”的方式,與中國哲學“觀物取象”的認識論相關。“觀物取象”的認識論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之一。《周易·系辭》中有一段很經典的表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黃壽祺張善文572)其中所說的“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符合周易的特點。《周易》的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有其具體的形象。《周易》的這種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在中國哲學乃至中國文化中都有著重要影響。而在中國文學批評等文藝批評中,對于自然物象的大量取喻與大量運用,也是通過對天地自然、飛禽走獸等自然事物的形象描繪來表達在文學創作、文學鑒賞等過程中的種種體驗和感受。因此,“觀物取象”的哲學思維是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固有特點,也是中國文藝批評的一個特點。

      觀物取象的哲學傳統與文化傳統有著深刻的文化人類學根源。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與表達方式在中華民族的文化體系中存在已久。《山海經》所記載的神話和傳說在某種程度上被當代學人認為是先民記憶的保存,或可幫助我們窺測先民的一些表達方式或者思維方式。《山海經》卷三《北山經》中介紹帶山時說,“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其中多鯈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袁珂82)這種“其狀如……”的表述方式,在《山海經》中大量存在。在這種表述方式中,我們能夠追索早期中國人的思維特征與思維特點。有學者認為,“如……”樣的表述方式是“將陌生的知識和事物向已知事物同化的一種表述方式,暗示出中國人觀察和認識事物的比類取象特點”(戶曉輝44)。可以說,“比類取象”是早期中國人觀察事物和認識事物的方式和特點之一。而中國文學批評、中國美學傳統中的自然物之喻,都能在中國哲學中“觀物取象”的認識論傳統以及早期中國人“比類取象”的思維方式中找到最原初的文化基因。既然“觀物取象”是中國人認識事物的一種思維方式,古人在文學批評活動中,也運用“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來觀照與分析各種文體,由此,自然物之喻便能在文學批評中的各類文體、各個層面中廣泛使用。

      從中國哲學的生命觀來看,自然物喻文所代表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評符合中國哲學的宇宙生命觀。蒲震元認為,“人化”批評與“泛宇宙生命化”批評是中國傳統藝術批評模式中的兩種重要形態,所謂“泛宇宙生命化”批評,蒲震元釋為“以天地萬物所表現的生命有機整體性特征來觀察藝術作品”。⑦在古代文學批評、藝術批評的自然物之喻中,喻體囊括了山川日月、四時風景、動物植物等各種各樣的宇宙生命。并且,這些山川日月、自然風景都具有生命有機體的特征。譬如,傳為司空圖所作的《二十四詩品》中,⑧論“纖秾”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郭紹虞7),論“縝密”云“水流花開,清露為晞”(26),論“形容”云“風云變態,花草精神”(36),論“超詣”云“如將白云,清風與歸”(37),其中的流水、遠春、花草、清風、白云等用以形容美學風格的自然物象,都具有生命有機體的特征。而這種“泛宇宙生命化”批評的方式,與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宇宙生命觀及宇宙生命意識相關。中國傳統哲學中,儒釋道三家學說都有較為強烈的宇宙生命意識。儒家哲學中,“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的“山水”比德意識,賦予自然山水以道德人文的色彩;道家哲學中,“逍遙游”的精神追求以及“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主體意識,代表了一種將人類世界會通于宇宙生命世界的追求;佛教哲學中,有“眾生平等”、萬物皆可成佛的觀點,有情眾生與無情眾生皆俱真如佛性,“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花無非般若”(賴永海302),花與竹等自然事物也都具有生命色彩。因此,中國哲學與中國文化中視宇宙自然中的一切事物皆有生命,體現出一種宇宙生命觀的生命意識。《周易》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黃壽褀張善文569),可視為中國古代文化中生命觀念的典型表達。“泛宇宙生命化”的批評模式是中國哲學的宇宙生命觀在文藝美學領域中的體現。而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學批評模式,正與這種宇宙生命觀相符合。

      三、自然物喻文的批評意義

      自然物喻文具有多方面的批評意義。

      首先,以自然物喻文,將文學世界與宇宙自然世界聯系起來,使文學活動兼具人文、天文、地文的意義,拓寬了文學藝術的言說空間與意蘊空間。

      中國古代哲學中,有“天”“地”“人”三才之說。“天”“地”“人”三才的相應活動分別具有天文、地文、人文活動的意義。文學是人類精神活動的產物,是一種人文領域的活動,文學的產生、接受等活動也都是在人類活動的領域中進行。而在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學批評體系中,用以譬喻的自然物包括宇宙天地的諸多事物。從天上的日月星辰、風云雷電,到地上的山川草木、江河湖海,都能作為譬喻之物進入文學批評的系統中。當這些宇宙天地間的自然事物進入文學批評時,文學的構思、創作、審美、鑒賞等相關活動不僅具有“人文”活動的意義,也具有了“天文”“地文”的意義;文學不僅與人類精神活動相關,也與宇宙自然中諸多事物的活動相關;文學不僅能在人文空間、人文世界中言說,也能在天文世界、地文世界等更大的宇宙空間中言說。文學批評的以自然物喻文,使作為一粒微塵的文學活動,具有了普現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活動意義,使人類活動與宇宙境象之間,呈現出“‘兩鏡相入’互攝互映”的華嚴境界。⑨因此,以自然物喻文,將文學構思、文學審美等相關人文活動與天地宇宙間自然萬物的運行等天文、地文活動連接起來,使文學活動的空間從人類世界拓展到自然萬物所存在的宇宙天地世界之中。

      其次,以自然物喻文,打通了文學、書法、繪畫、音樂等多種藝術批評之間的界限,凸顯了各種文藝批評之間在美感生成、審美經驗等方面的共通性,并由此形成了中國美學中一些常用的、具有特定審美意蘊的自然物象。

      如前所述,自然物譬喻的現象不僅存在于中國文學批評之中,也存在于古代其他文藝批評之中。并且,古代各類藝術批評間用于表達美感的一些自然物象是相同或者相通的。此處以小說評點和書法批評為例。在貫華堂本《水滸傳》第八回中,金圣嘆在夾批中六次用到物象思維的表達方式,即“行文有雷轟電掣之勢”(193)“文勢如兩龍夭矯,陡然合筍”(194)“如一座怪峰,劈插而起”(196)“有春山出云之樂”(197)“天外奇峰”(200)“此段又如春山出云,膚寸而起”(204);在眉批中也有一處用到了物象表達,即“一段看他敘三個人,如云中斗龍相似,忽伸一爪,忽縮一爪”(200)。其中用以譬喻的自然物象有“龍”“山峰”“云”等各類事物,所形容的是各式各樣的情節變化之美。再以書法批評為例,傳為衛夫人所著的《筆陣圖》中云“一(橫)如千里陣云,隱隱然其實有形。丶(點)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丿(撇)陸斷犀象。乙(折)百鈞弩發。∣(豎)萬歲枯藤。ㄟ(捺)崩浪雷奔。(橫折彎鉤)如勁弩筋節”(衛鑠22)。其中所用以譬喻的自然物象包括“千里陣云”“高峰墜石”“萬歲枯藤”等,用以形容的是書法筆畫的形狀、態勢等。這兩個例子中,用以表達美感的自然物象中,都有“云”和“峰”這兩種物象。其實,古代文藝批評中所選用的自然物象,往往都有這種相通性或者會通性。古代文藝批評中常用來譬喻的自然物象包括山、水、春花、秋月、春云、墜石、蛟龍、驚鴻等詞匯。經過歷史的積淀,這些特定的自然物象承載了特定的美感意蘊與美感內容。比如白云、白鶴往往與高潔的審美意蘊有關,而月夜、荷塘往往與清幽、寂靜等美學意蘊相關。由于特定的自然物象總是與特定的美感意蘊相關,在歷史長河中,不同時代的不同藝術家表達自我審美體驗時,有時會重復使用前代藝術批評家所用過的自然物象。這個時候,特定的自然物象能夠傳達經過歷史積淀的特定審美經驗。這些被選用的自然物象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起到類似于西方神話中的“原型”作用。正如榮格在分析西方神話中的“原型”時說:“一個原型的影響力,不論是采取直接體驗的形式還是通過敘述語言表達出來,之所以激動我們是因為它發出了比我們自己的聲音強烈得多的聲音。誰講到了原始意象誰就道出一千個人的聲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為之傾倒。”⑩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藝術批評中所經常使用的自然物象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一些常用來譬喻美感美經驗的情感積淀,由此形成中國文學批評、中國美學中一些較為固定的審美意象。

      再次,以自然物喻文,強化了中國文學批評的生命精神,并由此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美學的生命意識。如前所述,以自然物喻文,是中國古代“泛宇宙生命化”文藝批評模式在文學批評中的體現,而“泛宇宙生命化”批評模式又與中國哲學的宇宙生命觀相關。古代文學批評中,以生命有機體喻文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以人體自身喻文,即錢鍾書所說的“人化”之喻,吳承學所概括的“生命之喻”;一種是以自然事物來喻文,即蒲震元所說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評。這兩種批評中,無論是以人體為喻,還是以自然事物為喻,所用以譬喻的人體以及自然事物都具有生命有機體的特征。這種以生命有機體所具有的蓬勃生機與生命特征來譬喻文學的方式,賦予中國文學批評以生命精神。在自然物之喻的文學譬喻系統中,用作喻體的自然事物如日月星辰、四時風物,都具有內在運行節律與生命運行機制特征。作為被譬喻之物的文學,也就如同具有生命有機體的自然萬物一樣,具有生命體的特征。學界一般認為,中國藝術具有生命精神和生命意識,從宗白華到朱良志,都曾經予以論述。如朱良志所論,“中國藝術家視天地自然為一大生命世界,一流蕩歡快運動之全體,鳥飛魚躍,花開花落,日升月沉,乃至僵石枯樹,一切無不有生氣蕩乎其間,一切都充溢著活潑的生命。”(8)其實,不僅中國藝術與天地自然生命相連,富有生命意識,而且,當天地自然中的自然物象進入到文學批評、藝術批評之時,也使文學批評、藝術批評等審美活動與天地自然的生命世界緊密相連。因此,不僅中國藝術富有生命精神,中國文學批評、中國美學同樣也充溢著蓬勃的生命精神。

      最后,以自然物喻文,強化了中國文學批評的抒情色彩,并由此進一步彰顯了中國美學的抒情傳統。(11)以自然物喻文的方式與文學批評中的“移情作用”相關。此處所謂“移情作用”,指的是賦予自然物以生命、感情的一種文藝批評思維方式。錢鍾書在分析文學批評“人化”之喻時曾說,“一切藝術鑒賞根本就是移情作用”,“人化文評不過是移情作用發達到最高點的產物”(“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16)。在分析孔子“樂山樂水”之言時,錢鍾書說,“以見宣尼于美學移情之理,深有的自然物象中,有著歷代藝術批評家審美心理、審解會”(《談藝錄》237)。其實,在古代文學批評中,無論是“人化”之喻還是自然物之喻,都是“移情作用”的體現。只有運用移情作用,將文學活動中批評家主體的自我情感投射到人體構造或者日月山川等自然物之中,才能夠生成“人化”之喻或者自然物之喻。而在“移情”于日月山川等自然物、進行“泛宇宙生命化”批評的同時,批評家對于宇宙天地等自然物象是飽含個人情感在內的。這樣,以自然物喻文的文學批評活動,便具有一種抒情色彩。抒情色彩不僅是中國文學的傳統,也是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以自然物喻文的批評方式,進一步強化了中國文學批評的抒情色彩與抒情精神,彰顯了中國美學的抒情傳統。

      自然物喻文的文學批評傳統,在現當代批評家手中依然傳承。譬如現代美學家朱光潛評論古代詩人陶淵明時說,“淵明則如秋潭月影,澈底澄瑩,具有古典藝術的和諧靜穆”(朱光潛277),是用“秋潭月影,澈底澄瑩”的自然景象來形容陶淵明的藝術風格。又如,現代文學批評家李健吾在給李廣田《畫廊集》作序時(署名劉西渭)評論李廣田散文說,“猶如蜿蜒的溪流,經過田野村莊,也經過圓囿城邑,而宇宙一切現象,人生一切點染,全做成它的流連嘆賞”(李健吾184),這是用蜿蜒的溪流等自然景象來形容李廣田散文內容的包羅萬象。再如,當代文學批評家陳思和評論沈從文的《電》《邊城》時說:“《電》就像在黑暗社會里的一道道閃電,《邊城》卻如置身于陽光明媚的山溪邊,都沒有絲毫混濁氣”(陳思和144),也是通過對自然物象的描述來比喻文學作品的藝術風格。比較而言,朱光潛、李健吾、陳思和所用的這三個譬喻中,朱氏的“秋潭月影,澈底澄瑩”所采用的兩個四字詞組譬喻法與古代文學批評中的四字譬喻(如前文所舉的“格”“勢”等四字譬喻)更為接近,其句式句法、審美風貌都更接近于古典美學,而李健吾、陳思和的譬喻方式則是用白話的散文句式對自然物象進行描摹,其句式句法、審美風貌都更具有現代氣息。可見,自然物喻文的方式一直延續到現當代的文學批評、美學著作中,并且隨著時代發展而產生新變。在現當代的文學批評著作中,自然物喻文所用的語言、物象、表達方式等或許會有所改變,但其內在的文學批評傳統卻是一以貫之的。

      綜上所述,在中國文學批評中,以自然物喻文與“人化”之喻、人文器物之物鼎足而立,共同建構了中國文學批評的譬喻系統。自然物喻文有其內在的學理依據與多方面的批評意義。在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史上,自然物喻文有其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并且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拓展其批評領域與批評范圍。自然物喻文的批評方式與文學的發展演變相伴相隨,并隨著時代發展而注入新的因素,歷久彌新。

    作者簡介

    姓名:馮曉玲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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