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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科專訪】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朱漢國:深化國史研究 重視歷史教育
    2021年04月12日 08:5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郭飛 字號
    2021年04月12日 08:5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郭飛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受訪人:朱漢國,1954年生,江蘇省常州人。1979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1986年畢業后留校任教。歷史學博士。1995年晉升教授,1996年遴選為中國近現代史專業博士生導師。曾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校學術委員、教育部高校歷史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職。現為北京師范大學二級教授,兼任教育部基礎教育專家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等職。多年來致力于中國近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近年來參與國家基礎教育歷史課程改革,受教育部委托主持《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和《中等職業學校歷史課程教學大綱》的研制。主要代表著作有《當代中國社會史》(六卷本)、《中國政黨制度史》、《華北農村的社會問題(1928-1937)》、《當代北京市居民的消費生活方式(1956—1998)》、《20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卷(1900-1949)》、《20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卷(1949-2000)》、《當代中國社會思潮研究》、《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中國社會通史·民國卷》、《中華民國史》(10冊)。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2月20日召開的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要在全社會廣泛開展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宣傳教育,普及黨史知識,推動黨史學習教育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深入人心。圍繞國史研究、教學科研關系、治史感悟等問題,北京師范大學二級教授朱漢國應邀接受了中國社會科學網的采訪。  

      《當代中國社會史》:深化國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網:近些年您一直致力于社會史研究,并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能否介紹該課題的研究進展及所取得的成果?

      朱漢國: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開始把研究興趣逐漸轉向社會史研究。1996年,協助龔書鐸先生主編出版中國第一部《中國社會通史》,該書共8卷,從中國先秦社會一直寫到民國社會。此后,我相繼承擔了多項有關社會史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和教育部社科規劃項目。最近幾年,我的研究精力主要是用于“當代中國社會史研究”這一重大項目。該項目是2010年年底核準立項,是國家社科基金第一個有關社會史的重大招標項目。在課題組同仁共同的努力下,這一課題已經完成,《當代中國社會史》已于2019年12月,經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這部社會史著作的出版,對深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具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該項目旨在系統而全面地論述當代中國社會領域發展的歷史。從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來看,社會構成是社會建設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社會建設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軸和核心內容;社會變遷,尤其是民眾生活的變遷,以及和諧社會的最終實現,是社會建設和發展的前景和目標。基于此,本成果的總體框架分導論、當代中國社會構成、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變遷、結語五個部分。

      我認為本項目成果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突破。

      一是探討了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構建了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框架和學科體系。如何研究社會史?社會史究竟研究什么?學人們在以往的社會史研究中,就表達了不同的認知。有人認為,社會史的對象,應該說是社會整體發展的全過程,其研究范圍極為廣泛。有人認為,社會史研究的對象,不是包羅政治、經濟、文化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現象的歷史,而是研究人類有史以來賴以生存并必然結成的社會本身的歷史。本研究成果認為社會史研究對象較為適當的表述應包括社會基本構成和社會運行兩大部分。就其中國當代社會史而言,其社會運行可分解為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遷兩部分。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對象,可概括成社會構成、社會建設、社會變遷三個方面。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要以剖析社會構成為基礎,以論述社會建設為核心,以揭示社會變遷及其規律為目標。應該說,本成果對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框架的設計,是構建中國當代社會史學科體系的一種新探索。

      二是挖掘并利用一批新史料。有關當代中國社會史的資料不可謂不豐富,但基本散見于各地。加之以往有關中國當代史的研究,學者更多側重于黨史研究,側重于當代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研究,因而對于當代社會史研究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剛剛起步。本課題在研究過程中,首先開展的即是深入檔案館、圖書館,進行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同時還深入到城鄉基層組織機構和居民中間,收集民間史料和開展口述訪談。在研究中,本成果運用了大量未刊資料,披露了一批新史料。如文中征引的未刊檔案就有175卷宗。此外,還有大量鮮為人利用的文獻資料、報刊資料、民間史料等。

      三是在研究視角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本成果綜合運用歷史學、社會學等理論和方法,在分析框架上,從“國家—社會”層面上觀察和分析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發展軌跡。把研究視角從傳統的國家層面移向社會層面,并注意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如本成果在論述當代中國社會救助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時,就把黨和政府的社會救濟舉措與民間社會力量的救助舉措結合起來論述,勾畫了一幅社會救助的場景。如論述當代中國社會保險體系建立與完善時,就考察了社會保險體系的建設,如何經歷了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勞動保險政策,發展到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保險制度。其間,蘊含了國家和社會力量在當代中國社會保險體系建設中各自的作用及互動關系。應該說,只有社會力量的參與、商業保險的恢復和發展,傳統意義上的勞動保險才開始真正轉變為普惠型的社會保險。

      在研究方法上,本成果還特別注重微觀與宏觀、個案與整體關系的處理。以整體的視野來看具體問題,進而又要以具體問題再現或窺探當時的整個社會狀況。努力梳理研究對象前后左右相關各方的表面和背面關系,以求對它進行“立體多角度”的透視。所謂“前”,即重“淵源”;所謂“后”,則重“變化”;而“左右”則是重“比較”以見“異同”。在這一過程中,以前人從未采用或發現的新材料,構建歷史的框架系統和豐富內容,并從基層民眾生活的角度觀照重大的政治運動和歷史變革。

      四是所述問題大多為原創性研究。在研究中,本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認識、新觀點、新結論。如關于當代中國社會構成的研究,在揭示當代中國社會構成各要素自身發展變化的過程時,不是簡單地套用黨史或國史的歷史分期,而是根據其自身內在的發展變化去考察其演進的過程。如當代中國的人口發展,認為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從1949年到1973年,這是中國人口高速增長時期;第二階段,從1973年到1999年,這是中國人口有計劃地控制增長時期;第三階段,是從2000年至今,這是中國人口低速增長時期。再如當代中國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認為從形成、固化到松解的過程,呈現了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1949至1958年,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初始固化時期;1958至1978年,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固化時期;1978至1992年,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松動時期;1992年以來,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交叉變動時期。其交叉變動的直接表現,即是一方面,城鄉居民可以自由地來往工作或生活,另一方面,戶籍人口仍受種種制約而不能自由更換城鄉身份屬性。

      關于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研究,突出的創新之處,一是厘清了社會建設的基本內涵,認為社會建設是個系統工程,其建設內容不應如社會學者那樣平面的劃分若干方面,而應是立體的、系統的。當代中國社會建設應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層面是社會建設的頂層設計,主要指黨和政府關于社會建設目標的制定;第二層面是社會建設的基礎建設,主要指以民生建設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發展;第三層面是健全社會利益協調機制,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社會。二是系統地闡述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各個方面近70年的發展歷程,以及各自發展的特點及軌跡。三是揭示了影響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各種因素及相互關系,如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的關系等。

      如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變遷的研究,本成果比較清晰地勾畫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從傳統形態轉向現代形態轉變的軌跡及基本輪廓,揭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政治變革、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密切關聯,闡述了社會分工、階層分化與勞動生活之間的關聯,揭示了勞動生活與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間的關聯。此外,對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一些專題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如對新中國工時制度及勞動保護問題的探究,對民眾服飾的政治化與簡樸化、單調化和革命化、社會化與多元化特點的歸納,對票證制度與民眾生活的密切關聯的分析,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住房制度的特點及住房制度改革的探究,對交通設施建設與民眾出行方式的變化的互動關系,對社會交往的日常工具、方式、稱謂、用語、禮儀的變化特點的分析,對蘇聯文化影響下的民眾生活的深入探究,對社會習俗的量變與質變的分析等,均在深入研究基礎上進行了深度解釋,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

      如結語部分從四個方面對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和發展的歷程作了較為系統的總結。一是總結和概括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巨大成就。經近70多年的努力,當代中國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收入分配制度建設、教育事業建設以及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等方面,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二是總結了當代中國社會生活方面的巨變。新中國成立后,民眾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變化,突出的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的顯著增長,以及民眾生活質量的不斷提升。人們對日益改善的生活條件和不斷提升的生活質量滿意度越來越高。三是分析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和發展面臨的問題與挑戰。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和發展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艱巨的任務和挑戰。如改善民生方面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仍很艱巨;由于自然、歷史、經濟等原因,我國區域間仍存在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有差距等問題。四是總結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和發展的特點、經驗,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前景。

      誠然,應該承認,研究當代社會史是個新課題,我們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相關的理論問題和史實進行了一定的探索和研究,提出了一些觀點,但其間肯定還存在不足會謬誤之處,還要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重視歷史教育:國民教育不可或缺的內容

      中國社會科學網:您多次參與國家基礎教育歷史課程改革,能否談談歷史課程在國家基礎教育中的作用。

      朱漢國:黨和國家領導人非常重視歷史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曾高度重視對青少年進行歷史教育。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有著5000多年連續發展的文明史,觀察歷史的中國是觀察當代的中國的一個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就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人民的抱負和夢想,很難全面把握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 他還指出,“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光榮歷史,要加大正面宣傳力度”“引導我國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

      事實上,中國歷來有重視歷史教育的傳統。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曾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民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人們也常說:“以史為鑒”“讀史明智”。

      從1999年開始,我開始參與世紀之交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主持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研制工作,相繼主編了北京師范大學版的初中歷史教材和人民出版社版的高中歷史教材。親身經歷了這次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全過程,深感歷史課程在國家基礎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歷史學習對個人而言,可以增進知識,促進思考,提高人文素養,培養健全人格。對一個民族而言,增強民族意識,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經世致用,服務于社會和國家。對人類文明而言,傳承歷史,延續文明。汲取前人的智慧與教訓,造福人類。在我國的基礎教育中,歷史課程一直是作為必修的基礎課程。把歷史課程作為一門必修的公共基礎課程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對于提高中學生的人文素養,健全學生人格,使其成為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新時代的有用人才,最終達成黨的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懷念王檜林先生: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檜林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極有影響力的專家,作為王檜林先生的第一位博士生,能否請您談談王檜林先生的治學成就。

      朱漢國:王檜林先生已離開我們10多年了,作為他的學生,我讀北師大本科的時候,王先生就開始指導我的寫作。回想起與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回憶先生為中國現代史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一幕幕如熒屏般浮現腦海。他的學術成就,我認為突出地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是他對中國現代史學科建設的貢獻。

      王檜林先生1952年留校工作后即開始從事中國現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其時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實際上僅是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1956年,當時的高教部(作者注:高教部1952年成立,專指主管高等教育的國家教育行政機構,后與教育部合并)鑒于學術界要求在高校開設中國現代史課程的呼吁,邀請了部分高校草擬“中國現代史教學大綱”,并組織中國人民大學、北師大、山東大學等部分教師編寫“中國現代史”。王先生與北師大的王真教授、李隆基老師等參與了其間的工作,這部書就是后來李新、彭明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時期通史》。這項工作的參與,為王先生從事中國現代史教學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年,北師大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成立,此為國內較早建立的中國現代史教研室之一。

      為了拓展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王先生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就在北師大歷史系開設“抗日戰爭史專題”。該專題的三分之一內容為中共黨史以外的歷史,如抗戰初期的國民黨抗戰主張、中間路線、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等。講授這些內容在當時“極左”思潮盛行時代無疑是“大逆不道”,遭到了學校“四清”運動工作隊的批判。每每講到當時的情景,一向心氣平和的王先生也難奈心中的不平。

      “文革”結束后,隨著思想的解放,王先生及時發表了《關于建立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問題》。該文凝聚了先生多年來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思考。文章開篇即直指中國現代史教學和研究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及其根源。王先生指出:“左傾思想的影響,是開展中國現代史研究的一個嚴重障礙。”先生在文章中較為詳盡地提出了如何擺脫左傾思想束縛,科學地構建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問題。該文的發表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引發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學人關于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的討論。

      王先生關于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的探索毫無保留地運用到他主編的《中國現代史》教材中。1977年,在王先生的組織下,北師大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的同仁開始編寫《中國現代史》教材。這套教材跳出了舊有體系的窠臼,從通史的角度構建了中國現代史的體系。這套教材出版30年來,得到了學人的普遍認可,被許多高校歷史系選作教科書,曾相繼被北京市和教育部評為優秀教學成果和精品教材。許多同仁談到中國現代史研究,都會提及王先生主編的《中國現代史》對其個人和學界的影響。

      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現代史研究,1980年,王先生參與發起成立了中國現代史學會。在學會中,他歷任學會副秘書長、副會長、名譽會長等職。任職期間,王先生從不計較個人利害得失,對學會的工作,大至學科發展,小至會費交納,一直是兢兢業業。在他病重期間,我們弟子去看望他,他念念不忘的仍是中國現代史學科的發展和學會的發展。他曾多次對我們說,學會的成立及發展對中國現代史學科發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我們每位會員都要將學會視為自己的家園。維護家園需要我們共同呵護,建設家園更需我們共同努力。

      作為他的弟子,我曾多次陪同先生參與學會活動。常為他不顧年事已高仍對學會事務親力親為所感動。我曾記得,1997年學會在重慶召開年會,先生身體略有不適,我們曾勸他別去了。但先生笑笑說,學會一年開一次年會,對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次學習的機會,我還是去好。

      我還記得,先生作為中國現代史學會的創始人之一,一直熱心于與海外學術團體的聯系。他常與我說,我們的研究不能關起門來研究,必須走出去加強與外界的聯系。他在日本有許多學術朋友。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中國現代史研究會邀請他赴日本參加研討會,恰遇他正患眼疾,不能前往,王先生囑我代他前往。他說這不是個人的事情,關系中日兩國的學術交流,也關系到學會之間的交往。

      這樣的事例,很多很多。這僅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先生對中國現代史學會的關心,反映了中國現代史學科發展在先生心中的地位。

      二是他對中國現代史研究的貢獻。

      王檜林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國現代史研究。在其研究中,他用心最多的是關于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和抗日戰爭史研究。

      1983年,他與人合作編寫了國內第一部《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1986年,他主編了國內第一套有關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資料叢書;1998年他主編了《20世紀中國思想史傳紀叢書》。與此同時,他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等刊物上發表了《五四時期民主思想的演變》等一系列有關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論文,提出了許多卓有見識的看法。其中一些論點直接影響了一代學人對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的思考。

      如《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中心任務的變化及各派的反應》,客觀地評述了共產黨、國民黨以及中間政派在九一變事變后的政治態度和變化。文章認為,九一八事變后,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發生了巨大變化,由過去側重于反封建轉向反帝。面對這種變化,中國各政派反應不一,認識各異,基本上有三種情況:背向、旁向和面向。“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集團,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背向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左傾路線控制的中共中央,犯了嚴重的關門主義錯誤,偏離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革命的中心任務”。此時,只有中間政派,“面向中國歷史的中心任務,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主張團結、抗日、民主”。“客觀地看,中間政派是最早倡導團結抗日的,是抗日聯合戰線的始倡者。但由于中間政派力量弱小,又不直接掌握武裝,所以其主張不為國共雙方所重視,反而因為他們的主張與國民黨當權派和中共都不合,成為雙方打擊的對象”。如此認識,改變了陳說,啟迪了我們的思考。

      王先生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歷程》,是對中國革命思想發展的總結。他用“三條路線、兩種斗爭、一個結局”概括了中國革命思想發展的過程。他認為,1919-1949年三十年間,中國政治舞臺上出現了三個政治集團和三條政治路線,即國民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中間黨派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路線和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路線。中共的路線和其他兩條路線進行了長期的斗爭,這種斗爭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三條路線較量的結果,也是兩種斗爭的結局。這種論斷,無疑深化了我們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政治思想史研究。

      抗日戰爭史研究是王檜林先生學術研究的又一重點領域。早在20世紀60年代,他即在北師大歷史系開設抗日戰爭史專題講座。80年代后,他相繼主持編寫了《抗日戰爭史叢書》和《中國抗日戰爭全書》兩部巨著。這兩部書出版后分別榮獲國家圖書提名獎和山西省圖書特等獎。此外,他還相繼發表了《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整體格局》、《抗日戰爭有無戰略反攻階段》、《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特點》、《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日戰爭之關系的三個問題》等一系列論文。所述問題,填補了學術界研究中許多空白,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1996年,年逾古稀的王檜林先生退休后,仍心系學術,筆耕不輟。1998年,他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理論研究》出版,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論述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學術專著。1999年,他主編的《中國通史》第十二卷出版,該書是由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中國通史》的重要組成部分。2003年,他的論文集《中國現代史——事與勢》出版。直至2008年患重病期間,他仍在修改《中國現代史》教材。2009年5月,為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先生在病榻上還寫了《用世界史的視野觀察中國人的中西文化之爭》一文,以五四運動為契機,談了“中體西用”基本公式的形成和演變的歷程,展現了他一生對中西文化碰撞的認識。文章不長,但高屋建瓴,令人深思。

      王檜林先生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了中國現代史研究。他一生嚴于律己、淡泊名利、為人正直、待人誠懇、處事踏實,生活樸素。他最推崇的人生境地是“淡泊明志,寧靜致遠”。臨終前,王先生還給我們弟子展示了一副對聯:“身處大化中亦憂亦喜;道觀天地外即幻即真”。我想,這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他一生的寫照。

      教學相長、教研相長

      中國社會科學網:大學教育中,學者的教學、科研活動很多,有人認為二者只能選其一。請您談談教學和科研兩者之間的關系。

      朱漢國:我1973年1月高中畢業后開始從教,后來恢復高考,考到北京師范大學,從本科到博士,一直在北師大讀的,畢業后留校工作至今。我這一輩子的職業就是教師。作為高校教師,肩負著教學、科研的任務。其實,有的高校教師,不止這兩項,還肩負著一定的社會工作。如何處理教學、科研,以及社會工作的關系?這或許是每位大學老師要面臨的問題。

      我記得自己在2000年前后那幾年,在教學上承擔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多門課程,指導研究生近20名;在科研上,承擔3項國家和教育部社科項目;與此同時,還擔任歷史系主任,參與國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負責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的研制工作,主持編寫初中和高中歷史教科書。那個時候應該是自己最忙的時候,現在回想起來都不知道怎么忙過來的。

      我的體會是:首先要合理安排好時間,因為一天就是24小時,如果你承擔的教學、科研、社會工作多,那只能是比別人多付出,同時要抓住重點,對老師而言,教學就是重點。

      二是教研相長、教學相長。教學和科研是不矛盾的,而且研究成果是教學的底氣,科研不好的,教學不會好在哪里去,也吸引不了同學,大學教學和中學教學不一樣,中小學教學主要是依托教材來教,但現在有很多好的中學教師也不完全按照教材,也有自己的一套教學方法,而在大學照本宣科是行不通的,大學教學不能受教材限制,必須把你的研究成果運用到教學當中,所以一定要抓好自己的科研成果。教學相長,是指教師在教學中,首先要精心準備,好好備課,有時候會與學生進行討論,并且鼓勵學生積極提問,而且這也不是負擔,有時候還會激發出新的想法和思考,互相啟發,從而有助于教學。

      三是教書育人永遠是教師的立身之本。這是和純學術研究機構不同之處,也可以說是高校的優勢,大學教師要教書育人,教學對教師而言,這個是不能打折扣的。教師帶學生,永遠是本分。一定要好好帶學生,不能馬虎敷衍,要努力引導學生成才。

      興趣、基礎、態度是學術研究的三要素

      中國社會科學網:您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近40年,成果豐碩,并且也培養了大批從事專業學術研究的研究生。在您看來,從事學術研究需要哪些因素?

      朱漢國:從事學術研究的因素很多,每個人的看法也不一樣,就像同一位老師帶出來的學生,每個人取得的成就都不相同。

      從我個人角度而言,從事學術研究第一得有興趣。興趣很重要,命題作文很不好寫,有的學生喜歡讓老師指定題目做,但老師認為好做的,學生不一定認為好做,所以還是希望學生自己選擇自己喜歡的。研究興趣是你開展學術研究的第一要素,不感興趣硬去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在招學生的時候,結合考生的研究領域和個人材料,關注他們的研究興趣,我曾經招過一個學生,本科專業是自動化,非歷史專業的,但這個學生就是對歷史感興趣,當然也有考慮其他的因素。但興趣無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為這樣才會全身心投入精力進去,不以為苦,還以為樂,所以一定要培養研究興趣,這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礎。

      第二個因素是基礎,要夯實基礎,不管你研究哪一領域,基礎一定要扎實,這個基礎包括專業基礎,研究歷史需要歷史基礎,而且不能說你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就只研究這一領域,你還得了解古代史,今天的歷史是昨天歷史的延續,現在我們研究歷史還要放眼世界,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發展的坐標中,古今中外的歷史必須都要有所了解,這是我們的專業基礎。

      還有理論基礎。理論是很重要的,史論結合,沒有理論的架構,深入探討問題是很難的,歷史的核心素養是什么?歷史專業的學生除了應該培養包括時序能力、運用史料的能力、歷史理解的能力、歷史解釋的能力之外,還要重視史學理論的作用。就像史學專業的學生在設置論文題目的時候,就需要看出時序的能力,要讓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史學領域的論文,還得需要一門史學理論來掌握史料。我們在高中歷史核心素養寫的是唯物史觀、時空觀念、史料實證、史料解釋、家國情懷。有些碩士論文、博士論文會有點“淺”,就是沒有進行理論升華,理論分析和提升,沒有將核心觀點提煉出來,因此,唯物史觀一定要了解和掌握。

      再有就是寫作基礎。人們或許說,歷史還需要寫作基礎?文筆不好,滿篇語病,話語啰嗦,沒有主次,寫作的基本功不行,怎么能行?錯別字,這是小學老師需要去改的。不出錯別字,語句通順易懂,簡明扼要,邏輯有序,這是寫字的基本功。博士論文出現這些問題,是不應該的。

      第三個因素是態度,治學態度要認真,來不得半點馬虎,錯別字太多,語句不通順,這是態度不端正呀。我在給本科生上課的時候,會讓他們提交論文作業,有的學生分段、標題都不規范,這一看就是倉促寫的,態度不認真。做研究需要坐冷板凳,廢寢忘食,像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顧誠先生治學非常嚴謹。顧先生去北京圖書館查資料的時候,常常一呆就是一天,他認為做學問就應該沉下心,潛心做學問,這就是態度認真的體現。

    作者簡介

    姓名:郭飛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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