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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物批評亟待重返現場
    2021年07月09日 11:13 來源:《中國文藝評論》2019年第6期 作者:汪涌豪 字號
    2021年07月09日 11:13
    來源:《中國文藝評論》2019年第6期 作者:汪涌豪
    關鍵詞:文藝批評;及物;現場;批評家;創作與批評

    內容摘要:當下文藝批評常與創作脫節,凸顯了批評必須及物的重要性。好的批評家必須有洞察的本能和介入的意識,以時刻準備出發或已在途中的姿態,投身到變動不居的創作大潮中,既對作者有感同身受的了解,又對自身保持高度的警惕,由此將一種深刻的洞見賦予對象,開顯出其所蘊含的豐富內涵。當然,過程中須注意拿捏好主體與對象的關系。真正的及物應與對象既契合又疏離,兩者的博弈盡顯飽滿郁勃的生命張力。此外,又須注意思想的可視性,不故弄玄虛,故弄玄虛也是批評不能及物的表現之一。最后,為及物批評能早日建成,批評家須加強人格修養,有明確的崗位意識和責任心。如此有守有為,才能使批評盡顯高品位和高格調。

    關鍵詞:文藝批評;及物;現場;批評家;創作與批評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當下文藝批評常與創作脫節,凸顯了批評必須及物的重要性。好的批評家必須有洞察的本能和介入的意識,以時刻準備出發或已在途中的姿態,投身到變動不居的創作大潮中,既對作者有感同身受的了解,又對自身保持高度的警惕,由此將一種深刻的洞見賦予對象,開顯出其所蘊含的豐富內涵。當然,過程中須注意拿捏好主體與對象的關系。真正的及物應與對象既契合又疏離,兩者的博弈盡顯飽滿郁勃的生命張力。此外,又須注意思想的可視性,不故弄玄虛,故弄玄虛也是批評不能及物的表現之一。最后,為及物批評能早日建成,批評家須加強人格修養,有明確的崗位意識和責任心。如此有守有為,才能使批評盡顯高品位和高格調。

      關 鍵 詞:文藝批評/及物/現場/批評家/創作與批評

      作者簡介:汪涌豪,復旦大學中文系。

     

      一、日趨泛化與固化的批評

      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轉型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文化的勃興,文藝批評正日漸呈現出泛化和固化的傾向。前者受新媒介技術霸權帶來的傳播方式的影響而不斷走向虛擬化,后者基于網絡與媒體的擠壓而不斷走向圈子化。雖然兩者從論說旨趣到終極追求都不盡相同,但與文藝創作的第一現場脫節,流于空洞不及物卻是一致的。

      誠然,數字技術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文藝生產與消費的大環境,由此帶來人們閱讀—欣賞方式的改變,促使了包括網絡批評在內的各種新媒體批評的興起。這種批評權力的下沉,對豐富普通人的文化生活,增進其文化獲得感,無疑具有正面的意義。但不能不看到,一些類型小說創作中戲說與幻說成風;一些影視、戲曲一味靠數字特效合成影像,無視起碼的感覺真實,諸如此類都在提升藝術表現自由度的同時,抽空了作品的思想意義與現實指向。而與之相關的文藝批評,因受到對象所固有的世俗化主題與商業化趣味的影響,常不免在凸顯言說開放性和交互性特征的同時,多多少少陷入“營銷批評”的困境,從而弱化了批評本該有的指陳利病、引領價值的力度,此為我們所說的泛化或虛擬化。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在融媒體平臺與輿情批評擠壓下,類似學院批評等專業的文藝批評既想通過與國家話語、政策話語的區隔來凸顯自身的獨立性,又想通過與市場話語、大眾話語的區隔來凸顯自身的學術性,為此不惜采取一種精英化的言說策略,甚至自甘邊緣,抱團取暖,既不針對個案發言,也不回應沖突,一味沉迷于結構的探討,而鮮少關心價值。如此放棄了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放任批評向個人化、私語化的方向發展,又不免陷入“玄學批評”甚至“黑話批評”。已有學者指出當代文學批評存在著過度理論化的傾向,“許多的文學批評僅把批評對象作為思想和話語的由頭,批評懸浮于對象之上”①。這種將文學創作與批評脫開,專意追求批評的文體價值與自身本位,固然“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帶來全新的理念和深邃的思辨”,但同時“也使文學批評走向了冷漠和抽象”②。不幸的是,更廣范圍內的文藝批評也是如此。此為我們所說的固化或圈子化。

      在這兩種傾向的交合作用下,文藝批評呈現出過剩與不足兼雜的奇特病象。“過剩”是就上述泛化和固化的批評充斥文壇,稀釋了文藝批評應有的影響力而言的,“不足”正指具有針對性、有效性的真批評的稀缺。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文藝批評再不像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樣受到人們普遍的關注,“文藝批評所能激發的公共性的思想和情感的能力在減弱,激發大眾的共同激情和興趣的力量在弱化,提供大眾探索真理的路徑和精神能量日漸匱乏,對于歷史主體的創造性想象和未來信念在喪失”③。而作為言說主體的批評家迷失在虛幻的語言狂歡和智力游戲中,因一種為人詬病的偏狹保守的職業作風和自閉心態,連帶著造成了其所作的各種批評說服力的明顯不足,影響力和感召力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二、介入當下與回歸大地

      如何從當下的現實出發,做有態度、有擔當的文藝批評;如何找回批評的現場感,探索批評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建設性,使之與生活聲息相通,與時代同頻共振,這是擺在批評家面前一道無計回避的考題。為此,我們呼吁文藝批評要及物。要求文藝批評及物原不是新話題,此前吳義勤的文章④就已揭出這一點。但遺憾的是,反響大多停留在學理的層面,其所指斥的現象在現實中不僅未得到糾正,反而愈演愈烈。鑒于一般意義上的呼吁效果有限,我們才希望結合十多年來評論界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在新的語境下對其再作申述和強調,以便使它有更明確的意義邊界,能對批評發揮更大的干預和影響作用。

      顧名思義,“及物”當然包含“及”和“物”兩個方面。但在當代語境下,“及”希望被關注的顯然是其所含指的那種充滿激情與勢能的動作性訴求,它突出的是主體刻意的動作行為和由這種動作行為所必然產生的抵達、關聯和跟進的效果,由于它自身通常有感而發,能感而發,所以很不能接受一切的蹈虛走空,更進而要求自己必須能切近,夠深入,可帶動;而“物”顯然專門指向人所必須帶動和所屬意要完成的那個動作的對象,由于這個人的動機通常清晰,目標又很明確,有時還立意高遠,志向遠大,所以他常常截然拒絕一切的游談無根,并厭棄每一種言不及義,由此必定追求言之有物,甚至談言微中。落實到具體的文藝批評,它要求的是批評者必須永遠保持洞察的本能和介入的意識,以一種時刻準備出發或已經在途中的姿態,積極投身到變動不居的文藝創作的大潮中,既能對創作者所身處的客觀環境和情感世界有感同身受的了解,又能時時回光內鑒,永遠對作為言說者自身的日常經驗和價值認同保持高度的警惕,使之有能力面對復雜的精神創造,仍能夠全方位地裸出生活的展開過程和人性的普遍狀態,并進而將一種深刻的洞見賦予對象,開顯出其所蘊含的普遍性的社會情緒和時代癥候。

      由于文學藝術是人“內在經驗”的產物,是人所具有的想象力、情感力較隱在的見證,通常不易為客觀的知識所掌握,因此文藝批評要觸及對象的本質與內里,就必須有足夠的知識準備和心智投入,有時候甚至還要沖冒風寒,接受當世的辱罵與后人的曲解。當然,這也決定了一旦觸及關鍵,切中肯綮,它的意義將是非常巨大的。以往的事實證明,真正有價值的批評總是及物的,并因能及物而與時代與社會緊緊聯系在一起;真正有眼光有思想的批評家的意見也總能關注真實展開的人生,并因這種關注而成為他所身處的時代最深刻最精到的意見。譬如19世紀初,北歐盛行一種遵奉天主教精神而與現實相脫節的浮偽的浪漫主義,其時就有勃蘭兌斯懷著巨大的啟蒙熱忱,發起“精神革命”,針對那個時代的種種弊端,力陳“抽象的理想主義”的虛偽與不情,呼吁作家基于“自由意志”與“獨立思考”,揭露社會的矛盾和資產階級的卑瑣,由此引來雅各布遜、赫曼·班和易卜生等作家的紛紛響應,以“現代開路人”為名結成文學流派,最終使北歐文學得以與歐洲現實主義文學思潮連為一體,實現了重要的突破。這讓人想起保羅《文學批評與危機》中所說的話,“所有真正的批評都是以一種危機的方式出現的”,因為它有及物的強烈沖動和意識,促使它既自覺地切入生活,又能時時檢視與質疑現實,辛辣地批判甚至否棄現實人生的種種真假與偽善,所以終得以維護了人們對這個社會的道義和價值的信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所經歷的巨大變革,放諸世界都稱得上史無前例。日新月異的變化和層出不窮的問題既是各類文藝創作豐厚的土壤,也給文藝批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如何堅持歷史批評與美學批評相結合的原則,既不忘表彰其正面的價值,開顯其向上的力量,又能還原其背后所隱含的諸多晦暗不明的世相和丑惡墮落的人性;既能對藝術家忠實呈現自己的困惑有“了解之同情”,又能拒絕曲為回護的徇私與裝聾作啞的鄉愿,真正做到有好說好,有錯說錯,直言無隱,直道相砥,匡正其可能有的誤判和不自知的錯估,可謂今天文藝批評的當務之急。須知,文藝作為人的精神性生產,能形塑一個時代的社會意識,對人們的精神生活發揮深刻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介入,或更積極地介入,本來就是文藝的天性和生命。也因此,文藝批評注定與它所關注的對象一樣,天然地就具備對一切社會變革和轉型的反思沖動,有參與其價值重建和理想塑造的強烈的自我期許。質言之,文藝批評與文藝創作所面臨的挑戰從根本上說是相同的,它們有的來自藝術,更多來自生活;就是來自藝術,也常與生活有關。因為不斷變化的物質—文化環境,早已使今天的文藝創作越來越呈現為一種綜合性的存在。據此,一切脫開現實的不及物的批評,不管是取商業化的模式,還是頂著高頭講章的光環,都不可能有效地解釋藝術,也不可能因違逆時代的創造性變革和人們對生活、藝術和美的真實訴求,而獲得人們的信賴與尊重。

      當然,追求批評的及物性須注意拿捏好主體與對象乃至與時代的關系。對一個優秀的批評家來說,真正的及物應該能與對象乃至時代既契合又疏離,兩者之間充滿著一種道義和知識的博弈,盡顯飽滿而郁勃的情理角逐和生命的張力。如果與對象、與時代一味的疏離,批評必定不能真實,缺乏活力;但如果與對象、與時代擁抱得太緊,乃至能入不能出,寫出的東西必定沒有高度,缺乏生氣。從這個意義上說,有時候刻意地凸顯,一如刻意地回避,都不是處理與批評對象乃至與其背后的時代應有的態度,它們不僅不能使批評及物,甚至還會使它走向反及物甚至反生活的一面,由此,批評很容易不是淪為對象的附庸,就是淪為時代的棄子,根本沒可能重建當今中國人的“日常真實”和中國文藝的“當代經驗”。在這個方面,阿甘本所提出的“同時代性”命題很值得我們重視。所謂“同時代性”,說的是人與時代的一種奇特關系,即人“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它保持距離”。阿甘本認為一個“在所有方面與時代完全聯系在一起,并非同時代人”,因為這種與時代過分契合,會使“他們無法審視它”⑤,這實際觸及了批評家如何做到既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問題。他又斷言,一個真正的思想家必然會將自己置入與當下時代的“斷裂和脫節之中”,有時甚至站在時代之外或之上,只有通過與時代的“斷裂”與“脫節”,才能觀察到較之一般的泛泛而論更真切的世界的本質,從而在批評中抵達一般人無法抵達的真理。顯然,這也是及物的批評所應抵達的高上的境界。因為它不僅能揭示藝術中的世界,讓人通過它走進并認識真實的世界,更能批判它,監管它,為它將要到來的健康合理提供自己的意見。

      因此我們千萬不要將文藝批評做虛了,把它的格局弄小了。基于對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一樣要服務于促進社會自覺這樣的目的的認識,別林斯基曾提出不能做那種僅局限于分析作品本身的美或不足的狹隘的批評,而必須從更廣闊的時代與社會歷史的角度出發,從政治、哲學與道德多個向度考察藝術家及其創作與時代社會和民族歷史文化的關系,并對這種結合時代歷史背景解明作品意義的批評抱有強烈的期待。為此,他不僅呼吁不能將批評僅僅理解為“或是誹謗所見到的現象,或是把現象中喜好和不喜好的東西區分開來”,還稱這種認識為“關于批評的最鄙陋的見解”,為其僅基于個人的喜好和直覺,并不足以真的肯定或否定任何對象。在他看來,批評家最需要的恰恰是假理性而非個人的意志作出判斷。如果說批評最終都是要靠每個個體來完成的,那么這個個體也應該特指能“代表人類的理性”的個體⑥,這樣的判斷依然能給當下的文藝批評以啟示。

      為此我們呼吁文藝批評要與創作一起,永遠保持健動的勢能,越過市場或融媒體的喧囂,俯身諦聽隱蓄在人群中的大時代的聲音,并能調動它朝向更光明合理的方向。如果說好的創作如瑪莎·努斯鮑姆《詩性正義:文學想象與公共生活》一書標題所揭出的那樣,能提供給人一種更具人性關懷的“詩性正義”,那么好的批評就更應該提供這種正義。也正是基于這一點,我們說一個有態度、敢擔當的批評家,必會統一藝術理想、社會理想與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理想三者,來構建自己健康正大的審美理想,必會體認到文藝批評不僅具有描述和闡釋文藝現象的認知功能,還足以振奮人的精神,有導正其傾圮的價值觀的引領作用。而正是這種功能與作用,能促使人將自己對藝術的喜好與更高的精神追求聯系在一起,并最終使文藝真的分擔了轉型期中國社會尋找共同信仰與價值的任務,乃至成為推動它實現偉大變革與發展的力量。

      此外,要凸顯批評的及物性,還必須注意思想的可視性問題。有鑒于一切可見的事物都“具有一個嚴格意義上不可見的層面”,⑦尤其是當這個事物或現象聯通著人的感覺和思想,更必然會帶上相當的深度,讓一種哲學意義上的“不可見性”,成為人認知的障礙,此所謂“即使精神的眼睛也有其盲點”。但正如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一書中所論證的,這些盲點最終還是可以被看見的。事實也是如此,借助于知識表征的可視化呈現,人類已經看見或正在看見越來越多此前未曾看見的東西。文藝批評是對講究“目觀為美”的文藝創造所作的批評,批評對象本身所洋溢的形式感,決定了文藝批評是可以并應該有助于讓人更多地看見或發現的,因此文藝批評最不應該故弄玄虛,過分抽象晦澀。故弄玄虛和過分的抽象晦澀,從某種意義上也是批評不能及物的一種表現,至少會影響批評及物性的實現。也正因為如此,在文學批評領域,早有人提出須注意批評對創作的侵害問題,他們甚至認為,對這種侵害的抵御足以成就文學的“當代品質”⑧。基于一段時間以來文藝批評存在著對創作的種種疏離和曲解,使創作可以甚至必須抵御批評這樣極端的命題居然得以成立,這實在值得我們深長思之。因此,我們呼吁文藝批評必須明確反對過分理論化,包括一切過度的引申和強制的闡釋,尤其反對刻意“創造出某種體系,使原本毫無聯系的東西產生出合理的聯系”⑨,或“憑空架高把一個不相干的同類硬扯上去”⑩,這實在是批評及物的題中應有之義。

      在這方面,古今中外,已有許多批評家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即就現當代中國而言,讓自己的觀察緊貼作者和作品,不鉆概念的牛角,不拉體系的虎皮,也曾見諸李健吾等人的批評。在與文藝史、文藝理論三位一體的大格局中,這些批評家憑個人的生命體驗和過人的悟性,兼采中西文學批評之優長,將傳統的意象賞會與西方的印象批評相結合,既能知人論世,解開創作者的心路歷程與作品呈現的復雜關聯,又專注于一己的情感體驗,將及物批評必然具有的可視性特性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形式活潑,雜感、談片與札記都有;語言生動,理性的審視與感性的流溢交至,是真的在增加了批評的解釋能力的同時,兼具有開放性、對話性,從而拉近了文藝與普羅大眾的距離,在成全作者的啟蒙熱情或拯救欲望的同時,將僅止于欣賞甚至圍觀,或尚未進入自覺狀態的自發的讀者與觀者,改造為真正具有審美理解力的“文化大眾”,從而印證了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批評本就是“有文化的公民的日常活動”。

      只是有點遺憾,今天不盡合理的學術制度,一定程度阻礙了文藝批評多元化呈現的實現,文藝批評本該有的及物性,以及由此帶來的自由開放的創造精神漸漸地被冷落、遭扼殺,表現為不是過于浮泛、隨意的群居終日、言不及意,就是過分的機械化、程式化,直至淪為人見人厭的新經院和新八股。尤其在文學史和藝術史的權力被無限抬高的學院中,文藝批評因其關注即時反應和個人感受,常常不被視為高上的學問,進而又因為自身陷于惡性循壞而屢遭輕慢,這實在是非常遺憾的事情。為了一種徹底的改變能盡快到來,一切有出息的批評家應該有責任心和崗位意識,既態度平懇接地氣,又思想深刻能超拔,努力多做“對話式批評”和“為讀者的批評”,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在場者,一方面能闡明作者的思想,另一方面還能超越上升到文化批評的層面,完成為公眾服務,指導公眾意識的使命。

      三、及物的品味、格調與責任

      為了這種及物的批評能早日建成,維護批評的品味與格調非常重要。如前所說,當前文藝批評存在著泛化與固化的傾向,由此造成種種不作為而失語、亂作為而失范、關顧人情而失貞、不重價值而失真、不及文學之物而失美等問題,包括多整體抽象的否定,少個案具體的糾彈等奇怪的生態,已使許多人對文藝批評失去了信心。有的批評看似能聚焦問題,鼓勵交鋒,乃或不時刊登正反雙方的評論文章,但很遺憾,所刊出的文章有許多是由編輯預先約好誰扮演正方誰充當反方的,并且就是如此,仍未見多少思想的交鋒,甚至意義上的交集。這種現象正照見了批評家的萎弱與茍且。

      所以今天對文藝批評不能及物的反思,必須從重建批評家的精神人格做起。尤其要通過認真深刻的反思,重建批評家自身唯真理是從的頑健的風骨,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毅的品性,以及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貞定的操守。如此言必求實,言必求是,不計毀譽,甘于寂寞,才談得到受藝術家誠心的推戴與尊重,才有可能引導藝術創作揭示生活的浮偽,裸出時代的真相,進而看到繁華背后的慘淡,有以堅信將要到來的美好。要之,在從事具體的批評時要俯身向下,不作假,不扮酷,尤能尊重藝術家的付出,深體其創作的艱難,并因為如此,特別能誠懇地指出他們的不足,使其意識到在許多時候藝術絕不僅僅是藝術本身(如果說藝術本身能構成目的,那也是因為它背后承載著生活,不過那些變動不居的生活常被紛繁流轉的現象所遮蔽,以至使人看不到它所含示的真實意義),才是稱職的批評家。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批評的本位決定了它所展開的不僅是認識性的過程,它須堅決地主張自己原本就是有強烈的實踐性品格,并始終有立足于土地而形成的問題意識。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批評的品味與格調,也是批評家必須有的品味與格調。

      而要在追求及物的同時做到有品位,有格調,有守有為很是重要。“守”是有立場,守住批評家的職業本分,不貼熱點,不趕熱場,更注重知識的更新和修養的提升,并始終以成為真正的內行、專家為唯一的努力方向。“為”是能創造,能積極貢獻有深刻的哲思、厚重的歷史感和既淵雅又靈動的文化意味的精彩的批評,特別是在一片哄抬聲中,在一邊倒的宣傳營銷中仍能如此,或尤能如此。如果說,藝術家需要不斷提高學養、涵養和修養,需要把做人、做事與創作結合起來,能下苦功,練真功,從而使作品提升到一定高度的話,那么批評家更應該堅持弘揚真理,濬發真知,不阿好,不徇私,拒絕一切喪失了價值皈依的低俗批評,既揭出偽浪漫的不情與虛假,避免將即興式的點贊和吐槽當作批評的平庸與訛濫,又能從過于個人化或西方化的敘事中解放出來,以防止因過分沉溺于個人的好惡而使藝術失去更廣大的關懷,進而失去更廣大的人群。至于“紅包批評”“坐臺批評”,就更與他絕緣了。

      為此,批評家必須誠身有道,積德無細,認真加強主體修煉,努力完善自己的人格。在這方面,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很好的資源可以汲取,有許多很好的提點可供警鐘長鳴。尤其是傳統儒學從來重視成人、達人,十分強調人須盡此反己之殊能,既能“身在”,又能“出離”,以求得自我認識的準確,然后孜孜不倦,創進不息。與此相聯系,傳統文化還主張修身須從自重言行開始,所謂“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不然,“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徐幹《中論·貴言》)。總之對個人而言,問學是為了求道;對社會而言,得道是為了垂教。而為求道行教化,它又從來重視“明明德”,即在澄明生命自身或內心本自具有的光明德性的同時,能發揚光大此真德真道。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也需要不斷地修煉。當然主要是在生活中修煉,也就是在及物過程中修煉。此所以,后來心學論及此義,特別強調安處在人世中的“存心”“養心”和“盡心”行為,認為唯此在心上切己用功,能否開顯出光明之德所特有的專、精、純、樸、高、遠、深尚不可知,又豈能出讓原則,降格取媚。2019年3月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的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要求文藝和社科工作者能深刻反映時代的歷史巨變,描繪時代的精神圖譜,為時代畫像、立傳、明德的同時,又特別強調要有品位與格調(11),正是接續著這樣的傳統。

      品位與格調源于責任。從狹義的角度說,文藝批評不僅僅是對文藝作品或現象的一過性解讀,它是史的構建的基礎,應當傳達一個時代特有的審美氣質,從而為文藝進入歷史并得以適切的安頓提供可信的記錄;從廣義的角度說,更是一個時代審美意識和文化認知的積淀,包括體現著如韋恩·布斯所說的足以反映一定“道德教誨”的“倫理的尺度”。他甚至認為,所有敘事作品都“含有一定的倫理價值觀”,都有這種“倫理的尺度”。作為人類良知與精神的值更者,古今中外,有許多作家、藝術家在某些特殊的時刻,都充任過這種尺度乃或價值的守護,甚至為此擔荷過先知才會有的痛苦。其中一些偉大的作家、批評家更能以如椽之筆,四兩撥千斤,剔肉見骨,若不經意就撕開了黑暗的創口,揭示出人性中的真相。

      今天的文藝生產固然須適應消費的需求,但這不等于說藝術家、批評家可以取一種追隨乃至迎合的姿態,而忘了由及物而審視與批判的責命。因為與上述文藝生產方式和評價方式的變化相伴隨,人們的文藝生活乃至精神生活越來越需要內行專精的指導也已成趨勢。因此,批評家必須有明確的崗位意識和責任心,不管是基于娛樂化或泛化的趣味,抑或是有意采取一種專業化或固化的策略,都不應該忘了許多時候,媒介只是感官的延伸,而批評才能達成思想的傳遞。當然,更不該忘記批評從來具有的公共屬性。理查德·波斯納在《公共知識分子:衰落之研究》一書中,曾單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文學評論家”一章,討論如何通過與現代價值、政治思想和公共話語建立起深刻關聯,來避免文學批評淪為美學意義上的抽象,我們的批評家更當在這方面做出扎扎實實的業績。

      同樣,今天的文藝批評不能及物,不能通作者之意,開覽者之心,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泛化和固化的弊端,并不意味著我們須默認它是合理的,更不意味著我們對一種從來向往的好的批評的遺忘。福柯曾說自己“忍不住夢想一種批評,這種批評不會努力去批判,而是給一部作品、一本書、一個句子、一種思想帶來生命;它把火點燃,觀察青草的生長,聆聽風的聲音,在微風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號,而不是去評判;它召喚這些存在的符號,把它們從沉睡中喚醒。也許有時候把它們創造出來——那樣會更好。下判決的那種批評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歡批評能迸發出想象的火花。它不應該是穿著紅袍的君主,它應該挾著風暴和閃電”(12),艾略特也稱自己“最為感激的批評家是……能讓我去看我過去從未看到過的東西,或者只是用被偏見蒙蔽著的眼睛去看的東西,他們讓我直接面對這種東西,然后讓我獨自一人去進一步處理它。在這之后,我必須依靠我自己的感受力、智力以及發現智慧的能力”(13),所指涉的有許多正是批評的及物特性。這種及物的批評真正做到了蒂博代所稱道的博學又勤懇地把我們這一代的科學、社會、美學與創作靈感帶回大眾的視野,從而使“批評在他手中真正成為一種創造”(14),它們當然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批評。

      總之,當我們重提文藝批評必須及物,必須回歸文藝創作的現場,原是把積極介入當下,回應時代,堅持社會效益優先,用健康向上的精神產品抵制一切低俗、庸俗和媚俗,從而最大限度地把發揮藝術在陶冶情操、啟迪心智、引領風尚方面的作用視為題中應有之義。這也就是“為時代明德”。中國人從來好說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因為如前所說的原因,文藝生產能為新的社會意識的形成和符合當代中國的時代精神提供堅實的基礎,所以任何從事這項事業的人都不應僅僅將其視為紙上功夫,而必須讓筆帶著靈魂身體力行,“與時代同步伐,以人民為中心,以精品奉獻人民,用明德引領風尚”,從而完成“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和“以文培元”(15)的神圣使命。

    作者簡介

    姓名:汪涌豪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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