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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十年:以史為鑒反思災疫之難 多位學者表示,應積極參與公共衛生領域的全球治理
2013年04月10日 16:56 來源:2013年4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記者 毛莉 薛倩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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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目前對H7N9禽流感的應急處理與當年應對‘非典’已不可同日而語。”首都醫科大學社會醫學教研室的李星明告訴記者,“‘非典’之后,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有了質的飛躍,在預案、法制、體制和機制等各方面都加強了建設,突發傳染病的應急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4月8日,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情況。“非典”爆發十周年之際,H7N9禽流感疫情的發生引發了學界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關注。為此,記者采訪了多位學者,他們從多學科角度闡述了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思考。

  應急機制十年之變

  “目前對H7N9禽流感的應急處理與當年應對‘非典’已不可同日而語。”首都醫科大學社會醫學教研室的李星明告訴記者,“‘非典’之后,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有了質的飛躍,在預案、法制、體制和機制等各方面都加強了建設,突發傳染病的應急能力得到很大提高。”

  李星明介紹,經過十年發展,我國形成了國家、省、市、縣四級響應的應急體制,出臺并不斷完善了包括國務院《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應急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政府投入了100多億元解決各級疾控中心的硬件設施,在全國組建了公共衛生監測和預警系統,形成了包括疫情網絡直報系統在內的一整套嚴格的信息報告制度。從國家到地區層面設置了較完善的應急預案體系。這套應急系統在2009年抗擊甲型H1N1流感時已經得到了檢驗。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陳安表示,衛生部門此次在應急啟動方面相對于“非典”時期有了長足進步。應急啟動之后的指揮、協調、處置、監督等各種機制是整個應急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應對H7N9禽流感仍需要社會各部門的通力合作。

  “相對于應急體系的其他環節,‘事中’評價更需要重視。現代應急管理一個最核心的內容是及時進行‘事中’評價和處置,而不僅僅是依賴事后救援與恢復,也不過分依賴事先對于風險的認知和防范。‘事中’評價包括事件是否可減緩,對于受災者應該從哪種程度上進行救援,以及關鍵基礎設施和環境需要哪種程度和哪種時間上的恢復性評價。這些都要納入到應急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去。”陳安說。

  以史為鑒 敬畏自然

  瘟疫在人類社會出現的方式,除了爆發性流行以外,更多的是散發和小規模的流行。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余新忠表示,像H7N9禽流感這樣的疫病,在歷史上可謂數不勝數。在中國歷史上,雖沒有出現像“黑死病”那樣對人口造成結構性影響的重大瘟疫,但較為嚴重的瘟疫也時有發生,如明末華北的大疫、嘉道之際的霍亂、清末東北的鼠疫等。瘟疫發生和流傳既有自然因素也有人為因素。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李秉忠和李化成都表示,就世界歷史情況來看,鑒于史料的缺乏,完整追溯流感的歷史并不容易。盡管學界一般認為早在古希臘時期流感就似有發作,但據《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記載,直到15、16世紀,這種疾病才有了確鑿的傳播證據,自此流感便和人類緊密相伴。危害最大的流感是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在6個月內幾乎波及了地球上每一個種族,全球死亡人數為0.5億—1億。

  對于“西班牙大流感”造成如此巨大危害的原因,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文明認為,一是受世界大戰的影響,軍隊的遠距離調動加速了流感傳播;二是輪船、火車等交通工具的使用和世界性交通網絡的形成,加速了人口的世界性流動,造成了流感的世界性傳播;三是當時各國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四是當時的醫療條件根本無法應對新型流感病毒。劉文明說,“在全球化時代,交通便利和人口流動頻繁,比1918年時更易于流感病毒的傳播。因此我們應吸取歷史的教訓,加強監控力度和預防措施。”

  余新忠認為,瘟疫除了威脅人的生命和健康、對社會經濟造成破壞外,還會帶來社會恐慌,影響正常的社會秩序。歷史上,重大瘟疫往往還會對文化觀念、政治局勢乃至人類文明進程產生重要影響。

  對瘟疫歷史的探究,其意義不僅是為今天的防疫工作提供直接借鑒,更能讓我們思考人與瘟疫間的關系。余新忠認為,瘟疫與人類一直處于較量之中,在人類出現之前就已存在的瘟疫將與人類同在,并一如既往,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所以,我們對于瘟疫,對于人類掌控瘟疫的能力,顯然不應再像以往那樣盲目樂觀。對此,恐怕需要我們多一些對自然的敬畏之心,少一些現代性的驕傲和過度自信。

  有效防治流感,當然有賴于醫學研究的進步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但鑒于病毒的多變性,醫療應對往往是被動和滯后的,甚至對疫苗的期待都不能過高。李秉忠和李化成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全方位、多渠道的疾病防控,特別是隔離措施往往會起到關鍵作用,并且這種防控要有持久性,否則便會功虧一簣。從這一點上來說,良好的衛生習慣就是最好的預防措施,如“西班牙大流感”期間日本的死亡率較低,這與日本人由來已久的衛生習慣密不可分。

  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唐代興認為,當今世界的災疫現象與過去有著根本不同。過去,災疫現象更多是一種偶然、特殊的自然現象。而今天的災疫已不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現象,更多的可歸咎于人為,有普遍化、日常化的趨勢。“今天人類所承受的各種災難,與人類行為直接相關。自然報復人類的基本方式,就是頻頻爆發的自然災害和疫病。”唐代興說,“治本之策應該從根本上改變人類自身的存在觀、生存方式。我們應當理性地審視和反思災疫之難,改變單一征服論、改造論,敬畏和感恩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重建人與環境的親緣關系。”

  推動公共衛生問題全球治理

  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余瀟楓認為,公共衛生問題已成為全球化問題,具有跨國性、突發性等特點,其治理要求多國聯動、國際合作。同時,在公共衛生問題領域開展的國際合作超越了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差異,有利于培養國際間的互信和理解。“非典”過去的十年間,我國重視自身衛生體系建設的同時,更加重視國際合作原則,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展開積極合作,參與到公共衛生問題的全球治理進程當中。“中國應對突發疫情的能力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稱贊。”余瀟楓說,“此次H7N9禽流感發生后,我國第一時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了情況,世界衛生組織也表示對中國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

  “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考驗著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王義桅告訴記者,妥善處理禽流感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積極參與多邊合作機制,有利于樹立中國對國民、對世人負責的大國形象。在參與公共衛生領域的全球治理過程中,要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參與到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多邊合作機制中,推動不利于發展中國家規則的改革;另一方面,加強南南合作,重建更加合理的新規則,使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衛生利益訴求得到充分表達。

責任編輯: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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