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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
    2021年07月09日 11:15 來源:《長江學術》2019年第2期 作者:希利斯·米勒 字號
    2021年07月09日 11:15
    來源:《長江學術》2019年第2期 作者:希利斯·米勒
    關鍵詞: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終結論;印刷媒體;數字媒體;《明信片》

    內容摘要:本期《現代語言季刊》中有關“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論述,其作者都認為需要發展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論。王寧關注讓·保羅·薩特、雅克·德里達和阿蘭·巴迪歐自1950年以來對中國的影響。張江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家幾乎完全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所做的是“強制闡釋”,他拋開文學批評中的一般公式或模式,而把每一部作品都當作獨特的、自成一格的東西來閱讀。朱立元則詳細論述了筆者的“文學終結論”文章在中國的影響。這三位中國作者都未強調這期“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結束部分所討論的內容,也就是說,包括中國在內的每個國家的文學理論所經歷的重大變化,都是由印刷媒介向數字媒介的轉變不由分說地帶來的。那么,當文學作品由印刷品閱讀轉變為網絡在線閱讀時,到底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關鍵詞: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終結論;印刷媒體;數字媒體;《明信片》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本期《現代語言季刊》中有關“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論述,其作者都認為需要發展一種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論。王寧關注讓·保羅·薩特、雅克·德里達和阿蘭·巴迪歐自1950年以來對中國的影響。張江對西方文學批評理論家幾乎完全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所做的是“強制闡釋”,他拋開文學批評中的一般公式或模式,而把每一部作品都當作獨特的、自成一格的東西來閱讀。朱立元則詳細論述了筆者的“文學終結論”文章在中國的影響。這三位中國作者都未強調這期“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結束部分所討論的內容,也就是說,包括中國在內的每個國家的文學理論所經歷的重大變化,都是由印刷媒介向數字媒介的轉變不由分說地帶來的。那么,當文學作品由印刷品閱讀轉變為網絡在線閱讀時,到底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關鍵詞: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終結論/印刷媒體/數字媒體/《明信片》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域外文論的本土化研究”(12&ZD166)。

      作者簡介:[美]希利斯·米勒,加州大學爾灣分校 英語與比較文學系,美國 加利福尼亞 92697; 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 ),男,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英語與比較文學杰出研究教授,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比較文學研究。他最近的一本著作是2015年出版的《萌在他鄉:米勒中國演講集》(An Innocent Abroad:Lectures in China),收集了米勒1988-2012年間在中國多所大學發表的30多場演講中的15場演講實錄,中文版于2017年刊行。

      譯者:李松(1974—),男,湖南湘鄉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盧絮(1979—),女,湖南湘鄉人,文學博士,華南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主要從事西方文學理論研究。

     

      我懷著深深的敬意拜讀了三位著名的中國學者在本期《現代語言季刊》上發表的三篇文章,它們讓我獲益匪淺。這些文章共同探討了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學術和教學中的現況,不過它們的關注點和研究方式差異非常大,各自的觀點也存在很大差別。這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些話題的范圍之廣和觀點的多樣性。我可以很容易想象,由另外三位同樣杰出的中國學者撰寫的文章,也不會與這些文章有太多的重合。他們會對在中國有影響力的西方文學理論家,例如喬治·普萊特、弗雷德里克·詹姆遜或愛德華·賽義德進行完全不同的論述。

      中國是一個大國,全國各地有許多不同的大學,每所大學都在以不同方式教授文學和文學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多種語言,普通話在日常用語中并不是通用的。1988年至2012年,我曾多次前往中國講學或參加會議,了解到中國的學術環境相當復雜多樣。①盡管近年來,中國各地都在努力使文學理論更加統一,但情況仍然沒有太大改變。正如本期《現代語言季刊》的三篇文章所體現的那樣,中國人希望通過發展一種獨特的、排除他們所說的“西方價值觀”影響的中國式文學理論來實現統一文學理論的目標。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目標,所以這三篇文章都以不同方式提到了它。但是,西方價值觀究竟是什么,其答案可能并不太好具體化,但它們大概包含了西方文學理論所推崇的價值觀。一種獨特的中國文學理論究竟應該是什么樣的,除了說它應該非常地“中國”之外,也沒有具體化。到底是指馬克思主義、儒家、中國禪宗,還是其他什么?我對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的微末了解,不是來自在中國工作的學者,而是來自一位才華橫溢的中國學者顧明棟。顧先生目前任職于達拉斯德州大學,多年來一直致力于對中國思想流派進行詳細的比較。例如,他最近寫了一些關于中國禪宗及其與西方文化的類比的文章。他對禪宗與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的共通之處特別感興趣。中國有幾千年的文學研究和文學理論傳統,對他們來說,沒有“西方價值觀”,回歸這些古老傳統應該不難做到,但還需要進一步協調這些傳統與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

      本期文章的三位中國作者都是研究西方理論在中國的影響的專家。他們都身居要職,并且都能夠與權威人士對話。不過,他們的職位在重要性和權力上差異很大。

      王寧在北京的清華大學(可稱為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工作了很長時間,現任職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致遠講席教授。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國的文化和商業中心正從北京轉移到上海。王先生不僅在中國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書籍,在許多西方學術期刊上也發表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

      張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漢語和文學理論教授,該院的副院長。由于這是一個政府資助的、極其重要且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機構,張的職位非常重要。他在中國幾乎所有主要的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大量關于西方文學理論與批評以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文章。他為《現代語言季刊》撰寫的文章的不同版本已在中國、美國和歐洲廣泛發表。②

      朱立元是中國重點大學復旦大學的漢語和文學理論教授。他曾在美學理論、中西美學、現代與后現代文學理論等方面發表過大量的中文論著。他為《現代語言季刊》撰寫的文章是這三篇中唯一一篇詳細分析了西方文學理論家到底說了些什么,以及在中國是如何被解讀的文章。既然我就是那位文學理論家,我想說,朱立元對我的作品及其在中國的影響的細心關注,使我深感榮幸,此前我并不知道我的“文學終結”的論文在中國被如此廣泛地閱讀和討論。

      由此可見,這三位學者在機構任職和學術工作上的差異確實很大。不僅如此,他們還體現了中國學者對西方文學理論及其在中國影響的觀點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所有語言和文化的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是獨特的,這三位學者在其論述的內容和方式上也有許多不同之處。他們的文章代表了他們自己。我的評論并不是試圖去進行“細讀”,而是對其中的重要內容做一些觀察。

      王寧的《法國理論在中國以及中國理論重構》和他的許多其他著作一樣,是一部廣博的、全景式的作品,而不是高度聚焦的作品。這篇文章開頭的總結是正確而具有啟發意義的。該文討論了法國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三位理論家: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理論不僅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而且對中國文學理論和批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德里達的解構批評理論,通過在中國批評界和翻譯界的應用,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后現代主義;阿蘭·巴迪歐對毛澤東思想的熱情與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界對他的批判性接受,無疑幫助了中國知識分子重新審視毛澤東思想的遺產。

      上世紀50年代初,我自己也是薩特的忠實讀者,我學習了法語,這樣就能讀懂他關于讓·熱內(Jean Genet)的書,當時這本書還沒有翻譯成英語。然而,我并不知道薩特在中國有如此大的影響力。王還列舉了一些受索倫·阿拜·克爾凱戈爾,弗里德里希·尼采和薩特的“存在主義”影響的中國作家。在我多次訪問中國的過程中,從未遇到任何人提起過薩特對他們工作的影響。由于我的研究領域一直是文學研究和批評,因此盡管我曾讀過薩特的純哲學著作,但那時候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薩特的文學隨筆。薩特的不同作品在中國有哪些影響?關于這一點,王沒有給出具體的信息,他也沒有具體介紹德里達和巴迪歐在中國是如何被閱讀的,如果能知道這些信息將很有意思。王的文章沒有介紹中國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也極少提到薩特或德里達所說的話。他或多或少有些想當然。

      我希望有人能給我解釋一下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獨特之處,亦即中國人是如何解讀馬克思的。就我讀過的一些官方英譯本所了解的,馬克思是一個非常復雜而又精妙的作家。其中一個例子是《資本論》中關于“亞麻布說話”的那個著名片段。還有一個例子,《資本論》的腳注常常是對一些倒霉的學者(通常是馬克思所不贊同的德國學者)的詼諧有趣的辯駁。2000年7月,我在中國桂林參加了一個關于“馬克思主義與美學”的會議并發表了演講,③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也出席了那次會議。我記得在會議上問過一位中國學者,為什么他們國家需要像詹姆遜和我這樣的西方學者來和他們討論馬克思主義美學。他的回答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里,他說,“因為我們沒有那樣的學者。”

      張江在本文腳注中提到的文章對我作品的批判,在《現代語言季刊》中發表時被縮減為一段。他的論文《論強制闡釋與中國文學理論的建構》(On Interpretation and Chines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Theory)差不多全盤否定自20世紀初以來的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作為回應,我提出四點意見:

      1.盡管張提到了幾部西方文學作品,例如埃德加·愛倫·坡的小說《厄舍古屋的倒塌》,但除了一個單獨的案例外,他沒有實際討論西方文學理論或批評的作品。這個孤立的案例是張對伊萊恩·肖沃爾特(Elaine Showalter)1985年對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Hamlet)中奧菲莉亞的女權主義解讀④的強烈否定。

      2.我非常贊同張江的文章在《現代語言季刊》版本中的一個新元素,即強烈反對文學批評中的公式或模式,而應該把每一部作品作為獨特的、自成一格的東西來閱讀。

      3.張的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闡述了他關于構建中國特色文學理論的設想。他認為這個理論應當以中國五千年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實踐傳統為基礎,但是他并沒有具體展開討論,也沒有討論任何一部中國傳統文學理論著作,甚至是任何一部中國文學作品。但是實際上,哪怕在篇幅較短的文章中,也應當有一些例證。

      感謝朱立元先生寫了這篇描述我在中國的影響的文章,使我得以詳細了解我的“文學終結”一文在中國所引發的爭議。他的這篇文章是西方理論對中國影響的詳盡描述的典范。他不僅對自己選擇的西方理論進行了準確的解讀,也解讀了像我的《論文學》這樣的后期作品。此外,他還詳細介紹了在中國發表的多篇參與了“文學終結論”辯論的論文。他向我們展示了我的文章在中國是如何被閱讀的,以及為什么會引起爭議。他說,這些爭議最終達成了一種普遍共識,即文學永遠不會終結。他正確地引用了我說的同樣的內容:我們所稱的“文學”,或者更廣泛地說——“文學性”,不會終結,但它可以以多種形式和媒介來表達。《希利斯·米勒論文學的終結》在各方面都是一篇關于這一問題的精彩文章,朱先生所寫的這篇文章對我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榮幸。

      以下是對朱立元的文章的兩點評論,主要是想對他提出的一般性問題進行后續討論:

      1.朱先生在文章的開頭提到了我提出“文學的終結”時引用的雅克·德里達在《明信片》中所說的一段話。下面這段話是德里達的法文原文:“Toute une époque de ladite littérature,sinon toute,ne peut survivre à un certain régime techno-logiqu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le régime politique à cet égard est secondaire).Ni la philosophie,ni la psychanalyse.Ni les lettres d’amour”。艾倫·巴斯把它翻譯為:“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整個(即使不是全部)所謂文學時代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對文學的影響都沒有這么大。”⑤

      2.朱先生對德里達的話進行一定擴展是很好的,因為我當時確實把它們當作了自己文章的基本背景。例如,他已經注意到德里達的一連串夸張描述:新的“電信體制”不僅終結了文學,而且也終結了“哲學”“精神分析”和“情書”。在今天的社會,“弗洛伊德的理論已經不適用了嗎”“不能用電子郵件發送情書了嗎”“不能在電腦上進行哲學思考了嗎”,這三種說法似乎都不對。德里達說,政治“體制”在一個正在經歷數字革命的國家已經不那么重要了,因為“數字化”會終結每個國家的文學和同類事物,這樣的說法在現實中也是有問題的。最近美國資本家對“互聯網中立”的攻擊就證明了這一點,更不用說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大肆利用推特來說謊了。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政治都不能阻止數字革命的發生,但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數字革命的發生方式,從而在政治上契合了德里達所說的“體制”所蘊含的主權力量。

      王先生在為本期《現代語言季刊》撰寫的文章中,對德里達在中國的影響進行了權威性的論述,但他未提及德里達在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作品以及中國文學理論家對德里達作品的看法。我衷心希望王先生或者其他同樣學識淵博的人,能夠像朱立元先生介紹中國學界對我的“文學終結”的解讀時所做的那樣,進一步介紹德里達在中國的影響。

      此外,《明信片》本身與其說是一篇隨筆,還不如推定是想象的情書集,是書信體小說的戲仿。我說“推定”是因為信中提到了真實的人,比如辛西婭·蔡斯(Cynthia Chase)和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據我所知,這些都是真實的情書,都是寄給真實的人的,雖然大多數都相當長,并不適合寫在明信片上。作品中的這些不確定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刻意為之的。無論如何,作為一部書信體小說,《明信片》是這種古老的西方文學形式的例證,盡管中國也有類似的文學形式。

      為什么不會有電子郵件情書、數字文學、數字心理分析或數字哲學?答案是:不會有,就如很多討論我的論文的中國文章所斷言的那樣,是因為文字媒體(如印刷小說或詩歌)正在向視覺媒體(如電影和電視)轉變。朱立元的文章說,關于文學終結論的爭論“在歷史上與學術界對視覺文化、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的關注不謀而合”。此處的“審美化”是一個復雜而又有些模棱兩可的詞。我認為他的意思是,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讓步于電影和電視等或多或少缺乏深度的表現形式。不過,在朱與他人合編的標題帶有“美學”字眼的文集中,“審美化”這個詞是一個積極意義,用來指稱一個理論學科。⑥

      然而,我關心的不是向視覺文化的轉變,而是從印刷文化向數字文化的大規模轉變。這一轉變仍在進行中,許多新小說仍然以印刷形式出現,至少在一開始是這樣,但現在有些新小說是用計算機書寫,在計算機上閱讀。

      還有無數曾經只有印刷形式的作品,現在都是免費的電子在線文本,比如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所有小說和其他作品,以及德里達《明信片》的法文原版和英譯版。數字化正在使研究圖書館在某種程度上變得過時。像我這樣一直在擁有大型研究圖書館的大學任教的學者可能會發現這是一種威脅,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不過,退休后我生活在緬因州農村,數字資源就變成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東西。

      更確切地說,我同意德里達的看法,這種變化不是從語言轉變為視覺,而是轉變為一種完全不同的媒介,即新的“電信體制”。這個體制不僅神奇地把視覺材料發送到我的電腦或蘋果手機上,還把以前只能在紙上看到的新版口頭材料發送到我的電腦或蘋果手機上。隨之而來的是全新的純語言材料,如推特、電子郵件、數字詩歌和數字小說,當然同時還有一些廣告,正是這些廣告在為我們所接受的這些技術奇跡買單。正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所說的,“媒介就是信息”。

      《明信片》中的這段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大問題:閱讀紙質版的特羅洛普的《弗拉姆利教區》或《明信片》與在線閱讀有什么區別?為什么媒體就是信息?這個問題絕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假設《明信片》是由想象中的愛情電子郵件組成的,可以在蘋果手機上閱讀,而不是通過明信片發送、收集并打印出來的、想象中的情書,會有什么不同?自從寫作和發表我的“文學終結”文章以來,我花了很多時間嘗試在教學、講課和寫作中回答這個問題。我發現,部分差異是身體上的或體驗上的。你手中拿著書去閱讀,與我此刻正在拿著蘋果筆記本電腦閱讀或寫作是不同的。還有一部分差異是印刷媒體和數字媒體所在閱讀環境的巨大差異。印刷書籍所處的閱讀環境是圖書館和書店中的所有書籍。電子文本的閱讀環境是極其復雜的“網絡空間”。我的電腦連上了互聯網,只要點擊正確的網址,就可以即時訪問大部分的網絡空間。不管用戶對這些語境多么地習以為常,他們至少會在潛意識中意識到這些語境的差異。

      印刷媒體和數字媒體的另一個區別是,通過翻頁費力地搜索印刷書籍中的某個給定單詞或短語,與大多數數字文本(如PDF或Word文檔)的簡單搜索功能大不相同。

      與西方國家相比,數字設備在中國普及的速度可能要慢一些。然而,在我上次訪問北京和其他中國城市時,在路上遇到的許多人都在使用網絡手機,就像現在的美國一樣。我認為,對這兩個國家中的數字化的人來說,手機或多或少已經是身體的附屬物,他們使用的主要不是視覺網站,而是語言和視覺網站的混合。與西方學者一樣,中國學者難免會擔憂印刷書籍被影視“審美”所取代,但我更關注的是從印刷文化向數字文化的全面轉變。

      接下來,我會就朱立元關于修辭語言在我的文學理論和實踐中的作用的幾句話發表評論。朱立元說:“文學是一門運用修辭語言的藝術,因此不能完全被理論語言解釋窮盡。”我更想表達的是,從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和修辭學到德里達的《白色神話》,西方文學理論一直關注的“理解和解釋”正是文學中修辭語言的使用。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希臘人(包括亞里士多德)所說的“catachresis”這個詞的用法。這個詞的字面意思是“反[cata])使用[chresis]”,其意義是“山的臉”或“椅子的腿”。這個詞的意義既不是字面上的,也不是比喻性的。它不是指一張真正的臉,而是用來指從山腳直到山頂的陡峭斜坡。這是文學理論中很少注意到的修辭性轉換。

      朱先生隨后提到:“文學也使用修辭語言和修辭手法,在不同事物之間建立聯系,賦予人物生動的形象。”這種表述假設文學作品中使用修辭來幫助豐富和生動地表達所講的內容,也就是所謂的“解釋學”意義。但是我認為,雖然修辭似乎有助于豐富意義,但我們必須把關注內容的“解釋學”和關注表述方式的“詩學”區分開來。文學中的“詩學”實踐,尤其是修辭的使用,不能等同于關注內容的“解釋學”。兩者可能會相互影響相互干擾,從而給闡釋造成很大的困難,也就是說,無法準確地判斷作品到底說了什么內容。這種干擾可能會阻礙解釋學意義上的成功釋義。比如說,把《明信片》看作一組情書,可能不符合它“實際上”是一篇強大而奇怪的哲學論文的實質。用德里達的話來說,這本書正是創作于傳統意義上的哲學寫作被新的電信數字體制所改變之前。

      讓我重申我對這三篇文章的高度贊賞。盡管它們彼此差異很大,但每一篇都使我獲益良多。我希望三位作者能在其他文章中拓展他們在《現代語言季刊》文章中所說的內容。在西方理論在中國學術文化中的作用如此多樣、變化如此迅速的時代,這對西方學者尤其有幫助。

      最后,自從我完成“文學終結論”文章以來,我對文學理論和批評的性質和功用的看法一直在發展和變化。我喜歡文學,我的職業一直是閱讀、教學、講授和寫作傳統意義上的文學作品,如印刷版的小說、詩歌和戲劇,而且還會一直繼續下去。然而,在這樣一個新電信體制下,我最近開始對自己所主張的文學研究的巨大價值產生懷疑。現在許多人再也不看印刷的文學作品了,他們只玩電子游戲。如果很少有人閱讀紙質文學作品,那么為對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所做的文學研究進行辯護,又有什么意義呢?因為這樣做會讓我們學會批判性思維,從而使自己免受唐納德·特朗普的謊言欺騙。電子游戲是數字時代最重要的生物,它們具有決定人們的想法和感受的強大力量。它們教會玩家在性愛、消費和投票等活動中如何表現。因此,有人可能會說,我們應該研究電子游戲而不是印刷文學。這項研究已經開始了,我希望它的解釋過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是從文學理論的崇高學科中衍生出來的。

      不過,我越來越認為,我們不僅要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繼續從事文學研究,目前還迫切需要考慮一些其他問題,其中有兩點:

      1.人類造成的氣候變化仍然未加遏制,相反速度還在加快,全球變暖很快將導致包括智人在內的大規模物種滅絕。那時候就不用再談什么文學研究了。任何能說服人們減緩氣候變化的文學研究都將是非常有價值的。

      2.文科院校尤其是其人文學科,正遭受著巨大的沖擊,至少在美國是這樣的。他們所傳授的知識和所灌輸的批判性思維習慣,被視為對大眾文化的威脅,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我們的文化越來越被新的數字媒體形式所主導,比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以及福克斯新聞(Fox news)等傳播“假新聞”的宣傳機器。文學研究可能會通過換位來對這些產生一定的影響。

      美國政府在基本上自由的選舉中被右翼獨裁總統接管。爭取在下次選舉中改變這個投票結果,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證明目前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危險,是最重要的。繼續進行文學研究(就像本期《現代語言季刊》所做的一樣)本身就是一件極有價值的好事,不再需要其他外在的理由。不過,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還可以用其他很多有效的方法來抵制和改善當前政治體制下正在發生的事情。例如,可以從修辭角度來解釋這種情況,即通過新媒體大規模利用謊言的力量。謊言的力量是印刷文學中的一個重要話題。通過閱讀《米德爾馬契》,可以了解謊言(包括自欺這種謊言形式)是如何起作用的。我抵制新的政治體制,將繼續做一些我喜歡做,并且覺得有理由去做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能幫助改善目前的政治局勢。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能引導我們更好地了解當前的局勢,以及新媒體如何被用來延續和加強這種局勢,這種了解反過來又可能導致更有效的政治行動。因此我認為,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活動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個體價值和集體價值。

    緬因州塞奇威克

    2017年12月31日

    作者簡介

    姓名:希利斯·米勒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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