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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的視覺翻譯:概念、議題與個案應用
2021年04月29日 16:22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作者:吳赟 李偉 字號
2021年04月29日 16:22
來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作者:吳赟 李偉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由于異質文化體系間語言文化、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的差異,傳統意義上以語言符號轉換為主的語際翻譯造成的文化稀釋難以避免,不利于中國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間的交流與對話。鑒于此,文章提出視覺翻譯概念,解析了視覺翻譯的四大核心議題,并以《中國繪畫三千年》及樂府詩《木蘭辭》的對外傳播為個案,描寫了文字、圖形、圖像與視像的信息重構對于目標語受眾解讀中國優秀文化的推動力,揭示了視覺翻譯的多符號體系互動對于文化話語傳播的重要意義。同時,本研究也啟發相關傳播主體要最大程度減弱文化稀釋現象的不良影響,打造融通多種視覺符號的傳播鏈條,推動視覺翻譯策略的深入運用,使得中國文化話語的對外傳播更具感染力、親和力與可對話性,實現中外文化的真正融通。

  關鍵詞:中國文化;文化稀釋;視覺翻譯;多符號體系互動

  作者簡介:吳赟,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李偉,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上海,200092)。

  基金: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研究(1949—2019)”(項目編號:19ZDA339)。

  引言

  長期以來,嚴格意義上的翻譯限定于語言范疇內的轉換。20世紀50年代Jakobson的翻譯三分法雖然在語際翻譯和語內翻譯之外,提出了符際翻譯的概念,但是其將語際翻譯認定為“真正的翻譯(translation proper)”,使得翻譯活動和翻譯研究更為關注語言層面的轉換。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也是主要經由語言翻譯這一渠道。鑒于此,譯者只有把中國文化的內涵與外延,指稱意義與聯想意義全部譯出,目標語受眾才有可能真正透徹地理解原文本旨。然而,中外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層面存在的差異使得語言翻譯過程中產生巨大的指代性空缺,增加了文字間意義闡釋與轉換的缺失與變形,譯者只能借助目標語文化場域內受眾熟知或可以理解的概念術語或形象來對原語文化元素進行歸化處理,這樣受眾對于原文的解讀就會變得淺薄,甚至與原意背道而馳,也就是說原語文化元素在跨文化對話過程中被大量稀釋、攤薄乃至失真,大大增加了目標語受眾誤讀、曲解中國優秀文化的可能性。

  所謂文化,就是“由一個共同體基于歷史,面向未來,協同開展的,由器物、制度、觀念體系所體現的,感覺、意義與意識的社會化生產與再生產過程”(1)1。在信息網絡技術及電子媒介的合力之下,以動畫、電影、漫畫、短視頻、網站等形象和影像為主生成和傳播信息的視覺文化業已成為當代社會生活的主流文化形態。文化交流與知識傳遞方式不再僅限于書面語言層面,語言符號與非語言視覺符號之間的互動與對話越來越頻繁,逐漸呈現復雜、開放的多樣化面貌。視覺文化本身的直觀性、形象性、愉悅性大大拓寬了不同文化間交際的力度和效度。靈活運用文字、圖像、視像等不同符號在意義與結構上的重組,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語言轉換中的指代性缺失,為闡釋中國文化中特有的中國智慧與中國理念提供豐富充分的場域空間。在這一背景下,為盡可能避免傳播過程中文化稀釋的現象,與世界其他文化展開具有建設性的互動與交流,中國文化的對外翻譯傳播也可借力視覺文化的蓬勃之勢,突破傳統意義上以語言轉換為主的語際翻譯定式,將關注焦點拓展至更廣闊的視覺翻譯領域,探索原文本衍生出的多元化視覺媒介形態,以消弭目標語受眾在解讀原語文化內涵時的障礙。

  一 中國文化翻譯中的“稀釋”現象

  稀釋(dilution)是化學領域的專業術語,指對現有溶液加入更多溶劑而使其濃度減小的過程。文化稀釋(culture dilution)指在文化傳播過程中,一種文化體系為適應或融入另一文化體系所經歷的弱化、誤讀、失真、扭曲、變形與失落等。Baker指出“將一種敘事翻譯成另一種語言文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某種形式的‘污染’,如此一來,原始敘事本身可能會受到稀釋或改變的威脅”(2)2。從本質上來講,翻譯主要著眼于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差異性,而文化稀釋的后果之一便是人為地擴大了文化之間的相似性,淡化差異性,進而造成文化信息與內涵傳遞的不準確與不充分,最終引起文化虧損與喪失現象。對此,Hermans也認為“雖然先入為主的判斷和視野能夠讓我們識別或解釋差異性或他者中的相似性,但是擴大某些或某類相似性會形成閱讀障礙,同時也會在理解其他方面時產生盲點”(3)3。

  中國文化在對外翻譯過程中,被稀釋的現象屢見不鮮。一些富含文化意蘊的詞意往往失落殆盡,如“紅樓”一詞散見于詩詞歌賦,既有宋代史達祖《雙雙燕》“紅樓歸晚,看足柳昏花暝”里紅色的樓之意,亦有白居易《秦中吟》“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中富貴人家女子的住房之義等;《紅樓夢》的書名一讀之下,即會有豐富的中國文化聯想與闡發。而紅色在英語文化中的內涵全然不同,英譯名A Dream of Red Mansions與《紅樓夢》中“紅樓”的內涵、審美、韻味相齟齬,極易在目標語受眾中產生誤讀與曲解。

  詩歌翻譯中的文化稀釋現象普遍存在。詩歌是具有獨特美學結構的文化形態,各種意象、節奏、韻律、結構交織使得僅靠文字手段的詩歌翻譯變得異常困難,原文特色鮮明、意蘊豐贍,而譯本內涵破損、意蘊丟失現象無可避免。即便譯本保留與原文相似的文本形式,但由于社會習俗、文學傳統與審美習慣的影響,也難以避免美學信息的丟失。信息的遺漏會導致原文中復雜微妙的情感和思想無法忠實表達,直接影響其在目標受眾中的接受程度。

  中國書法藝術的文化內涵在外譯過程中被削弱的現象亦可一論。中國書法藝術與中國文化相表里,蘊含深厚的美學氣質與和諧精神。書法作品的筆畫章法參差錯落,濃淡相間,在藝術的均衡處理中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展開了具象化的陳述,具有陶冶身心、怡養性情的強大功能。而林林總總翻譯后的中國書法作品多陳述編年歷史、筆法形態、書法家傳記等,翻譯方法多以簡單音譯或歸化性處理為主,這些翻譯實踐更為強調書法藝術的技巧性與知識性,而書法蘊含的審美與人文功用嚴重流失,被稀釋的中國書法事實上已在受眾文化體系中僅存外殼,內里的精神實質已嚴重削弱。

  由于異質文化體系中的巨大差異,以語言符號為主的語際翻譯策略使得詩歌、書法、小說等中國文化形態的完整性、生動性、豐富性與充盈性被大幅稀釋,由此引發的文化誤讀與扭曲不利于中國文化對外傳播,亦難以獲得世界其他文化體系的認知與接受。為此,以更加有效、合理的視覺翻譯策略補償語言符號翻譯的不足,減弱文化稀釋的風險,促進中國優秀文化話語的對外傳播則十分必要。

  二 中國文化的視覺翻譯

  (一)語言視覺符號翻譯的不足

  文字語言的抽象、概括、凝練等特質會在文化傳意表情中形成一定阻礙,稀釋掉文化的豐富內涵。中國慣以文字呈現文化內容,這與國人的習得認知傳統相關聯。古代先賢就已意識到了通過文本表達思想的欠缺,如《周易·系辭》上篇所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圣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先輩為彌補文字表意的不足,借助帶有隱喻特征的象、辭交互的形式表達自己對天道的觀照和體悟。《詩經·大序》中也寫道:“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上述均認為要借其他渠道補償文字在交流過程中闡述的不充分,尋求更易被目標受眾解讀的多符號體系來展現單一語言符號難以實現的意義表達。

  上述現象也是跨文化翻譯過程中經常會遇到的難題。由于翻譯需要跨越不同語言文化體系來進行理解與創造,而不同體系有著不同的概念系統、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這些維度往往又不能完全通約,這極大程度上增加了翻譯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1)4。“語言是一種有限和扭曲的媒介”(2)5,語言轉換過程中的失真總是不可避免。即使譯者的翻譯能力再強,僅憑單一的抽象語言符號,很難確保一種語言文化體系在進入另一文化體系時不被稀釋,從而致使文化再生產所呈現出的“他者”形象無可避免地被淺化、被扭曲。由是觀之,在文化對外傳播的具體實踐中,除了純文本的書面文字翻譯外,如能輔以恰當的非語言視覺符號,可最大限度地減少失真,彌補翻譯中的損失,為目標受眾展現直觀的“他者”形象,降低文化誤讀。

  (二)非語言視覺符號翻譯的重要性

  翻譯是不同文化體系間實現溝通交流與話語認同必不可少的橋梁,而傳統意義上被奉為真正翻譯本體的語際翻譯在視覺文化時代或圖像時代的解釋力與傳播力不盡如人意,尤其是面對形象化的文化內容(如飲食、繪畫、建筑、書法、雕塑等)時,抽象的語言體系很難詮釋出其本要表達的全部意義。Munday強調“應將目光投向書面文字以外的內容,把視覺及其他多模態融入研究之中”(3)6。對于此,Jewitt將意義系統延伸至整個符號資源體系,指出“意義的生成即在不同符號資源中進行選擇并對之進行有效的組合”(1)7,這表明學界已經意識到語言符號的局限性,認為意義的生成絕非單一語言符號作用的結果,其他非語言視覺符號對于意義的生成同樣重要。

  以圖形、圖像、視像等為主的非語言視覺符號集直觀性、形象性、愉悅性于一身,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吸引力與感染力,契合視覺文化時代受眾的閱讀路徑與選擇偏好,能在豐富直觀的話語生態環境和文化氛圍中較好地滿足目標語受眾的認知需求。以李子柒短視頻的傳播為例,其內容涵蓋中國傳統飲食、刺繡、服飾等文化元素,每一幀畫面都飽含中國意境與中國式的溫情與和諧,讓受眾看到鮮明、立體、生動的中國文化原貌,而非沉默、抽象、含糊的文字符號。視頻、圖像等符號體系能擴大中國文化的目標受眾群體,有效減少文化被稀釋的可能性,也由此在關注視覺符號體系的表意功能之外,引導我們思考語言符號與非語言視覺符號間的關聯、互動與合作,從而為中國文化的對外翻譯路徑帶來富有創見性的思路轉變。

  (三)視覺翻譯的定義

  基于上述討論,本文認為視覺翻譯策略能夠更真實、充分地展現中國文化的深刻內涵,是視覺文化時代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手段之一。從概念界定來看,視覺翻譯即運用文字、圖形、圖像、視像等多符號系統的重組、編碼與互動來實現不同文化體系間交際的翻譯行為。這一翻譯策略尊重視覺文化時代文化生產與轉換的多媒介屬性,強調翻譯過程中多符號體系間的交互與聯動,拓展了一直以來以語言轉碼為主的翻譯實踐行為。

  迄今系統性闡述視覺翻譯研究的文獻較為缺乏,縱觀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多數文獻淺嘗輒止地提及翻譯與視覺文化間的關聯(2)8,描述符際翻譯過程中的視覺符號(3)9,闡釋多模態話語中的視覺模態(4)10,探究文學文本中語言視覺層面的翻譯(5)11等。這一研究現狀與裹挾整個社會生活的視覺文化發展現實不相符合。

  Jakobson(6)12在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論翻譯的語言學問題》)一文提出語內翻譯(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語際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與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翻譯三分法。長期以來,語際翻譯被視為翻譯研究的內核,而非語言符號之間以及語言與非語言符號之間的符號轉換則被視為邊緣性研究。但視覺文化時代圖形、圖像、視像等共同構建了大眾熟悉并廣為接受的視覺語言體系,語言文字符號不再是意義生成與傳遞的單一或主要渠道,甚而以至于只能成為各種視覺符號的補充與注解。在這種語境下,翻譯活動的屬性與功能也發生了巨大改變。

  Gentzler(7)13從跨文化傳播的復雜性、多元性與開放性等維度認為翻譯發展環境的豐富充沛使得翻譯活動穿行的媒介在發生巨變,因此應拓展翻譯研究和翻譯活動的疆域,重新定義并重新規劃翻譯行為。因此,視覺翻譯概念回應了當今時代翻譯實踐的發展,拓新了翻譯研究的傳統視域。在文化傳播過程中,當原語文化元素在目標語文化系統中找不到對應的術語或概念來表述,或者是原語文化系統中的短語在目標語文化體系中找不到合適的運用語境時,視覺翻譯顯得尤為重要,其通過漫畫、圖像亦或視頻、超文本等形態,延展了目標受眾的閱讀鏈條,促使目標受眾獲得直觀、即時的認知與審美愉悅,并進而對相關主題、場景與氛圍產生深度認同與感受。

  (四)視覺翻譯中的多符號體系互動

  通過上述對視覺翻譯概念的解析可知,視覺翻譯強調多種視覺符號體系的互動,這種互動可有效減少文化話語在傳播過程中的虧損與失真,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文化元素被大量稀釋的危害。某種意義上來講,多種符號體系的參與與互動是對沉浸式閱讀的一種解構,“承擔了超語言的部分功能”(1)14,能夠為目標受眾提供一種整體的文化氛圍,使其更好地把握單一符號所傳達的模糊含義,幫助受眾澄清一些對原語文化錯誤的認知,改變讀者腦海中固有的刻板印象,進而獲得愉悅的文化體驗。

  在視覺翻譯實踐中,目標文本意義的生成與良好接受效果的實現往往需要多方合力。如《論語》《孟子》等典籍改編為英文版漫畫時,語言文字符號和非語言視覺(如圖畫)共同參與其中,這種符號互動走出單一視覺符號的抽象性閱讀與思考,使其處于文字與圖畫共同沖擊的新鮮視覺感知之中,可以增強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效力。多樣化符號體系間的互動能夠充分調動多種感官的參與,以強烈的視覺沖擊與多媒介體驗,跨越中國語言文字因民族性和他異性造成的巨大文化鴻溝,激發文化蘊藏的聯想意義、創造意義以及接受意義,為受眾揭示單一視覺符號未能表達出的文化深意,加深不同文化體系間的對話、理解與接受。

  此外,多維符號體系互動能夠實現多種符號資源的重構,提高文化信息傳播的可持續性。重構即“強調原結構解體還原成每個局部的基本原始單位后重新組合,構成一個全新的,不同于以前的新結構”(2)15。如將中國四大名著《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以及其他經典著作如《老子》《聊齋志異》《本草綱目》做成本地化網站,以超文本為載體再現中國經典文化,同時融入相關的文章、視頻、游戲等元素,形成一個全新的超文本語境,借助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傳播優勢,為目標受眾全面、準確、深入了解與接受文化信息提供可反復回看、欣賞的可持續場域。

  三 視覺翻譯的主要議題

  視覺翻譯實踐主要以文字、圖形、圖像與視像為載體,利用不同符號體系的重組與互動實現不同文化體系間的信息融通與話語認同。在厘清視覺翻譯概念內涵及傳播意義的基礎上,本部分將著重闡釋視覺翻譯的四大核心議題。

  (一)文字視覺符號翻譯

  文字符號即常規意義上語際翻譯的重要表現形式,也是視覺翻譯的關鍵載體,在人類交流與溝通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文字經不斷發展,成為具有高度獨特性、概括性與抽象性的表達符號系統,間接地誘導受眾的想象以產生審美聯想。視覺翻譯中的文字視覺形式主要包含靜態文本與超鏈接文本(hyper text)。靜態文本指以線性方式呈現給目標受眾的文字視覺文本,如莫言《生死疲勞》的英譯本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劉慈欣《三體》的英譯本The Three-Body Problem等。不過靜態文本并非單一文字符號作用的結果,如顏色、圖畫等其他視覺符號以封面、插圖等副文本形式參與其中,文字的大小寫、斜體、粗體、黑體等物理表現形式以及語篇的排版等共同體現著文本的文化內涵。

  數字媒介時代,文字也可經由數碼形式,形成超鏈接文本。超鏈接文本指借助計算機網絡,采用標記語言等技術手段對傳統文本進行“賦碼”,形成多元的層級嵌套結構,指向目標受眾到新的文件文本中瀏覽信息。超文本翻譯是集各種符號體系于一體的多符號呈現方式,需要用不同的鏈接完成整個文本的表意過程(1)16。圖文的縫合與交互通過超鏈接的多節點呈現形式改變了傳統印刷譯本的線性閱讀序列,以其結構的開放性以及閱讀模式的多重性為目標語受眾營造了一種全新的閱讀、理解與認知環境,這一環境也使得受眾在整個文本創作與閱讀過程中“現身”,參與譯本的互動與討論,對傳統書面文本形成有效補償,減少了文化傳播過程中的失真與誤讀。

  (二)圖形視覺符號翻譯

  圖形在英文中的表達為“Graphic”,源于拉丁文“Graphicus”和希臘文“Graphickos”,作為一種說明性的視覺符號,圖形也是視覺翻譯的議題之一。隨著媒介手段的不斷更新,圖形也從最初表示方向的箭頭符號發展到種類繁多、層次更高的視覺語言藝術,來表現和傳達具有創造性的思維。視覺翻譯中的圖形視覺形式主要包括圖表、概念圖、思維導圖、認知地圖、思維地圖與語義網絡等。具體而言,圖表是表示各種情況和注明各種數字的圖和表的總稱,往往將某種內容或語義關系以表格的形式呈現,如示意圖、統計表等;概念圖是知識與知識間關系的網絡圖形化及思維可視化的表征,可由節點、鏈接和文字標注組成,在表示人物、物體關系時,常常會運用到概念圖,因其較為直觀,且具有較強的表現力,易于被目標受眾理解;思維導圖與思維地圖都是表達發散性思維的有效工具,常常與知識動畫或文字交互實現交際目的;認知地圖是貯存在人的記憶中的現實世界的事物和關系的抽象表象;語義網絡則是以網絡格式來表達知識構造的形式。上述這些可視化的圖形符號都在不同的語境中服務于特定的敘事目的,以增強文本的趣味性、說服力與科學性。

  圖形能夠超越文化空間的距離,帶給目標受眾直觀的視覺印象,使不同文化體系間的溝通與對話成為可能。值得指出的是,在具體的視覺翻譯中,這些圖形往往都不單獨出現,大多是附屬于文字文本或視覺動畫,共同在跨文化交際中發揮作用。在文化對外傳播過程中,譯者常常需要借助圖形來表達或概括文字所闡釋的關系,由于圖形所具備的提煉性、歸納性、直觀性、易懂性,可一定程度延長受眾的閱讀時長,幫助受眾有效突破語言障礙,彌合文化差異。

  (三)圖像視覺符號翻譯

  圖像不同于文字的單向性與線性序列,作為一種視覺敘事,可以“讓理念、思想傳播寓于潛移默化之中”(2)17,也可激活審美和目標受眾的主觀再創造性。視覺翻譯中的圖像視覺形式主要涵蓋插圖、圖畫、畫冊、漫畫、繪本及視覺隱喻。插圖主要以圖畫的方式表征文字所描述的內容,多鑲嵌于文字文本中,如《本草綱目》英譯本在介紹中國中醫藥名時,附了大量的插圖;圖畫包括動態和靜態兩種,或單獨出現或與文字視覺形式重組;畫冊是一種圖文并茂的思想表達,如《中國繪畫三千年》的英譯本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等;漫畫主要以序列圖像鋪陳故事情節,是一種圖文交錯的新型文類,已成為視覺文化時代重要的視覺翻譯策略;繪本是以圖畫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的圖畫書,如《紅樓夢》的繪本《清孫溫繪全本紅樓夢》等;視覺隱喻指用畫面造型語言來使形象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物體,而是具有影片規定情境中的某種含義,經過造型語言建構的視覺畫面具有隱喻的修辭功能。例如,仰拍角度可以把人物拍攝得很高大,垂直感加強,畫面隱喻了創作者對人物的情感態度等。

  直觀、直接、直白的視覺圖像作為交流信息的重要途徑,“已催生出超越民族、超越國別語言的種種視覺文化行為與文化現象”(1)18,對于不同文化體系間的交流與溝通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上述視覺形式往往憑借其審美性、趣味性與易讀性,吸引目標受眾的閱讀興趣,成為文化傳播的重要視覺翻譯策略。為適應不同目標受眾群體的閱讀需求,兼顧不同年齡段目標受眾的理解與接受能力,文化文本的圖像翻譯與闡釋變得相當普遍,或將純文字的書面文本翻譯為漫畫、繪本等,或將音樂翻譯為圖畫、文字等,這些視覺形式在改變原視覺符號的同時,也以另一種鮮活的視覺化、圖像化表現形式表現文本的意圖,延續著原符號的審美與精神,目標讀者可通過豐富的圖像體驗和欣賞來補償譯本文字釋義的不足。

  (四)視像視覺符號翻譯

  視像主要指動態的視頻流,包括視頻、電影、動漫、知識動畫、舞臺劇與虛擬現實等,具有動態性、沉浸性、可感知性、形象性、傳播強等特征,是視覺文化時代人類接受信息、傳播信息的重要渠道。視頻泛指將一系列靜態影像以電信號的方式加以捕捉、記錄、處理、儲存、傳送與重現的各種技術,如短視頻英文節目《中國范兒》等;電影是一種視覺藝術,由連續的影像畫面構成,是較為常見的視覺翻譯實踐,如由李碧華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霸王別姬》等;動漫則是動畫與漫畫的合集,如由網絡小說《斗破天穹》《擇天記》《全職高手》改編的同名動漫等;知識動畫即用生動有趣的動畫短片展現科學知識,如《十萬個為什么》等;舞臺劇指呈現于舞臺的戲劇藝術,如由戲劇劇作改變的舞臺劇《窈窕淑女》等;虛擬現實即通過計算機技術產生的電子信號,將其與各種輸出設備結合使其轉化為能夠讓人們感受到的現象,這些現象可以是現實中真實存在的物體,也可以是三維模型等,如將文字、漫畫等改編為虛擬的游戲等,能夠帶給目標受眾以環境的沉浸感與技術的多感知性。

  一言概之,在當下的視覺文化時代,翻譯可被看作一種“純粹的符號轉化活動,從一種符號體系轉換到另一符號體系”(2)19,如改寫、改編、詮釋等多種活動同樣可被視為翻譯的一種形式。由小說、詩歌等改編的電影、電視劇、舞臺劇及動畫等都是視覺翻譯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樂府詩《木蘭辭》改編的動畫及真人版電影Mulan;由小說《西游記》改編的動畫Journey to the West等。值得注意的是,視覺符號翻譯是多符號體系互動的結果,其整個過程幾乎都不是一種視覺形式可以單獨完成的。

  四 視覺翻譯的個案應用

  視覺文化時代的到來深刻改變了信息的發送與接收方式,從“語言”為中心轉變為以“圖像”為中心的文化現象與傳播形態重塑了大眾的審美需求、認知習慣與視覺經驗。在跨文化交流實踐中,視覺圖像的策略運用成為翻譯活動重建意義較為有效的路徑,本節借中國文化視覺翻譯的具體個案,剖析不同視覺符號體系間的互動模式,并闡釋其在不同文化體系實現交流與認同過程中的作用與意義。

  (一)案例一:圖像視覺翻譯

  《中國繪畫三千年》(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是《中國文化與文明》(The Culture&Civilization of China)叢書畫冊系列的第一卷,英文版由Foreign Language Press(外文出版社)與Yale University Press(耶魯大學出版社)于1997年聯合出版。同年,該英文版獲美國出版商協會頒發的最高榮譽“霍金斯圖書大獎”(Hawkins Award),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總書記將該書作為國禮贈予美國總統、國會圖書館和耶魯大學(1)20。英譯本運用文字與圖畫相結合的翻譯策略將中國繪畫藝術呈現于目標受眾的接受場域。這一圖文并茂的視覺翻譯策略推動了中國繪畫藝術在目標場域的傳播與接受,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文化“稀釋”現象的產生,成為當時轟動一時的現象級傳播實踐。

  圖像是一種視覺表征的現實,它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傳播文化信息,為受眾帶來多樣化的視覺體驗。這種視覺參照與文字的“共舞”直接為異域的目標受眾提供了文本描述中試圖喚起的意象,使其產生“身臨其境”的感覺。而這種感知效果在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例如:

  Rare indeed is a Chinese painting so exquisite and sensual.The court ladies portrayed are themselves works of art.Their heavily powdered white faces are painted with tiny lips and fashionable“moth eyebrows”,and their tall coiffures are sculptural forms embellished with flowers and jewelry.(2)21

  上述的文字語言以漢語隱喻為特征,“moth eyebrows”(蛾眉)等中文意象無法在英語受眾中喚起豐富的文化聯想和正確的思維認同,而圖像作為意義的傳達載體,相比文字,更為豐富、形象且具有展示性。文中所載周昉的Court Ladies Wearing Flowered Headdresses(《簪花仕女圖》)通過圖像中人物、動物、植物形象,刻畫了唐代貴族仕女畫“濃施脂粉的臉上,畫著櫻桃小口和‘蛾眉’”。圖像作為創作者與受眾之間信息超時空交流的載體,使得文字與圖像同時被受眾觀看、理解,這樣一來文字的描述就有了具體的指向與可感知的形象,可以還原一種文化體系在翻譯過程中被忽視、削弱或減少的元素,能夠給目標受眾一種現場感,仿佛就在同一個時間與空間之中,這就大大增強了文本的視覺表征,加深了受眾對文本內容的理解,有助于構建中國繪畫藝術的文化內涵。

  全書不獨一例,文字與圖像互動成為該英譯本最為顯著的特征。圖像直接為目標受眾提供了“他者”的具體形象,這種視覺參照可以促使受眾更好地把握文字所傳達的抽象和差異性含義,亦能通過文字和圖像的互動使目標受眾看到文字背后的整體文化圖景。簡而言之,該書的英譯本中,圖像與文字的互動成為讀者認識中國文化、理解中國文化的直接載體。

  (二)案例二:視像視覺翻譯

  從人類發展史來看,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這樣被全方位地視像化。視像具有高度直觀化、即時、開放、方便、平民化、交互、高速、超文本的特點,強調不同視覺符號體系的互動與重組。相對于文字符號的直線型與單向型,視像符號是一種相對感性的符號、具有直觀性、具象性,是對現實的生動再現,具有更強大的娛樂功能,文字視覺符號與形象直觀、極富感染力與親和力的視像視覺符號共同作用于文化的生產與傳播。《木蘭辭》的視像視覺翻譯過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木蘭辭》是創作于南北朝時期的樂府長詩,講述了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故事。但中國古體長詩的獨特文學特征在不同文化體系間劃出了巨大的審美鴻溝,使得語言文字翻譯的可讀性不高。相比于語言的不可譯性,視像則更有介入性、體驗性和具象性,并在耳濡目染間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木蘭的故事先后曾有30余種繪本或影視版本面世,傳播度與影響力較廣的分別為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中英文對照繪本版的《木蘭辭》(Song of Mulan),1998年迪士尼公司出品的《木蘭辭》改編動畫版Mulan以及2020年迪士尼改編真人版電影Mulan,其中1998年動畫版曾風靡全美,獲得第26屆安妮獎杰出成就獎。

  動畫版Mulan很好地填補了《木蘭辭》文化信息的想象空缺,且影像的閱讀意義也并非僅停留在提供文化資料的維度,視像中木蘭代父從軍的心路變化、戰場殺敵的勇敢無畏、以及回家團圓的欣喜驕傲等場景重構了文字符號的內涵,賦予了受眾巨大的視覺沖擊與審美愉悅,更讓英語受眾在從語言文字到視像的文化形態變換中,悄然得到中國文化的體驗與熏陶,甚而至于在思維方式和意識形態上受到感染和轉變。

  結語

  由于不同文化體系間語言文化、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的殊異,以語言文字為主的翻譯策略囿于文本的局限,無法盡述原作的意圖、內涵與語境,中國文化的差異性與特質往往被丟失,這樣的文化稀釋現象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并不新奇。

  視覺文化時代的到來使得文字之外的圖像等符號體系表現出強大的意義建構與傳播功能。漫畫、圖像抑或視頻、超文本等非語言符號與語言符號的互動成為文化傳承與推廣的重要手段。在中國文化對外闡釋與傳播的過程中,多維度的視覺符號體系形成了視覺文化翻譯的路徑,成為推動中國文化與目標語文化體系對話與融通,實現國與國之間民心相通的重要課題。本文在闡釋非語言視覺符號重要性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文化的視覺翻譯概念,解析了視覺翻譯策略的四大核心議題,并以《中國繪畫三千年》及樂府詩《木蘭辭》的對外傳播為個案,描寫了文字、圖形、圖像與視像的信息重構于目標語受眾解讀中國優秀文化的推動力。

  打造融通多種視覺符號的翻譯傳播鏈,可使得中國文化話語的對外傳播更具感染力、親和力與可對話性。不過漫畫、圖像抑或視頻、超文本等非語言符號的闡釋同樣不能離開原文的本旨。譯者的翻譯需源于原文,立足觀念、修辭、審美、語境這四個維度,從語言與非語言符號的多元互動對文本進行闡釋和意義重構,產生既忠實于原文又不完全等同于原文的譯文。

  注釋

  1 胡范鑄等:《特大疫情防控中信息治理的觀念重構與行動選擇-一個基于“文化治理”視域的分析框架》,《文化藝術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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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吳赟 李偉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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